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喬石卸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調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組部部長。我還記得，離任時，他在中聯部禮堂向全體幹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講話。

我從60年代中期從中央黨校學習後就分配到中聯部工作。20年來，我在中聯部學到了很多東西。特別在耿飆和李一氓領導下，提高了業務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維能力。1982年把我選進中央書記處當候補書記，別人以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實，老實說，事先我沒有思想準備。我想這一輩子也就在中聯部幹點具體的事，有空閒看看書，寫寫字，生活得簡單點。我感到，職務越高，工作擔子越重，越複雜，任務越艱巨，心裏總是沒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聯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中聯部有勤奮工作的風氣。我對中聯部永遠是感恩的。

說到動情處，喬石聲音哽咽，眼中噙著淚花。他性格穩重，比較內向，處事低調，平時言語不多，因而被外界認為有一層神秘感，但這次講話使我看到了他內心的激情。

當時，中聯部的部、局、處領導大都是“革命前輩”，有豐富的革命經歷，有的在黨內和社會上都有很高知名度。而我和我同齡的這一代多是“三門幹部”，即走出家門進校門，走出校門進機關門。我們對“革命前輩”都很尊重，但接觸並不多。

同時，除職務差別外，還有行政級別差距。當時，行政7、8、9級為部級，10~13級為中層幹部。喬石1963年進中聯部之初，當屬“中層幹部”。我是1960年進中聯部的，是最低一級，為24級，沿用延安時的稱呼，叫“幹事”。

儘管有這種種差距，但我有幸見證了喬石在中聯部的整個歷程。可以說，在中聯部健在的老人中，我可能是對他的情況最熟悉的人之一了。

“不說話是金”

1963年，喬石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理論班進修一年後，分配到中聯部五處(即西亞非洲處，當時“處”相當於“局”)，擔任副局級研究員，處長為吳學謙。

建國前，吳學謙曾擔任中共地下黨上海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從上海學運的領導人中，走出了連續四任中聯部部長：喬石、錢李仁、朱良、李淑錚。

喬石的夫人郁文也隨他一起調入了中聯部，在十一處(即編譯處)擔任處級研究人員。郁文出生於書香門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報紙《聯合晚報》的記者。在報社工作期間，她認識了喬石，後來一起從事學運工作，解放初期結婚。

十一處負責編輯中聯部的內刊《動向》。各部門的稿件先送到十一處，經過編輯後，報部領導簽發，最後送中央。當時我在中聯部一處(即蘇聯東歐處)德語組，經常去送稿子，因而與郁文熟悉起來。

郁文和我還是寧波同鄉。後來，我母親從老家來北京，喬石的母親也是寧波人，兩位老人也熟識了。

我和喬石的接觸不多。當時中聯部是保密單位，部長王稼祥的口頭禪是一句蘇聯諺語：“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因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喬石話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關係都很好。

除此之外，喬石做卡片是中聯部一絕。當時，積累資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櫃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開中藥鋪。喬石的業務很強，做的卡片非常細緻，除直接涉及業務的之外，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寫得很好。

中聯部老幹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間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喬石等都被關進中聯部的“南小樓”隔離審查，之後下放“五七幹校”。

1971年1月，耿飆調任中聯部部長，在他的努力下，中聯部被打倒的幹部逐步“解放”，喬石等人都被調回來了。1973年4月，中聯部成立了“研究組”(後改為研究室)，喬石是負責人之一，郁文隨原來的十一處併入了這個部門。

1978年2月，喬石被任命為中聯部副部長。當時主持中聯部工作的是常務副部長李一氓。李一氓是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的老資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興趣廣泛，思想開放。他很器重喬石，認為他為人穩重，有理論修養。喬石對李一氓也十分尊重，並且受他的影響很大。兩個人都很喜歡和擅長書法。喬石的書法有自己獨到的風格，在中聯部內外都很出名，這種修養，使他少了官氣多了儒雅。

文革後，中聯部打開政黨工作新局面是從南斯拉夫開始的。中共同南共聯盟中斷關係近20年，在正式恢復兩黨關係前，黨內需要做一系列“轉彎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領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喬石是副團長。訪問之後，中聯部報送了《關於中南兩黨恢復關係問題的宣傳提綱》，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由此完成了“轉彎子”工作。這裏頭，喬石提出思路、起草報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時任中聯部部長姬鵬飛離任，由於副部長吳學謙調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當年11月任部長)，喬石繼任了中聯部部長。

文革前，同中共有政黨關係的外國共產黨和工人党有80多個，“文革”期間，由於主管中聯部的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和中共保持聯繫的政黨只剩10個。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黨外交的轉折時期。鄧小平連續多次會見外國政黨領導人，胡耀邦提出開創黨的對外聯絡工作的新局面，中央書記處前所未有地幾次討論中聯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喬石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但仍兼中聯部部長。

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數年事已高，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領導中央書記處做出，報中央政治局後，再負責貫徹實施。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候補書記喬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輕的，胡耀邦戲稱他們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賞喬石，認為他有幹勁、理論修養好。兩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個外向，一個內向;一個講話充滿激情，一個比較寡言少語。我覺得用中國的老話說，應該叫“相輔相成”吧。

記得聽喬石說過，他要一直保持低調，不說大話，不說空話，不說過頭話，不走極端。

喬石勸我到研究室工作

1983年5月，我在中國駐聯邦德國大使館工作了將近5年後回國。我面臨的工作選擇有三個：一是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二是去蘇聯東歐研究所，三是到中聯部研究室。

當時，中聯部研究室主任為李驥，副主任為郁文。我一回國，郁文就找我談話，希望我到研究室工作。我有點猶豫，她看出來了，就約我到家裏去談談。

她和喬石住在中聯部宿舍區一幢兩層小樓的樓上。我去後對她說，研究室工作對我來說完全是一項新的工作，任務艱巨，並且要坐冷板凳，也要放棄所學的外語，恐怕難以適應。

郁文說，現在中央要求打開黨的對外工作新局面，對研究室來說都是新的工作，大家都在邊幹邊學，但她相信我一定能勝任。

喬石詳細詢問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群眾基礎和各類活動實施情況。我一一作了介紹後，他說：“你瞭解不少情況，還有自己見解。你在使館這幾年的工作對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聯部研究室是進行綜合性研究，對你來說也可以說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觸類旁通。我贊成你到研究室工作。”喬石問郁文：“研究室人員中有從使館回來的嗎?”郁文答：“還沒有。”喬石指著我說：“那你現在是第一人。”

談話不斷被紅機子保密電話所打斷。喬石接了幾次電話後對我說，請你再談談德國現代企業制度的情況。

我說，德國實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現代企業制度最重要的特點是實行比較成熟的有法律規範的股份制。我談了陪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宦鄉在德國考察的情況。考察結束後，宦鄉得出一個簡單而重要的結論：沒有西門子的西門子。意思說，西門子家族在西門子公司的股份已微乎其微，西門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既有政府的，也有社會的。

據厲以寧回憶，後來喬石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一直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立法工作作為一項最重要的工作來抓，一系列重要經濟立法就是在那期間確定的。

喬石說話語速很慢，聲調不高不低，有濃重的吳儂口音。他問：“聽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鄉在什麼地方?”我說：“浙江鎮海。”

“那是柔石的故鄉，我是浙江定海人。過去定海也叫鎮海，因為重名而改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們是同鄉了。”喬石說。

給我佈置第一份功課

一個星期之後，接到中聯部幹部局的通知，我被任命為研究室時事政策處處長。這個處有七八個人，從事形勢與政策研究，負責為部起草報送中央的形勢分析報告和對外政策建議，還要為部領導起草重要講話。

上班第一天，郁文就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說：“老喬要我把中蘇論戰的幾份材料給你看看。老喬和其他幾位部領導認為，對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決議，而對此前的中蘇論戰尚未進行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聯部是當時中蘇論戰的主要參與單位之一，我們有責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報中央。現在已經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幾份部內討論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見和看法。”

這是回中聯部後的“第一份功課”，我必須認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時間，查閱了有關資料，書面提出了幾條意見。最主要的一條是，十年論戰是十年文革的“溫床”。最近兩年，我寫了兩篇關於中蘇十年論戰的文章(注：其中之一《中蘇大論戰中的中聯部》，發表於本刊2013年第8期)，也是源于喬石佈置的這“第一份功課”。

1983年7月，中央任命錢李仁為中聯部部長。喬石不再兼任中聯部部長，但他在中央書記處裏仍然分管政黨外交工作。

喬石離任後，有一段時間仍然住在中聯部大院裏。他保持著晚飯後同郁文一起散步的習慣，只是因已是中央首長，後邊總尾隨一名警衛。

一天傍晚，我從部外回來，迎面碰上他倆在散步。喬石招呼我，我忙迎上前去。警衛跑上來，問我是幹什麼的。喬石說：“我們聊聊天，請你退後。”郁文說：“我們散步也要跟著，提過幾次意見，要求取消，也沒有用。”喬石說：“無非叫我脫離群眾，可能人家會說我官做大了，架子也大。”

喬石問了我在研究室的情況後，要我談談對“國際主義”和“超越意識形態”問題的看法。我簡要說明後，他說：“蘇聯長期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名義來控制別國黨，干涉別國內政，名聲很不好。我們也為此吃過大虧，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國際主義’為好。”他又說，對意識形態，應該“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異”。

有人告狀說我是喬石侄子

1984年底，胡耀邦向中聯部提出，要在黨中央機關帶頭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中聯部決定，由研究室領導任新聞發言人。

之前，郁文已接替李驥擔任研究室主任，我任副主任。一天，副部長朱良到辦公室找我談話。他說：“部領導本來請郁文任新聞發言人，但郁文提出，她由於身份不方便，推薦你為發言人，部領導已同意。”

為此，中聯部成立了新聞局，任命我為新聞發言人。這等於把我一下子從冷板凳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我感到很困難。在討論第一次新聞發佈會的部務會議上，部長錢李仁要求我，膽子要大一點，可以有小錯誤，不要說“無可奉告”。

當新聞發言人確實有“風頭”，報上經常有名，電視有時“出鏡”，但也有風險。外國記者往往根據他自己的理解刊登你的發言，容易引人誤解，遭人批評，甚至被人“打小報告”。

我求教于郁文，她聽後笑著說：“我正好也要找你。有人向中央告狀，說你是喬石的侄子，所以當上了發言人。真是無稽之談。我已向中央作了說明。老喬對我說，情況說明瞭就行了，清者自清。”

“讓外國人能聽得進去”

1986年12月，郁文調動工作，我接任研究室主任。她的新工作，是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總幹事。

“文革”之前，中聯部受中央委託，負責指導“工(會)、青(年團)、婦(聯)、和”的外事工作。“和”即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簡稱“和大”，主席為郭沫若，地址在北京台基廠1號。

“文革”時，“工青婦和”的外事活動基本停止。“文革”之後，“工青婦”對外活動逐漸恢復，但“和大”活動遲遲未啟動。台基廠1號也歸了外交部主管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簡稱對外友協)。

中聯部同對外友協也有密切的工作關係。由於以前黨際關係只局限於共產黨之間，同亞非拉各國以及日本、歐洲社會黨左翼的來往主要由對外友協出面進行。

從70年末、80年代初開始，中共逐步建立了同各國各類政黨的關係，但這需要一個相互瞭解的“過渡”。於是中聯部提出對外友協歸其主管，得到中央批准，但由於時任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不同意而沒有落實。

李一氓想到“另起爐灶”。他與時任中聯部副部長吳學謙、喬石和朱良等商議，經過幾個月的籌備，經中央批准，於1981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國國際交流協會。

成立這個協會，還能為民主黨派領導人創造一個平臺，便於他們和中共一起參加同外國政黨的交流，以更好地體現多黨合作。

作為創辦者之一，喬石一直十分關心交流協會的工作。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後，他多次會見交流協會的重要外賓。在一次會見後，他對我說(我1993年底調任交流協會任總幹事)，交流協會要多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方面專家同外賓座談。他們有切身體會，談經濟問題、宗教問題、臺灣問題都談得很好，讓外國人能聽得進去。

不要再搞論戰

從80年代末開始，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對此，中聯部積極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議，中央政治局也要中聯部提出分析報告。

9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8點多鐘，郁文給我打電話說：“老喬請你來一趟。”

喬石要我就蘇東劇變及我們應採取的立場這個問題談一談。我介紹了我所知的一些主要觀點，也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說：“有不少人，特別是一些老幹部來信說，對蘇共解散十分氣憤，要求我們黨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批判社會黨，堅決反對美國的‘和平演變’。”

喬石說：“蘇聯劇變有很複雜的原因，有內因和外因，但內因是主要的。有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蘇聯內部的原因。我們可以在內部批判戈爾巴喬夫，但不要公開點名。我在一次會議上建議不要點名批判，否則就是再搞公開論戰了，論戰會引起很多麻煩，我們要吸取過去的教訓。主要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要繼續下去。對外無論發生什麼變化，國家關係還是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最後，他說，今天只是交換看法，不要外傳。

1993年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見外賓。會見前我陪中聯部領導做例行彙報，江澤民告訴我們：“你們的材料，我和政治局的同志都看了，很好。再也不能搞論戰，搞政治運動了，否則就要亡黨亡國。”

我的良師益友郁文去了

1999年春，在喬石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一年之後，我到他家拜訪了他。

喬石說：“我現在是‘無官一身輕’，只參加一些禮儀性活動。閑來寫寫字，聽聽音樂，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觸。但我多年來養成一個習慣，就是腦子裏不斷地思考一些問題。”

他告訴我，自己想研究黨史。我問，是否想寫一本黨史。他說：“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過去毛主席想自己寫本黨史，後來又請董老寫黨史，都沒有做成。”

他還告訴我：“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從馬克思到列寧再到毛澤東，他們都是偉大的革命領袖，但他們對革命往往帶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總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卻往往並不符合實際情況。還是要準確地研究世界，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過去中聯部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接著，他又回憶起在中聯部時的情況。他說：“那時在中聯部，工作雖很辛苦，生活也清苦，但很單純，同志間關係也很單純。你記得嗎?那時住在中聯部大院內，每天天濛濛亮，大家走出大門在河邊跑步，總有百來人。我和老吳(指吳學謙)也每天相約加入這個隊伍。現在想起來還是挺有意思的。”

2011年9月，我應郁文之邀，參加了喬石文集編輯組。2012年6月，《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出版發行。此後，編輯組又開始籌備喬石的第二本著作，內容是關於“改革和發展”的。

2013年1月上旬的一天，郁文和我們編輯組成員一起吃飯。那天她很高興，談笑風生。

沒想到，十幾天之後，我突然接到編輯組組長陳群的電話，說郁文已病危住進醫院。更沒想到，又過了幾天，就接到噩耗。1月28日，她在醫院去世，享年87歲。

很長時間，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視她為對我的人生影響最大的良師益友。更讓我感佩的是，相識近半個世紀，不管地位如何變化，她待人始終如一。

（吳興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