關於編輯、刊行《章太炎全集》的重大意義，其實不必多言。十年前，我在《胡適全集》出版座談會上已提及，晚清及五四兩代學人中，起碼有二十位值得出全集。而其中最讓我牽掛的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至今沒能完工”的《章太炎全集》（陳平原《“大家”與“全集”》，《中華讀書報》2003年9月17日）。近幾年，因國家經濟實力提升，以及文化政策的轉向，各出版社熱衷於為諸多近現代“大家”編印全集。這自然是大好事——但好事必須用心做，才可能有好的效果。本文借助《章太炎全集》第一輯的刊行，談論編印“全集”的宗旨、體例、陷阱以及可能性。

需要說明的是，這裏針對的，主要是近現代文人學者。編陶淵明或李白、杜甫的全集，當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殘篇斷簡，也都彌足珍貴。近現代人物不一樣，因保存資料及傳播言論的途徑相當多樣，取捨之間，最好仔細斟酌，避免“揀到籃裏就是菜”。至於將討論對象局限在“文人學者”，那是因為，政治家的“全集”，某種意義上屬於“個人檔案”（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刊行的共2800萬字的《李鴻章全集》），至於那些文字是不是他本人所撰，或屬不屬於“著作”，均可忽略不計。

在我心目中，章太炎既是個“有學問的革命家”（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也是個“有思想的學問家”（陳平原《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58—65頁，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適合於拿來跟已刊的《蔡元培全集》《魯迅全集》《胡適全集》等，以及諸多正在編輯的全集做比較。也就是說，本文之談論為何以及如何編全集，眼光並不局限于章太炎一家。

在正式討論之前，先說一個小問題。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章太炎全集》第一輯共八卷，雖說是舊書重刊，但經過了精心校訂，仍然值得期待；只是刪去了原先的卷數，徒增日後引證的困難，實在不應該。我猜想，出版社心裏沒數，不知道總共能出多少卷，也無法保證依次推出，於是採取這種“模糊戰術”。其實，本就不是編年文集，最後附上年表以及索引即可，沒必要如此縮手縮腳。不寫卷數，三四種書合刊的，勉強還可以描述；日後那些諸多篇章集合而成者，真不知道該如何徵引。建議上海人民出版社從長計議，還是為《章太炎全集》加上卷數，以方便讀者及學界。

好，閒話休提，言歸正傳。本文連評論帶建議，準備討論“‘全集’為誰而編”、“編者的努力與權限”、“演說與報道”、“書劄與題跋”、“翻譯與編書”、“個人著作還是專題檔案”等六個問題。

一、“全集”為誰而編

全集為誰而編？當然主要不是為作者。除了“蒙冤受屈”或突然冒出來的怪才，一般情況下，夠格編全集者，其著作大都已經刊行過。後人為其編全集，不外將全部著作及文章集合，加上日記、書信及若干“未刊稿”。對於作者來說，如此“泥沙俱下”，不僅不加分，反而可能“有損光輝形象”。因此，常有眼界很高的作家或學者臨終前要求燒毀手稿，也常有遺囑執行人違背諾言，在作者身後源源不斷地推出未經作者本人審定的“遺作”。如此近乎“背叛”的行為是否值得嘉許，見仁見智。

我多次以清人全祖望的《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為例，說明編全集的難處。全祖望稱，黃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編的；後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來不及校訂，弟子又不敢刪改，難免玉石雜陳，可惜了。古人出書難，編纂文集或全集時，多少有所取捨。現在不一樣，出書太容易了，於是各家文集及全集遍地開花。說是“文化積累”，可對具體作者來說，出全集不一定是好事。把能找到的東西都放進來，表面上很豐富，實則因其過分蕪雜，反而降低了水準。

不允許悔其少作，不允許掩蓋瑕疵，不允許修正錯誤，甚至不允許保護個人隱私（這世界上或許真的有“事無不可對人言”者，但並不可愛），全都一股腦給“全集”了，這其實是很殘酷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編者，自認為是作者的功臣；殊不知，弄不好就成了作者的敵人。

作者身後管不了，就這樣被後人有情或無情地“全集”了，這到底是禍還是福？編者之所以不遺餘力，非要窮盡所有資料不可，有時是不忍埋沒天才，有時是基於學術判斷，有時則只是為了顯示自家迥異常人的見識或韌性，當然，也不乏借此牟利的。不管出於何種考慮，編全集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完善作者的“光輝形象”，而是為了滿足專家型讀者的研究興趣。

既然編全集主要是為了方便專家學者的研究，那麼，若同一著作有多種版本，編“匯校本”是個好主意。如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前後版本有很大差異，若加以匯校，顯示作者修訂的足跡與用心，對學界很有意義。可這麼做，作者本人願意嗎？毛澤東的著作有點特殊，不是誰想編校就能編校的。文人學者呢？記得錢鍾書曾起訴刊行《〈圍城〉匯校本》（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社及編者。怎麼看這件事？這涉及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一個重大區別。古代作家編集子，大都是晚年自己或門生幫助定稿，然後刻印流通。現代文學不一樣，基本上是隨寫隨刊。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很多人“悔其少作”，但又對那些潑出去的水無可奈何。

作者有權提供最權威的版本，甚至在版權保護期內，拒絕重印已被替換的初版；研究者的立場不一樣，他們希望瞭解你原初的思考及表達。各有各的立場，也各有各的苦衷。我的看法是——只要曾公開出版或發表過的，編者就有權將其收入全集（在不違背版權法的前提下）。比如，同題著作或文章，若有較大差異，且都值得重視，不妨以匯校本或並置的方式入集。就像此前《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收入《訄書》初刻本、《訄書》重訂本與《檢論》；同理，東京國學講習會本（秀光舍印刷）及章氏叢書本（浙江圖書館刊）《國故論衡》，可以攜手進入全集。至於“先校本”那二十五處改訂該如何呈現（參見周振鶴《關於章太炎〈國故論衡〉的“先校本”》，《國學茶座》第一期，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再議。

太炎先生文章頗有初刊雜誌，日後修訂成書的，如1902年《新民叢報》第五、第九、第十五號刊載的《文學說例》，即《訄書》重訂本《訂文》第二十五所附之《正名雜義》，二者立意相同，但有很多增刪；1906年《國粹學報》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期所刊《文學論略》，日後改訂成《國故論衡》卷中《文學總略》，也有許多變化。這種情況，建議兼收並蓄。

這麼說，估計不會有太大爭議。你能鉤稽出多少佚文，只要證據確鑿，編全集的照單全收，學界也樂觀其成。問題在於，作者生前未刊，且很可能不願意公佈的資料，編者有沒有權力將其收入全集？

二、編者的努力與權限

凡編全集的，都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報刊上輯佚，書籍裏爬梳，檔案館裏搜尋，加上親屬的翻箱倒櫃，尤其重視那些從未面世的“手稿”。如此勞作，固然體現編者的職業精神，可是否需要考慮作者本人的意願？盜版是一種侵權，強迫作者接受的著作，是否也屬於“侵權”？除了去年發生的楊絳訴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舉辦“錢鍾書書信手稿專場”，還有一件並未塵封的往事——1997年5月，錢鍾書、楊絳起訴大連出版社未經授權，在《記錢鍾書先生》（牟曉朋、範旭侖編著）一書中擅自刊出錢鍾書書信108封，詩73首，手跡65件。國家版權局裁定：停止發行該書，封存並銷毀庫存，對出版社罰款1萬元。

因為楊絳的極力抗爭，那些散落各家的錢鍾書信劄無法公開發表或結集出版。楊先生去世以後呢，後人編錢鍾書全集時是否有權將其收入？不是真假的問題，關鍵在於作者的意願。私人信劄中，口無遮攔，發表出來很得罪人；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本就是應酬的客氣話，所有評價都做不得准。若這些都進入全集，當事人很不情願。原因是，一旦進入全集，日後的研究者必定大量引用，且不考慮語境與文體等。如今檢索這麼方便，研究者斷章取義，胡亂發揮，是常有的事。為了防止冤枉好人或被“有心人”利用，錢鍾書、楊絳夫婦決定用法律手段自我封存這批東西。作為讀者，我們是否需要尊重他們的意見？

還有另一種“手稿”，在我看來也不值得整理出版——那就是作者在長途跋涉中留下的零星足跡。已經有完整的成果呈現，除非蘊含某種機密或有重大變故，否則那些階段性的思考沒必要保留。當初為王瑤先生編全集，我拿到不少師母提供的有關中古文學研究的手稿。一開始很興奮，可仔細比對，稍成規模的，或修改後進入了《中古文學史論》，或在別的文集中使用了，或本身就沒有什麼價值，最後一篇都沒用上。雖有點沮喪，但我以為這麼做是負責任的。目前各家全集之被詬病，漏收之外，更包括很多不該有的“重出”，以及沒有多少必要的“刻意打撈”，這恐怕與編者“貪多求全”的心態有關。在我看來，編全集不僅是輯佚的功夫，更包括學術判斷。以為既然編全集，那就事無巨細、隻言片語都收錄，這種編輯思路，我不認同。

十年前撰寫《“未刊稿”及其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3期）：我提及編《王瑤全集》時，要不要收他的檢討書，我有過掙紮。關於這個問題，我是少數派，少數服從多數。但我始終認為，這些明顯屬於違心之作的“檢討書”，應該作為史料單獨刊行，或放在圖書館、檔案館裏供人查閱，而不該收入全集。我當然明白，這些東西對研究者很有用，可我們是否需要尊重作者的意願？我記得很清楚，王瑤先生生前說過好幾次，1972年香港波文書局影印《中國新文學史稿》，附錄《批判王瑤及〈中國新文學史稿〉專輯》，收入12篇北大學生的批判文章以及他本人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自我批判》，對此他非常氣憤——說盜版也就算了，還讓我背黑鍋，實在不應該。這些批判文章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刊行的《文學研究與批判專刊》第三冊，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已經公開發表的“自我批判”尚且如此，那些躺在檔案館或家屬手中的檢討書，是否有必要收入全集，我確實很猶豫。有時候想想，作為研究者，我們是否太自私了，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而不太顧及作者的感受。隨著檔案的日漸公開，還有私人收藏的浮出水面，很多當事人不願意刊行的“手稿”（尤其是牽涉個人隱私者），難道都有必要整理且收入全集？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文章其實已經刊出過，只是作者出於某種原因，不太願意提及。這個時候，全集的編者確實有權力將其鉤稽出來，呈現給讀者。比如《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及《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都避而不談1910年刊載於《教育今語雜誌》的多篇白話文，日後被張靜廬編輯成書，以《章太炎的白話文》（上海：泰東圖書局，1921年）之名刊行。這冊小書因錯收了錢玄同的《中國文字略說》、漏收了第四冊上署名獨角的《論文字的通借》，加上各文入集時改動了題目，曾引起很大爭議（參見陳平原《關於〈章太炎的白話文〉》，《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但撇開書名，這些文章還是應該進入全集的。

三、演說與報道

編全集碰到的最大困難，很可能是如何處理各式各樣未經作者本人審定的演說。“演說”確實存在，可“記錄稿”未必可信——入不入全集都是個問題。

先說兩件趣事，以見“演說”入集之不易。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號，刊有《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及《蔡孑民先生之歐戰觀——政教會歡迎會之演說》二文。兩個月後，《新青年》3卷1號的“通信”欄裏，出現蔡元培致《新青年》記者函，稱這兩篇記錄稿錯漏百出，讓他坐立不安，“不能不有所辨正”。此信讓既是北大文科學長、又是《新青年》主編的陳獨秀狼狽之至，趕緊以“記者”名義附言：“本志前卷五號，轉錄日報所載先生演說，未能親叩疑義，至多訛誤，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賜函辨正，讀之且愧且喜。”引領學界風騷的《新青年》尚且如此，其他報章的情況可想而知。

查有記載的魯迅演講達五十多次，可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遺失，許多是作者故意刪去。在《〈集外集〉序言》中，魯迅稱：“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於講演，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記錄的人，或者為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於是漏落，錯誤；或者為了意見的不同，取捨因而不確，我以為要緊的，他並不記錄，遇到空話，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它由我這裏刪掉。”（《魯迅全集》第七卷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近幾年有編者及出版社不明就裏，編“魯迅演講全集”，增收不少作者明白表示刪去的篇章，實在不應該。嚴肅的做法是，像朱金順《魯迅演講資料鉤沉》（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或馬蹄疾《魯迅講演考》（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那樣，只做考據與辨析，而不將其收入魯迅著作或全集。

最理想的，莫過於都像《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新潮社，1920年）那樣，所有“演說”都經過作者本人的校訂與認可。可實際上做不到，讓後世編全集的人猶豫不決的，正是這些未經作者審定但又有明確記載的“演說”。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有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申報》的摘要本、曹聚仁筆錄《國學概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2年）、張冥飛筆述《章太炎國學演講錄》（上海：梁溪圖書館，1925年）。在“本埠新聞”版摘要介紹章太炎每回的講演內容，這已經是天大的面子了，對《申報》本不好苛求。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曹、張二本。張書錯漏百出且亂加按語，封面上還赫然寫著“長沙張冥飛、浙江嚴伯梁批註”，難怪章先生極為憤怒。據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沈延國稱：“又先師曾諭延國雲，昔在江蘇教育會演講，曹聚仁所記錄（即泰東書局出版的《國學概論》），錯誤較少；而另一本用文言文記錄的，則不可卒讀。”（參見沈延國《章太炎先生在蘇州》，載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394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年僅21歲的曹聚仁，其記錄整理本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賞識？除了曹本人所說，聽得懂余杭話，事先讀過《國故論衡》和《檢論》，故熟悉章太炎的學術思路，還有就是曹使用的是白話，更能傳達太炎先生講演時的語氣與神態。對比張冥飛那蹩腳的文言本子，你會發現，章太炎很有個性的語言，以及許多精彩的表述，全被現成的套語弄得面目全非（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3期）。具體到編《章太炎全集》，我主張收入曹聚仁筆錄的《國學概論》，只是需要略加說明。

章太炎晚年在蘇州講述國學，有諸多弟子記錄整理，流傳也很廣。如1980年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編印的《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錄》，以及近年刊行的各種《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出於對太炎先生的尊重，以及保存史料的需要，此書可以進入全集，但必須說明，這並非章太炎本人著作。太炎先生晚年弟子湯炳正稱：“當時，應全國學術界的要求，每一門課講畢，即將聽講記錄集印成冊。先生以精力不給，付印前皆未親自審校。因此，在聽講記錄出版時，他堅決反對署上自己的名字。”（參見湯炳正《憶太炎先生》，載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462頁）

至於各種新聞報道中引述的“隻言片語”，一來真假難辨，二來脫離特定語境，很容易產生理解的誤差，故我不主張輯錄併入集。這方面的工作，應留給考據學家、傳記作者或年譜長編去處理。

四、書劄與題跋

編全集的人最倚重且最花工夫的，是整理日記，因《章太炎全集》沒有這個問題，故從略，轉而談論題跋與書劄。

因在北大圖書館裏多次撞見胡適題跋的藏書，曾呼籲相關人士“儘早編纂並出版胡適藏書目錄及胡適藏書題記批語”（陳平原《關於建立“胡適文庫”的設想》，《中華讀書報》1998年9月30日）。很可惜，胡適藏書被打散，重新集合並不容易，目前雖有若干成果面世，但離“野無遺賢”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我很慶倖暨南大學圖書館入藏章太炎藏書300餘種，經過多年努力，共輯錄章太炎題跋批註近八百條，成書《章太炎藏書題跋批註校錄》（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此書以及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筆記，王寧整理抄錄的《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我以為均可進入全集。批註及題跋如何入集，也是個難題。比起中華書局馬上刊行的《王國維批校〈水經注簽〉》，我更傾向于《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的做法。前者全彩影印，定價6000元，屬於紀念版，不適合進入《王國維全集》。

除了錢鍾書這樣明確反對刊行自家信劄的特例，一般編全集的，徵集或搜羅書劄都是重頭戲。可這裏有個明顯的誤區，編者為了體例統一，頗有按日期編排信劄的；這樣一來，忽略了作為特定文體的“書”與日常生活的“信”的差異。若《太炎文錄初編》收錄的《與人論文書》、《與人論樸學報書》、《與鄧實書》、《與王鶴鳴書》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更不要說《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一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常提及的雄文了。如此“文章”，應該在文集中露面，而不該與講述日常瑣事的信劄混編。怎麼厘定二者的邊界呢？以作者生前是否公開發表為標準——凡作者生前公開發表並認可的，均作為文章看待。比如編《魯迅全集》時，1933年上海青光書局初版的《兩地書》，就應該作為著作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雖保留了《兩地書》的完整性，但將其與其他書信合成一卷，我對此不以為然。

另一種情況比較特殊，雖說是後人編輯而成的書信集，但因專題性很強，值得整體保留。如湯國梨編《章太炎先生家書》（中華書局，196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刊《章炳麟論學集》（吳承仕藏），建議收入全集時不要打散。

五、翻譯與編書

如果是著名翻譯家，若傅雷、朱光潛或周作人，編全集時，當然要收譯作。但如果其翻譯與從事的專業沒有關係，要不要收入，則屬於兩可。

作為專業造詣很深的語言學家，高名凱翻譯羅素的《哲學大綱》或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都在情理之中；但你很可能沒想到的是，他還是著名的巴爾紮克小說翻譯家，有二十種譯作，集中刊行於1946-1954年間。我曾因此撰文討論語言學家的文學興趣（陳平原《語言學家的文學事業》，《中華讀書報》2011年4月27日）。與此類似的，還有王力（了一）留學巴黎期間，翻譯許多法國文學名著（左拉、莫裏哀、喬治•桑、紀德等）。最初是為瞭解決生計，可譯著譯著，譯出了興趣，譯出了經驗，也譯出了名聲。但如果編全集，是否需要收錄這些翻譯小說，值得斟酌。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至1991年刊行的《王力文集》（20卷），除專業著述外，兼收序跋、書評、雜文等，但不收譯作。近期中華書局準備推出新版《王力全集》，據稱25卷36冊，且收入“譯著二十餘種”。這麼說來，其早年譯作有望“登堂入室”了。

編全集時收不收譯作，學界歷來有爭議。就以魯迅為例，1938年印行的《魯迅全集》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收魯迅著作、譯文和部分輯錄古籍，共20卷。1956至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印的《魯迅全集》，只收作者著作及部分書信，共10卷。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行20卷的《魯迅全集》，第11至20卷包含魯迅早期譯作《月界旅行》、《域外小說集》、《愛羅先珂童話集》、《苦悶的象徵》，以及後期譯作《毀滅》、《死魂靈》。等。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16卷本《魯迅全集》，是最為流行的權威版本，此版除魯迅本人作品外，古籍輯佚或外國譯作只收序跋。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刊行18卷本《魯迅全集》，基本保持1981年版思路，只是增加了若干佚文及注釋。為了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競爭，2012年光明日報出版社刊行的《魯迅全集》及2013年中國文聯出版社推出的《魯迅全集》，都聲稱涵蓋了魯迅創作、翻譯、古籍輯校和科學普及四個方面的所有著述。最勇敢且規模最大的《魯迅大全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共33卷，約一千五百萬字，但其不分青紅皂白，一鍋亂燉，學界大都不以為然。相對來說，我更傾向於在創作及學術的《魯迅全集》之外，刊行《魯迅輯錄古籍叢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以及《魯迅譯文全集》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與王力、高名凱的情況不一樣，魯迅的翻譯與創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譯作不管今天看來有多少毛病，都值得整理與重刊。問題在於，用什麼辦法重刊，是收進全集裏，還是單獨印行。我之所以主張讓譯作及輯錄古籍“單飛”，是考慮到《魯迅全集》發行量很大，沒必要讓非專業的讀者“閒置”大半部全集。

這就說到了《章太炎全集》，我主張收入英國斯賓塞爾著、曾廣銓與章太炎譯《斯賓塞爾文集》，以及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社會學》。章太炎的外語水平如何，是獨立翻譯還是僅起潤色作用，這都不在我考慮之列。我關心的是，此舉起碼表明章太炎的文化視野及學術興趣。至於《太炎先生著述目錄後編》（《制言》34期，1937年2月）中提及，章太炎曾譯有《希臘羅馬文學史》，“此書譯自日文，與前書（《儒書稽古錄》）同歸長沙章氏”。不知道此“未刊稿”是否尚存天地間，若真能找到且整理出版，對學界來說無疑是福音。

為“大家”編全集時，收不收其編選的書籍，這不能一概而論。一般僅收此類著作的序跋，以見編者旨趣；但也有例外的，如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就可以進入全集，因作者將其作為著作來苦心經營，且確有自家面目。只是這樣的好事並不多見，故談及“編書”是否進入全集時，我傾向於從嚴掌握。

六、個人著作還是專題檔案

編“全集”的最大困惑是，這到底是“個人著作”呢，還是“專題檔案”？很多分歧其實是由此而生。舉個近在眼前的例子，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刊《蔡元培全集》，總共18卷，之所以比高平叔編、中華書局1984-1989年刊《蔡元培全集》的七卷本多出這麼多，有鉤沉輯佚的功勞，但很大程度在於增加“當時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義發佈的重要公文、法規等”。凡從政者，每天都在簽文件，這些東西該不該收入全集，是個棘手的難題。當初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就曾為此事糾結很久。我曾參與討論，最後敲定的方案，便是《編輯凡例》所說的：“附錄部分收入由梁啟超簽署之公文，以備研究者參考。因數量過多，凡編者以為意義不大者，僅作存目，不列原文。”章太炎沒有這個問題，可如何看待其民國以後的各種通電，是否將其全部收入全集，同樣值得考量。

還有讀書筆記以及類似讀書筆記的短文，到底該不該進入全集，這得看編者的眼光及評價尺度。說句玩笑話，今天的“大家”，去世前若不認真清理硬盤，後人編全集，不知道將鬧出多少“冤假錯案”。因為讀書筆記與短文之間，有時很難分辨。在這方面，楊絳非常明智——與商務印書館簽訂協議，將錢鍾書的全部讀書筆記影印出版。這套《錢鍾書手稿集》，共分《容安館劄記》、《中文筆記》、《外文筆記》三部分，前兩部分已於2003年、2011年出版，篇幅最大的《外文筆記》最近也已陸續刊行。說好這就是讀書筆記，不是個人著作，“錢迷”們盡可在裏面翻江倒海，其他人則不妨敬而遠之。

這樣明確區分，對於作者及讀者來說，都是大好事。既保留了資料，也避免了誤傷。以此類推，我傾向於全集就是“個人著作”，至於“專題檔案”，不妨另外編印——後者針對的是專家中的專家，或有特殊癖好的讀者。將兩者混為一談，必定使“全集”功能紊亂，變得越來越複雜，規模也越來越大，最後的結果就是遠離一般讀者，只能藏身於圖書館。

我心目中的《章太炎全集》，應該是一套可讀、可藏、可信賴、可把玩的好書。

（陳平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