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2日，胡宗南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在鄭州主持受降儀式，接受日軍第十二軍軍長鷹森孝的投降。回西安後不久，胡宗南被晉升為上將，還獲得蔣介石頒發的一枚勝利勳章，正是志得意滿之際。此時，胡告訴我父親，準備保薦他去美國留學，要他做好準備。

戀愛曾受到黨組織批評

1947年1月，父親與母親在南京舉行了婚禮。

我的母親諶筱華當時是同濟大學的學生。11歲時外公去世，她是由我外婆帶大的。母親從小就非常獨立，讀書又好。而父親因為身份特殊，很多年來他都不願意涉及感情問題。家裏人都操心父親的婚事，可是他又不能向家人公開自己的身份，只好說：要找一個家庭和社會關係簡單、談得來的姑娘。

父親見了母親後，覺得她比較可靠。最神奇的是，他和母親見第二次面時，就把自己的身份和盤托出。他說：“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相信你不會洩密。我是共產黨員，跟我結婚，有可能掉腦袋。我說清楚，如果你同意，我們就談下去；如果不同意，我相信你也不會出賣我。我不要求你馬上答應，給你幾天時間，你可以考慮考慮。”

這是父親第一次向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沒想到我母親更乾脆：“不用考慮，我願意。”我後來還和父親開玩笑說：“你怎麼能這樣不守紀律？”父親回答說：“那有什麼，我看人不會錯。我們即使不做夫妻，我相信她也不會出賣我。”就這麼肯定。我又問母親：“你聽說他是共產黨員有什麼感覺？”她說：“我就沖他是共產黨員才答應的！”

因為戀愛沒有彙報，父親後來還為此受到批評。但是生米已經做成了熟飯，黨組織只得讓父親安排母親來西安一次，實際上就是要考察她是否可靠。後來的事實證明，父親的眼光果然沒錯。

為了讓我外婆滿意，父親邀請蔣經國為他們證婚。父親與蔣經國比較熟悉，他在1942年的時候曾陪同蔣經國和蔣緯國視察西北，朝夕相處了整整3個月。蔣經國不喜歡王明，但是父親後來回憶說，跟蔣經國待的3個月裏，從來沒有聽他罵史達林，也沒有說蘇聯不好。他跟父親在一起時就談蘇聯小說、歌曲，他用俄文唱，父親用中文唱。因為有這一段交情，所以蔣經國不但欣然應允出任證婚人，而且提出婚禮在以黃埔軍人為主的“勵志社”舉行，費用由蔣承擔。

胡宗南送上一份驚世“賀禮”

父親本來計畫在婚禮後就乘船赴美，可是能買到的最早一班船票是1947年3月的，所以他和媽媽結婚後決定先去杭州旅行，兩個星期後再回上海搭船赴美。3月1日那天，他倆剛從杭州靈隱寺回到飯店，發現有一個戴墨鏡的中年男子早已在那裏等候他們。那個人自稱是保密局的，他告訴父親，早晨收到毛人鳳密電，命他速查熊向暉是否在杭州；毛人鳳又讓他迅速安排熊向暉在第二天下午6點前到南京見胡宗南。聽到這一番話，父親的第一反應是小本子的事是否已經暴露？但是從對方談話當中感覺又不太像。所以他讓媽媽到上海下車等他，自己前往南京。

當他被帶到胡宗南在南京的臨時辦公室時，胡宗南一見到他就告訴他：“馬上要攻打延安，所以你推遲三個月再走。等打完這一仗，你再去美國。”原來2月28日當天，蔣介石急召胡宗南到南京，要他3月10日進攻延安。因為蔣介石強調此次攻打延安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胡宗南眼裏，父親是幫助他進行“政治進攻”的最好人選，所以他才特地動用保密局的人把父親找回來——跟隨胡宗南多年的國民黨老人張佛千後來回憶到這一段時，也略帶懊惱地說：“胡（宗南）最不應該的是，在熊已動身赴美時又特派專人要熊留下‘打下延安再走’，我要說一句對老長官不敬的話：‘真是鬼摸了頭！’”

胡宗南對父親交代：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同時進行，先準備好傳單、佈告、宣傳品，著重準備一份告陝北民眾書，提出施政綱領，要比共產黨還革命。然後，他給了父親一個檔包，讓父親根據裏面檔的內容畫一幅草圖給他，還叮囑父親鎖好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父親打開文件包一看，裏面是兩份絕密文件：一份是蔣介石核准的進攻延安的方案，另一份是陝北共產黨的軍隊兵力配置情況。

3月2日那天，父親趁胡宗南外出，反鎖房門，詳細地讀了進攻延安的戰略方案的抄件，然後記在腦子裏，把抄件燒毀，餘燼投到抽水馬桶裏沖掉。第二天上午，父親隨胡宗南和參謀長盛文乘專機回到西安。當天晚上，父親就將情報送給了上線王石堅。王石堅通過秘密無線電臺，將這兩份絕密情報發到延安。而當時為了保密，連胡宗南的軍長和師長們還對計畫一無所知。3月7曰，父親又找到王石堅，告訴他因為美國駐延安軍事觀察組尚未撤離，所以蔣介石密電胡宗南進攻日期推遲3天。

違反地下工作鐵紀，送出絕密情報

3月8日晚，父親與其他幾位隨行人員跟隨胡宗南秘密離開西安，前往洛川胡宗南的前線指揮所，部署進攻延安的具體方案。此時，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銘帶來了一套美國最新的探測無線電臺方位的設備和操作人員，編為一個分隊，專門配備給胡宗南。他們經過連日偵測，發現山西興縣的無線電臺信號最多，因此判定中共首腦總部在興縣。他們還在積極工作，以求判明陝北共軍各級指揮部的位置。另外，父親也瞭解了此前沒有掌握的胡宗南各個部隊的具體行軍部署，什麼“走山不走川”、相互之間怎麼銜接等等，他意識到這個情報非得發出去不可。

可是此時他已無法趕回西安向王石堅彙報。怎麼辦？父親之前的工作從來不需要密寫、密碼、縮影之類的技術手段，眼下的情況又不能用暗語傳達，而他又沒有任何正常傳遞情報的手段。最後，他毅然決定將情報寫在白紙上——他也知道這是違反秘密工作規定的，可是緊要關頭，他也只能這樣冒險行事——然後將信裝在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的大信封裏，上寫西安研究書店潘裕然（王石堅的朋友）經理收。大信封裏面卻有兩封信，一封是寫給王石堅的，另一封是寫給潘裕然，請他勿拆附信，迅速轉交王石堅。

胡宗南的機要交通員每天乘吉普車來往于西安、洛川，傳遞書面檔，父親同他們都很熟，他把這個大信封交給他們，叮囑一定要親交潘裕然並索收條。潘裕然是否是地下黨員父親也不知道，傳信過程中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掉腦袋，但是這是父親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父親後來說：“我是豁出去了。”

王石堅的秘密電臺迅速將情報告訴了延安。周恩來後來告訴父親，得知胡宗南有了偵測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後，他們很重視，下令中央所有的電臺靜默3天，並通知各野戰軍在戰前部署期間以及在作戰中，不直接用無線電傳達，改用小電臺發至大電臺代轉，以迷惑敵人。後來的事情無須贅述：3月18日晚，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給了胡宗南。

（熊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