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說過滕泰嗎？三年前他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主張宏觀政策應從傳統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轉向供給側的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創新與技術、管理與制度等五大財富源泉。之後連續發表數十篇文章，主張從供給側啟動改革。

20l5年11月9日，滕泰應邀出席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座談會，作了題為《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啟增長新週期》的匯報。最近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具體的工作部署。

抓住了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由此登堂入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經濟持續5年下行的根本原因是經濟供給結構老化，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主動戰略性選擇，是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新供給主義主張一個基本原則：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只有引導資源向新供給、新業態轉移，才能真正去產能，順利完成經濟結構調整。

——新供給主義主張放鬆三大供給約束，即放鬆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

——新供給主義主張激發五大財富源泉活力，減少土地和資源，人口和勞動力，管理和制度，創新和技術，金融和資本的供給抑制，提高供給效率，主要降低企業成本。

“供給側改革”已經成為學界、政界必須瞭解的最熱門經濟思想，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和必然要求。它將在今後5到10年間，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經濟、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的生活。

新供給主義

滕泰曾經這樣說：2001年的時候，我開始寫作《新財富論》，這本書子2005年出版，可以視為我從事供給主義研究的肇端。此後，2008年，我出版了《財富的覺醒》一書，2012年，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

在上述著作和文章中，我對2012年以前宏觀調控的頻繁踩剎車的需求側管理進行了反思，把分析經濟調控和改革的切入口從投資、出口、消費的需求端“三駕馬車”，有意識地切換到土地、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五大財富源泉方面，進而提出了“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從供給側更好地管好房價、搞好物價，更好地推動收入分配改革等政策主張。

這些主張與本屆政府的經濟管理思路高度吻合，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以來，政府逐步取消了很多的行政審批項目，不斷放開市場准入;2014以來，著力降低融資成本；最近，又在討論減稅。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深化五大要素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供給側改革。這都符合“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主張。

應該說，“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越來越得到決策層的重視，也逐漸成為民眾關注的熱點，它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並演進為實實在在的新的政策組合，影響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

以蘋果產業鏈舉例說明。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出現複蘇反彈、走出危機，其中典型的代表事件就是蘋果產業鏈的發展。

在喬布斯創造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他的需求為零，但是走過2008－2009年的新供給形成階段，到了2010年的新供給擴張階段，蘋果產業鏈就在引領美國經濟走出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

相比之下，彼時中國經濟的很多產業處於供給成熟、供給老化階段，無法充分創造需求、滿足需求，表現在經濟運行上，就是經濟的持續下行。

首要的問題

什麼能夠帶領中國經濟走出危機？中央最近提出“供給側結構改革”，抓住了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就是要對經濟運行的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用新供給創造和引領新需求。具體到“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短期改革主張有哪些內容？首要的問題是放鬆三大供給約束，分別是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

放鬆高行政成本約束主要是放鬆管制，放鬆壟斷，放開市場准入，減少行政審批這四個方面。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出租車的案例。我們在北京的金融街上班，我們的員工下班的時候都打不到出租車——到底是北京人都不會開車，還是買不起汽車來做出租車？都不是。一切問題的來源就是那幾萬張出租車牌照的限制，限制出租車牌照，也就限制了有效供給的形成，進而限制了有效需求的滿足。

這個時候，新供給就發生作用了，比如說滴滴打車，比如說uber，這樣的新業態、新技術，使得有效供給迅速進發出來，使人們的需求得到了滿足，生產力就得到了釋放。如果全面放鬆行政約束，中國的GDP的增速將會增長很多。

其次是放鬆高融資成本約束。近年來，高融資成本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太厲害了，我們是全世界錢最多的國家，可是我們2013年之後竟然鬧了錢荒。美國沒錢，但它竟然是零利率。

這個現象難道不奇怪嗎？

可以簡單計算一下放鬆高融資成本約束的可見效果：中國企業總的貸款規模是7。萬億元，每降低貸款利率1個百分點，企業的融資成本總體降低7000億元，換個角度看，企業的盈利相應增加7000億元，這將給經濟運行帶來多大的活力？所以，必須要進一步降低高融資成本，減少對有效供給的約束，這樣，中國經濟的潛力仍然很大。

第三是放鬆高稅收成本約束。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一直在寫文章呼籲減稅，為什麼要呼籲減稅呢？單一個典型的案例，1982年中期，美國的季度GDP增速只有-2%，但是到1984年中期，季度GDP增速居然進發到了8%，是什麼靈丹妙藥使經濟增速上漲了10個百分點？就是減稅。中國經濟走到今天，已經連續5年下行，當前已是下決心減稅的時候了。

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率是40%，我們全口徑的政府收入是23萬億元，國民的宏觀稅負是37％，有極大的減稅空間。當然，在確保政府運行和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減稅的同時可以發債，比如說減稅3萬億元，那同時就發行3萬億元的債券。

減稅發債，不僅能夠彌補財政缺口，還可以為老百姓在“資產荒”的環境中，提供穩定收益。所以，減稅發債是當前最佳的政策組合，如果真的敢減3萬億元或者之萬億元的話，經濟增速會迅速回到8%，長期的活力恢復後，政府的稅收不但不會減少，還會增加，因為稅基擴大了。

新的“三駕馬車”在哪

我們慣常關注需求端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那麼在“新供給經濟學”的角度看，有哪些增長因素可以發揮類似”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當人們從需求角度觀察到，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跑不動的時候，應該回頭看一看供給端。

當我們看到供給端的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激發這五大源泉的活力，人們就會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第一是土地和資源。中國的土地供給效率低，存在嚴重的供給抑制，要深化工地制度改革，加快土地流轉，用各種方法提高土地的供給效率，降低供給成本，減少供給抑制。如果土地的供給效率提高10%或者20％，成本降低10%甚至20％，那中國經濟的增速就會明顯提高，其影響效應不亞於稅收。

第二是人口和勞動力。我國農村人均GDP和城市人均GDP存在巨大差距，這意味著一個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工作，對於經濟的貢獻會成倍增長。但是，如果戶籍制度不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不改革，對這種人口和勞動力的轉移形成障礙，那麼財富增長就無法實現。所以，任何促進人口從低效率部門到高效率部門流動的政策都是挖掘財富源泉的政策，這方面我們也有很大的潛力可做。同時，還應推進社保繳費給付、保險給付改革，推進檔案管理制度改革，打破阻礙人口流動的桎梏，降低人工成本，如果人工成本能降低10%、20％，你看看GDP增速能增加多少？

第三是管理和制度。其他環境條件都沒變化的情況下，從人民公社改革為聯產承包責任制，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就得到了很大提高，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讓員工的積極性從30％、50％增力口至0 100％，那GDP增速可以上漲到多少啊!

第四是創新和技術。我們的中學、我們的大學都教了孩子們什麼東西呢？到底是教了死的知識，還是教了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如何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需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科技創新體制，降低技術的成本，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大的潛力可挖。

第五是金融和資本。我國的金融制度有待進一步深化改革，金融機構和金融體制在儲蓄和企業之間挖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一邊錢多到沒地方投，資產配置荒，一邊鬧錢荒，企業貸不到款。

釋放金融和資本活力的首要任務，就是降低資金成本，如果我們也像美國一樣，可以以較低的利率貸到款，那中國經濟將有巨大潛力可以挖掘。

所以，一定要看到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充分釋放五大活力，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充滿信心。

中央經濟會議之後，政府可能從哪些方面開始發力？改革措施會繼續沿著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提出的改革路線圖，繼續放鬆壟斷、放鬆管制、降低融資成本、擴大減稅力度，並從供給側深化要素市場改革，讓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湧流，要從管制和壟斷比較嚴重的幾個重點行業人手，啃硬骨頭。

在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需求管理的力量，需求管理也應發揮必要的作用，但是重點應有所調整，讓新供給和新需求形成新的需求。如果改革沿著上述方向推進的話，筆者預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三到五年的中長期上升週期。

（彌達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