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範圍內，國際體系轉型越來越加速，其前景撲朔迷離。在這樣一個紛繁複雜的世界中，各種國際秩序觀風雲際會，不同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對立、暴力衝突、技術擴散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是否可控，或者走向秩序崩潰、導致人類的災難？這些就是本書作者基辛格和他的老友、前國務卿舒爾茨在一次午後咖啡深談中共同談到的憂慮。這次談話成為基辛格寫作《世界秩序》的壓力和動力。

基辛格在書中所要討論的主題正是如何構建一個共同分擔責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對國際體系和秩序的根源進行深入思考。

基辛格的多面性

任何一本巨著，如同《紅樓夢》那樣，不同眼光的讀者都會從中見仁見智。標題簡明的《世界秩序》具有同樣的魅力，也帶給讀者同樣的迷惑。全書內容的多重性與基辛格本人的多面性，二者在書中熔鑄合一。

基辛格在離開官場數十年後，91歲高齡依然才思敏捷，這是他的第21本著作。這本書既是基辛格60年外交生涯的經驗和理念總結，又是400年來國際秩序變遷的歷史總結。書中深入揭示近現代以來國際秩序的各個關鍵篇章，預測中美關係和歐盟未來的長遠趨勢，總結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教訓，對伊朗核問題、“阿拉伯之春”、烏克蘭危機等最新事態全部覆蓋，一覽無遺。作者的眼光深刻而獨到，其觀點兼具挑戰性和準確性，縱向的歷史感和橫向的現實感交織，引導讀者追隨這位戰略大師的頭腦馳騁天下。

從思維方式上看，基辛格具有同時運用幾種研究方法的能力。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基辛格以簡明深刻的筆觸，熟練地挖掘過去，重溫西方崛起的歷程。他沒有列舉一長串政策，而是對歷史事件進行沉思，找到過去與現在的相似之處。作為一位戰略家，他擅長地緣政治的分析方法，以另一種思考方式來找到各種國際秩序之間的共性，即建立大國均勢的困難。作為一位外交家，基辛格又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大師，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國際秩序的核心概念即權力與合法性的深刻理解。

從基辛格一生的實踐看，就是不斷捕捉機遇並改變著世界秩序。他作為當代最傑出的外交家、戰略家之一，幾十年參與制定核心戰略和最高決策（包括國家安全助理、國務卿）的經驗，實際上成為國際秩序的“塑造者”之一。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為結束越南戰爭而展開的巴黎談判，促成里根和勃列日涅夫的雷克雅未克會談，這些20世紀外交史大事件的背後，都有他親力親為之功。在1970年代美國需要喘息的時間和空間，基辛格大膽調整對華、對蘇政策，卻受到政敵的猛烈抨擊。因此，他在書中又提出新的國際秩序理念，大國之間只有相互尊重，不彼此對抗，擁有共同目標，才會有一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

基辛格善於發現舊戰略的缺陷，又勇於創造新的戰略概念並以此構成新的戰略空間。“可能性外緣”就是他的獨創之一。這個概念把世界看作一系列不斷變遷的現實傾向，戰略家就是要不斷適應變化，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基辛格如是說：“你越是靠近可能性外緣，就越冒風險，因為你單槍匹馬。”這就是他的成功秘訣，足以解釋他當年秘密訪華並取得成功的原因。這也是他在書中列舉黎塞留、梅特涅、塔列朗、俾斯麥等歐洲史上著名外交家的原因——他們全都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人們可以從這本書中讀到基辛格與外交史名人相重疊的身影。

基辛格的語言特色是具有很大的彈性，這既是他擅長外交技巧的表現，又是他分析問題的一種方法。他既可以按照形勢變化的風向調整自己的判斷，又可以對未來大趨勢保持清醒的洞察。他在戰略問題上常常保持悲觀的現實主義，但是從來不把形勢描繪得一團漆黑。有人評論說：“基辛格能夠與六個觀點截然不同的人會面，然後說服所有六個人，讓他們相信面前的這位是真正的基辛格。”正是這種靈活性，使基辛格能夠與理念不同的外交界人士找到共同點。希拉里•克林頓在其《紐約時報》書評中稱道基辛格的新作，其實他們各自的外交理念很不相同。基辛格和筆者討論這本書時也承認，在出版之前，他以為書中的觀點只會得到少數人贊同，現在看來情況比預計的好得多。表面上看，基辛格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遊刃有餘，實際上他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左右兩派做了一個總結。

列舉這位大師的多面特點，還需指出他的核心理念。希拉里•克林頓在其書評中直言：“雖然我們對世界和麵臨的挑戰常常看法截然不同，現在和過去也都主張採取不同的對策，但是有一種共識，即對美國繼續擔任領袖、維護自由秩序的信念。”這本書說出了他們的共同擔憂，就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否還能、如何才能保持下去。這就點出了《世界秩序》的本質，若是忽略這一點，天真的讀者就會陷入基辛格布下的“八卦陣”。

國際秩序觀的多樣性

馬克•吐溫說過：歷史不會重演，但卻總會像押韻一樣驚人地相似。基辛格正是以歷史為起點展開國際秩序觀的多樣性，即從歷史角度分別加以描述，然後轉向當代秩序問題。

在本書導言和前四章中，基辛格用了全書一半篇幅探討世界秩序多樣性及其起源問題。這種多樣性首先建立在世界各種文明和制度的不同淵源的基礎之上。基辛格列舉了歐洲、伊斯蘭、伊朗、俄羅斯、印度、中國以及美國本身等各種國際秩序觀的歷史演進。在此基礎上，基辛格提出了一系列修正現存國際秩序的觀點和選擇。

觀點之一：迄今為止並不存在一個“真正的國際秩序”。在世界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各種文明都曾有過自己的國際秩序定義，把自身視為世界的中心，將自己的原則視為世界的普遍價值。中、印、俄各有其傳統和歷史，從而產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觀。古代中國的“天下體系”，把周邊看作“夷狄”；羅馬帝國則把周圍稱為“蠻族”，稱自己為“世界中心”；二者後來分別成為東方和西方關於世界體系的概念來源。早期的伊斯蘭世界認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治實體，要將其教義擴張到各地以形成世界秩序。中世紀歐洲神權政治體系解體後，開始組成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為近代意義上國際體系的開端。這些古代的世界秩序觀在當代世界依然發生深刻的影響。

觀點之二：在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存在著世界秩序觀的真正差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差異和發展進程必然會影響當代世界秩序。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落後挨打，在國際秩序中始終處於邊緣和底層。儘管如此，基辛格提醒人們，“世界廣大地區從未贊同西方秩序觀，只是默默順從”。進入21世紀以來，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更顯活力。西方關於民主、人權、國際秩序的理念受到多樣化解釋的挑戰。新興國家積累巨大權力資源後，不再需要默默順從，它們不會接受美國秩序，甚至試圖在鄰近地區試行自己的規則。基辛格警告說，如果不承認這些差異，不承認西方秩序並不具有普遍性，將不可避免地造成災難性後果。

觀點之三：當代世界秩序起源於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其基本規則部分還有效，部分已經過時，應加以修正。基辛格認為，世界秩序的最初基石是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的。這個體系有兩大特徵，一是不尋求彼此強加給對方的宗教原則，不干涉別國的國內秩序，以多樣性作為起點，吸收多個社會共同尋求和參與構建國際秩序。二是鼓勵衝突各方建立平衡和達成妥協，使彼此敵對的國家根據國際準則和集體監督而實現共存。這兩個特徵至今仍有重要意義。但是，西方大國正在拋棄前一個特徵，試圖將西方秩序和意識形態強加給非西方國家；新興大國又不願意接受後一個特徵，認為這是非西方壓制它們崛起的藉口。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成為歷史，它應當融入當代現實因素而轉型為新的國際體系。

觀點之四：社會內部變化比外國入侵更深遠地改變國際體系，宗教文化影響使衝突後恢復平衡變得異常困難。歷來學術界都把大國對抗、世界大戰作為國際秩序變革的根本動力，但是國際體系和秩序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在於各國內部變化和宗教文化影響。基辛格認為，世界秩序不是大一統的實體，而是受到文化和歷史影響的產物。例如，歐洲已經從追求獨立的民族國家向歐洲一體化的方向轉變，但是歐盟秩序的脆弱性正是因為歐洲從未有過單一、固定的身份認同。又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和2014年“伊斯蘭國”（ISIS）崛起，沉重打擊了在中東建立西方民主秩序的觀點，“基地”和“伊斯蘭國”等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來自于宗教文化的深刻根源。再如，西方曾經認為，只要消除蘇聯威脅，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就能安然無恙。但是，受到打擊的俄羅斯對西方秩序極為不滿，同樣抵制和對抗現存秩序。因此，西方國家應當學會尊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傳統，這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關鍵。

觀點之五：權力與合法性的轉移是世界秩序轉變的兩大要素。基辛格認為，只有實力而缺乏合法性的體系，只能自我毀滅；僅僅主張道德而缺乏執行力的秩序，也只能自我解散。按照這個觀點，隨著權力在新老大國之間轉移，合法性也將隨之轉移。如果當代國際體系不能反映這種轉移，那麼它既不具備實力，也缺乏合法性。基辛格在書中多次提及，國際體系應反映現實的變化，主導體系的大國應為體系轉型而作出切合實際的讓步，而不是從道德標準出發維持現存秩序不變。因此，世界新秩序的基礎在於權力和合法性之間建立新的平衡。國際秩序的多樣性體現在這種權力和合法性的過渡性上。基辛格關於在權力與價值觀之間維持平衡的國際秩序觀，比純粹的理想主義更有助於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國際秩序。

觀點之六：國家是全球秩序的根本基石，秩序比自由更為重要。基辛格認為，秩序和自由是相互依賴的。建立長期平衡的重要性遠遠超出迎合選民的短期讓步。他說過：“如果一種選擇是正義和無序，另一種選擇是秩序和非正義，我始終都會選擇後者。”基辛格的這個觀點，顯然首先是維護西方主導的秩序，但是又不同於把價值觀置於秩序之上。讀者不應當拘泥於抽象的“正義”和“秩序”概念，應從當代世界的深刻變化中來理解。由於“顏色革命”、網絡新媒體等因素出現，秩序和自由這兩個概念受到顛覆，世界變得更加無政府主義。以“正義”外衣出現的破壞力量不斷上升，威脅到人類健康發展的正常秩序。這種破壞力量，既有西方支持的所謂“民主化”，也有非西方的“原教旨主義”。基辛格主張“秩序”先于、高於“自由”，不是通過干涉別國內部事務、而是通過“力量的總平衡”來實現國際秩序的穩定，實際上就是“大國合作治理下的秩序”。

總之，在基辛格看來，國際秩序正在陷入多樣性悖論的困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歐美要求各國都遵守西方價值觀，但是支撐這種價值觀的物質基礎相當脆弱。歐洲在一體化進程中步履維艱；美國則難以發揮“世界領袖”的平衡作用；中國、印度正在崛起，但是在國際秩序中尚未獲得相應的地位；俄羅斯尚未從蘇聯解體的陣痛中痊癒，又添新的創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正在從“基地”恐怖主義轉向哈裏發統治下的“另類秩序”。基辛格試圖為解體中的國際秩序提供某種粘合劑，大國合作和尊重多樣性是其有價值的兩帖處方。

美國秩序觀及其面臨的挑戰

基辛格在書中把美國霸權歸結為“為全人類而行動”的口號，同時又承認這是一個“令人既愛又恨的超級大國”。美國的世界秩序觀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美國霸權觀。美國霸權秩序的兩重性特徵就是將其擴張主義和世界秩序結合起來，以“普世價值”和“多黨政治”作為其道義制高點，把國家利益和大國均勢作為其戰略支點，由此形成“美國治下和平”的世界秩序結構。

美國的軟實力演繹成為一種宗教式的理想主義：世界似乎可以集體性地“棄惡從善”，外交政策是一種“伸張正義”的鬥爭。二戰後，一代又一代美國領導人都在傳播這個錯覺。冷戰結束後登峰造極，“9•11”事件更加強化美國國際秩序觀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輿論鼓吹“普世價值”的十字軍東征精神，將美國置於意識形態的虛擬威脅之下。如小布什所說，“美國的自由生存取決於其他國家的自由成功。”

以意識形態為軸心的國際秩序觀與基辛格的力量-合法性平衡的國際秩序觀差別甚大。當代美國的硬實力相對下降，軟實力目標卻在不斷擴大，二者之間的巨大缺口難以支撐“一超獨霸”的舊秩序。美國陷入外交和軍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力量和合法性的兩難困境。美國“普世性”原則和美國治理模式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較少可操作性和合法性，加劇了美國霸權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的緊張關係。

挑戰之一是，美國的世界秩序觀越來越難以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基辛格承認，當代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已難以得到大部分國家的擁護，即使歐洲盟國也與美國經常發生歧見。這與20世紀以來美國承擔“世界警察”的歷史慣例相背離。當美國“普世價值”原則與他國利益發生矛盾時，美國的秩序和規則就表現為雙重標準。美國越是將其價值觀和制度模式強加於別國，國際秩序就越加解構和混亂。“阿拉伯之春”的災難性後果證明這一點。美國人開始懷疑在國外提倡“民主”是否真的有助於美國利益。

挑戰之二是，美國維持世界秩序的主導能力暴露其局限性。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認為“美國單極世界秩序”已經確立。但是，美國力量和利益最大化過了頂點之後，優勢差距就會逐漸縮小到零，物質力量不足和政治智慧失靈就會暴露出來。基辛格認為，冷戰的勝利具有模糊性和局限性，美國並未完全實現其戰略目標。美國領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道義越來越受到質疑。倉促應對危機，過分冒險投入和不計後果撤出，匆匆打發了事，惡性循環，每況愈下。長此以往將造成地緣力量失衡，釀成更多軍事衝突，世界將更加失序。

挑戰之三是：美國兩大黨的孤立主義者正在迫使美國放棄其在世界舞臺上的傳統角色。基辛格認為，孤立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是不同國家和平共處的障礙，阻礙著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發揮領導作用。美國的幹預行為往往以普遍原則為開端，以美國內部反對、社會撕裂而告終。二戰後美國打了五場熱戰，每次都引起國內深刻分歧。承擔國際責任的前提是國內支持。當美國陷入困境、撤離戰場、減少捲入時，孤立主義更容易被輿論所接受。

挑戰之四是：美國外交政策必須擺脫戰略僵化的影響，展開新一輪戰略調整。一是確定其優先目標，回答新的問題，尋找新的動力，獲得新的支持。二是重新評估美國式世界秩序的適應性，更新軍事實力，重建國家優勢。三是把道義制高點與戰略要素結合，計算其他深層次戰略因素，包括不同文化背景和地緣政治的差別，充分考慮對手的戰略目標和資源配置。四是重塑世界秩序即某種程度的“去美國化”，在不放棄美國價值觀基本內涵的前提下，使美國的世界秩序觀較少利己性和威脅性，從而得到更多國家認同。基辛格認為：如果美國不能實現上述戰略更新，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就難以獲得合法性和有效性。

美國是否能夠實現這種戰略轉變？基辛格的回答是肯定的。美國外交的歷史記錄就是一個不斷應對挑戰、不斷調整戰略的過程。從老羅斯福走向太平洋開始，美國的歷屆總統都是在建構世界秩序的過程中應對一系列挑戰，在美國的世界秩序目標與其能力有限性之間不斷進行再平衡。當前這次世界秩序調整是美國目標和能力的又一次再平衡，卻不同于奧巴馬的“戰略再平衡”。基辛格認為，調整的結果將是美國的理想主義更務實，美國的實用主義更具有長遠目標，從而使美國承擔維護世界秩序的更大責任。

亞洲秩序與中美秩序觀的互動

基辛格把亞洲秩序的核心問題歸結為“對抗還是夥伴”，他對亞洲秩序的觀察深度似乎不及對世界秩序和美國秩序觀的思考。因為，他的觀察是建立在西方的亞洲觀基礎上，而不是從亞洲國家本身的文化傳統和利益相關性出發來判斷的。基辛格認為：亞洲秩序呈現出“次區域”的多樣性特點。亞洲國家分成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等次區域，每個區域內的民族、語言、宗教、社會、文化結構不同。歷史上的東亞秩序是朝貢體系。它由一個中央王朝和一大批較小政治實體組成；由此形成的亞洲外交，其特點是大國保護下的蕃邦和附庸，實際上具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在亞洲佔據主導地位。大部分亞洲國家獨立後，奉行主權獨立和不干涉原則。西方認為亞洲國家過多關注國家利益，關心人權不足。亞洲地區秩序包含著深刻的美國因素和大國均勢。亞洲地區秩序中一直存在著美國因素，美國為了防止出現權力真空和傾斜，盡力保持亞洲若干地區大國競爭的均勢結構。

在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中，基辛格又指出21世紀亞洲地區秩序的新特點：其一，一批新興國家崛起引發各國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認同；其二，曾經被西方中斷的傳統文化復興，加大了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其三，高度關注國家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同時，非零和合作的地區機制也在發展；其四，引入現代技術的軍備競賽正在展開，增加了誤判和衝突的概率；其五，亞洲秩序對世界秩序具有結構性的挑戰意義，它測試著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能否建立。

在此背景下，基辛格對中國與現存國際秩序的互動關係展開戰略分析。

首先，歷史上中國的秩序觀並不挑戰西方的秩序觀。在基辛格看來，在亞洲各國中，中國的國際秩序觀距離西方最遠。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其文化深刻影響著世界，並具有大國地位，因而很難全面接受西方秩序觀。中國從秦統一到清朝一直持有一種天下秩序觀，以自己為中央王國，以中華文化啟蒙各國。周邊國家只能效仿中華文化的形式，而不能進入中華文化的本質核心。中國的古老觀點把世界秩序視為一種君臨天下的朝貢體系，其功能不是為了強化中國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實力，只是確認番邦地位、處理蠻夷事務的一種儀式。以此為基礎，中國的秩序觀是非進攻性的，即使萬裏長城也是防禦性的。中國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導的心理優勢，軍事行動也只是為了“教訓”鄰國，以保持其尊嚴。中華文化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都是逐步將它們“華夏化”。從五胡亂華、到蒙元、滿清入主中原，最終連它們的祖先發祥地都被“漢化”，變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並不輸出制度，而是吸引別國前來學習其制度。中國的世界秩序觀與歐洲多樣性平等國家組成的秩序觀顯著不同。中國本身是某種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一部分。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不斷融入而不是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基辛格在書中分析了中國對現存國際秩序的雙重心態：一方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進入國際體系並接受現存世界秩序的規則，在一代人的時間裏把中國提升到世界經濟第二位。另一方面，中國懷著既愛又恨的歷史記憶進入國際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被迫接受國際“遊戲規則”和“責任”。它並沒有參與制定規則，因而期待自己成為規則制訂者，並或遲或早修訂這些規則。中國一面等待著變革到來，一面在國際秩序中日趨活躍。它具有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潛力，並承擔起越來越大的國際責任。1949年以來中國已經更替了五代領導人。每代領導人都代表那一代中國人的需求，反映中國參與乃至塑造世界事務的演變過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都受過現代高等教育，這意味著中國精英開始受到中華文明、革命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響，他們在國際秩序觀上與世界各國的共同點正在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基辛格的判斷是：21世紀中國崛起是一種古代文明與現代國際體系的結合，是“天下體系”與技術現代化的結合。隨著技術和貿易的滲透，相互對立的制度將越來越接近，並不是一種世界秩序規則壓倒另一種。

其三，中美兩者國際秩序觀差異但具有共同點，堪稱“殊途同歸”。基辛格在書中詳細列舉了中美雙方的異同。中美兩國同為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二者對國際體系都懷有愛恨兼有的心態，對此體系設計的判斷不同卻又承擔著各自義務。中國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在21世紀世界體系中將發揮史無前例的作用，但在這方面缺乏經驗。美國在如何與這樣一個大國保持長久關係方面，也缺乏經驗。中國與美國有著相仿的幅員、影響力、經濟規模，卻有著不同的國內秩序模式。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政治背景有著重大的差別。美國的政治哲學是實用主義，中國則是從理念出發。美國從未有過強大的鄰國威脅，中國在其邊界以外始終存在強敵。美國認為每個問題都應有解決辦法，中國人認為每個老問題的解決都是新問題的開始。美國人追求對於當前環境的直接反應和結果，中國人則集中關注於漸進式變革。美國人習慣於對可運作項目制定具體議程以解決問題，中國人習慣于提出總原則和引導問題進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共產主義理想和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結合，而美國人對這二者都很陌生。歷史上相互隔離的中國與美國，只是到最近若干年才進入一個共同的國際體系。中國認為，中國是例外的，在很大程度上在這個體系中受到遏制。美國也認為自己是例外的，但在這個秩序中傳播其價值觀。這兩個大國都在進行根本的國內調整，不論二者成為敵手，還是成為新型夥伴，都會對21世紀世界秩序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

其四，中美兩國都在避免戰略衝突，共同推進“新型大國關係”。中美對於國際秩序的看法從對抗轉向結交，始於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當時美國盡力改善中美關係並使之好於美蘇關係，這本身就是重新定義美國的國際秩序觀。一方面，這個戰略調整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另一方面，中美雙方的地緣政治需要超過雙方對意識形態純潔性的要求。經過40年的發展，中美之間在國際秩序觀方面的共同點是增加而不是減少了。由於中國迅速崛起，國際輿論常常把21世紀初的中國比擬20世紀初的德國，懷疑美國與中國能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基辛格作為來自德國的移民，對此歷史疑問尤為關注。他認為，“新型大國關係”的雙方可能都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是避免歷史重演的唯一出路。其要點一是在於中美雙方都應吸取一戰前的歷史教訓，防止由於不斷增長的懷疑氣氛和偶發事件而導致災難性後果。中美雙方有思想的戰略家們都在援引歷史經驗和行為模式來避免不可避免的未來衝突。他們已經認識到，當時歐洲領導人無法區別策略與戰略，在軍事計劃誘導下走向安全陷阱。二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公開承認雙方具有共同利益並在太平洋地區構建戰略夥伴關係。這是保持力量平衡、減少軍事威脅的一種方式。三是中國和美國都在致力於構建一個建設性的世界秩序，關鍵在於雙方都不可能取得獨一無二的世界領導者地位，如同美國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所擁有的那種單極地位。基辛格所理解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大國均勢和夥伴關係的結合，夥伴關係理念應成為亞洲均勢的核心要素，並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與中國所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原則不盡相同，但是他對這個全新概念的思考確實具有戰略價值，有可能改變過分依賴美國同盟體系的舊思維。

如果說基辛格對中美兩國的國際秩序觀只看到合作面，而遺忘其競爭以致衝突面，那麼就不是基辛格這位悲觀現實主義大師的本色。他在書中不乏展開中美之間可能對國際秩序走向的不同選擇，以及由此產生的危險前景。從更長遠的觀點看，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可避免。基辛格援引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世界近現代史上15次新舊大國交替的案例，10次都是以戰爭為結局。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甚至深深懷疑對方的戰略意圖，在中國方面，把許多美國行為都看成旨在抵消中國的崛起，試圖把中國永遠置於二流國家的地位；在美國方面，則擔心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將系統地削弱美國的主導優勢和國家安全。又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計劃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可能性”，雙方都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臺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基辛格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為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基辛格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中美兩國關於國際秩序觀的異同和互動，是當今世界秩序演進中最為核心的問題之一。基辛格對於國際秩序的戰略調整和思維創新，有助於緩解乃至消弭雙方的戰略分歧，使亞洲秩序和世界秩序的轉型保持在穩定、漸進的軌道上。基辛格更為具體的設想是：能否保持和平取決於各自在實現目標的克制程度，並有能力將競爭限定在政治外交領域。這是“不對抗不衝突”底線思維的另一種表述。類似觀點還有許多：基辛格提出的國際秩序觀多樣性與中國提出的多極化世界；基辛格提出的國際體系調整與中國提出的改革國際舊秩序；基辛格提出的國家作為國際秩序基石與中國提出的不干涉內政和國家主權完整；基辛格提出的降低價值觀戰略內涵與中國提出的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基辛格提出的軍事因素不是亞太戰略定義與中國提出的構建開放型亞洲安全體系；等等。如果中美之間就國際秩序觀達成更多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可以獲得穩定的框架結構，進而為構建中美利益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

在我看來，這是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的真正價值所在，也是這位戰略大師的過人之處。但願不僅是中國讀者，美國讀者也能夠發現和理解基辛格的“其言也善”。

（黃仁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