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問題，1960年周恩來說：“蔣目前的關鍵問題是名和利。利的問題，只要把臺灣歸還祖國，國家是可以補助的。名的問題，當然不只在臺灣，而在全國。榮譽職務很多，可以解決的。”

1950年，蔣經國命李次白秘密前往大陸，以緩和大陸攻勢

2015年11月7日，習近平、馬英九將分別以“大陸領導人”、“臺灣領導人”身份，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現任領導人第一次會面，被國內外高度關注。解決臺灣問題，一直是兩岸政府的夙願，即使是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彼此間的秘密接觸也沒有間斷過。

1950年，大陸戰事基本平息，毛澤東等著手謀劃武力攻台。蔣經國命李次白前往大陸，試探中共對台政策。蔣經國囑咐說：“現在國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你是陳毅至親，我看可以深談。最低限度，希望不進攻臺灣。”李次白畢業於黃埔6期，哥嫂都是中共黨員，妹妹嫁給了陳毅的胞兄陳孟照。當時攻台箭在弦上，陳毅對李次白的到來並不在意，回答：“國共合作的話題，現在先不提。現在提為時尚早，以後會有機會的。”隨著朝鮮戰爭爆發，攻台計畫擱淺。

朝戰結束後，大陸轉向“和平解放臺灣”。1955年4月，毛澤東要求參加萬隆會議的周恩來“可相機提出在美國撤退臺灣和臺灣海峽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臺灣的可能性。”1956年7月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和平解放臺灣的指示》。

在這種情況下，作家曹聚仁（原中央通訊社記者，在贛南協助過蔣經國），表示願意做兩黨橋樑。1956年7月，曹聚仁被獲許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的身份訪問大陸。

曹聚仁受邀在頤和園參加餐敘時，問周恩來，“‘和平解放’的票面票裏的實際價值”各有多少。周恩來回答：“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周恩來特別說，“中共的政策，說過什麼，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從來不用什麼陰謀，玩什麼手法的。”當年10月，毛澤東也接見了曹聚仁。

臺灣方面做出回應，蔣經國命其在贛南時的親信王濟慈同曹聚仁聯絡。1957年曹聚仁往來於香港、北京之間更為頻繁，多達6次。這一年7月，曹聚仁給蔣經國寫信，報告了在大陸的見聞。曹在信中說，“毛主席、周總理的威望，還在勝利的初期老人（指蔣介石）所得萬眾擁戴之上……全國人民對政府不無怨言，但人民都相信毛主席、周總理關心他們的生活。”“聚仁認為我們應該面對現實，承認中共擔當建國的總工程師……我們不要期待國際大變動的局面。”言而總之，“今日解決臺灣海峽問題，除了和平談判以外，是否還有其他途徑可尋，看來是不會有的了。”

王濟慈帶來臺灣方面的回饋，說“老人囑聚仁多向大陸巡遊，增加彼此瞭解”“囑聚仁耐心等待，老人並未切斷聯絡線。”但由於大陸政治環境變化，曹聚仁在1959年最後一次到訪大陸後，直至1972年去世，再沒能充當兩岸信使。

50年代末，臺灣屢派密使摸底，大陸承諾：臺灣政務仍歸蔣領導

在曹聚仁居中傳話的同時，臺灣方面也在考慮派人直接同中共對話。1957年初，蔣介石召見主持國民黨在香港文宣工作的許孝炎，向他徵求人選意見。許孝炎遂提出3個身在香港的人作為備選，即原“立法院長”童冠賢、原“立法院秘書長”陳克文和現任“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最終選定宋宜山。宋畢業于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一直在黨部工作，對國民黨向來“忠貞”。同時他是國軍被俘將領宋希濂的哥哥，可以探親名義前往北京。

宋宜山在北京得到周恩來的接見，並同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會談。李維漢代表中央提出，“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後，臺灣作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臺灣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一定要撤離臺灣海峽。”其後，宋宜山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看望了宋希濂，參觀了石景山鋼鐵廠、四季青農業合作社、故宮等地。返港後寫下1.5萬字的訪問報告，呈交蔣介石。

宋宜山不是當時唯一的台方密使。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童小鵬回憶，60年代初的幾年，“蔣介石利用我們宣佈與臺灣談判的公開號召，派一些人員來大陸摸我們的底”“通過各種名義和各種關係派了一些人到大陸，說要與中共高層接觸。有一次派了4個人來，3個到北京，1個駐香港。毛澤東和周恩來也會見了其中一些人。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論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我們要心中有數，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

60年代，章士釗三度赴港秘密“帶話”：臺灣可如陝甘寧特區

為了加強同臺灣方面的聯繫，大陸還通過張治中、傅作義、章士釗等，替毛澤東、周恩來傳話。1960年7月，章士釗奉命前往香港，由秘密管道向臺灣高層帶話。周恩來指示，在香港與台方人士會談時，“將以下意思透露過去：蔣目前的關鍵問題是名和利。利的問題，只要把臺灣歸還祖國，國家是可以補助的。名的問題，當然不只在臺灣，而在全國。榮譽職務很多，可以解決的。中共自有善處。既有臺灣之實，又有全國之名，不比只做臺灣一個小頭目，而且美國遲早要換掉更好嗎？但蔣大概是要等到同美國的矛盾要爆發時才會選擇的。美蔣的矛盾總是要爆發的。”

這次章士釗還帶著“最低和最高兩種”條件，“前者是暫時什麼都不談，雙方先作有限度接觸，諸如互相訪問（官方或私人團體均可），通郵、通電，然後再通機、通航；後者則同意給臺灣以類似當年陝甘寧特區的地位，可以擁有自己的政府、軍隊、黨組織，經費亦可由大陸負擔，只要求臺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1962年、1964年，章士釗又兩次赴港，被媒體稱為中共的“和談專使”。

兩岸間的這種交流被隨後爆發的“文革”打斷。1966年，“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口號在《人民日報》重現。直到1973年，毛澤東又突然對章含之說起，希望章士釗能再去香港，促成國共和談。當時章士釗已經92歲，章含之覺得“他年齡太大，恐怕去不了。”毛澤東說：“我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於是命周恩來安排相關事宜。章士釗知道後，“很高興，說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章到香港後，沒來得及活動，就去世了。

80年代以來，賈亦斌、南懷瑾、李光耀等，均為兩岸充當過密使

改革開放後，大陸加大對台統戰力度。1982年，時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了一封公開信，力言“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勸蔣經國：“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身在美國的宋美齡回了一封帶有“訓誨”色彩的公開信，蔣經國本人沒有回復。

蔣經國在大陸時的好友賈亦斌，時為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則通過秘密管道，同臺灣方面建立了聯繫。1981年，曾任蔣經國機要秘書的《新香港時報》社長沈誠，收到大陸希望他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邀請書。蔣經國許可後，沈誠前往大陸，得到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的接見。1987年，沈誠再度以密使身份赴大陸前，面見蔣經國，建議突破其“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蔣經國說“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同以往相比，蔣經國的新“三不”政策有了很大進步。國家主席楊尚昆接見了沈誠。

蔣經國去世後，沈誠以“涉嫌叛亂”被起訴，兩岸聯絡中斷。

總體而言，進入90年代後，兩岸溝通已逐漸走向公開化、正規化。當然，密使也未完全消失。

（佚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