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上周，全國兩會在北京繼續舉行，澳區代表委員們積極建言獻策，也得到廣泛的關注。尤其是在澳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發展方面，澳區全國政協委員崔世昌在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發言大會上發言指出，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都把支援澳門發展納入其中。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澳門同胞的深切關懷，為澳門提供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也為澳門鋪展一條解決經濟發展矛盾、探索新方向、推動新發展的路徑。他特別指出，澳門具有“一國兩制”和“自由港”等優勢，可打造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更好地發揮在國家對外開放中的特殊作用。同時，澳門居民中有許多東南亞華僑和東南亞裔人士，文化上相容並包，可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臺發揮獨特作用，增加“海上絲綢之路”合作的葡語內涵。建議在符合國家規定的條件下，推動兩地政府部門在澳門聯合舉辦“一帶一路”經濟論壇。

另一位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李向玉亦建議，配合“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加強葡語教學宏觀指導。他提到，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沿海輻射到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直達地中海。沿線葡語國家人口達兩億六千七百萬，佔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四點七；土地面積約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佔世界總陸地面積的百分之七點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葡語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不僅資源豐富，且具有巨大經濟發展潛力，其中許多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新興市場。由於歷史原因，葡萄牙語一直是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強勢語言。其文化不僅深深紮根於葡語國家，且影響到從非洲到亞洲許多沿線國家和地區，形成源於西歐但又頗具地域文化特色的人文現象。葡萄牙語是實現“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發展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戰略不可替代的主要語言之一。

李向玉建議，改變長期以來，葡語在我國一直被劃入非通用語言範疇的概念。教育部在原有高等學校教學指導委員會架構下，在外語教學方面增設專門的葡萄牙語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聘請該領域的專家，在教育部的委託下，開展高等院校葡萄牙語教學的研究、諮詢、指導、評估等工作。並且引用澳門葡語教學的悠久歷史，和豐富經驗，邀請澳門高等院校葡語教學的專家參加上述指導委員會的工作。

兩位澳區政協委員分別從宏觀角度和具體的語言優勢上對澳門在國家“一帶一路”中的重要節點作用作出了精彩闡述。尤其是語言優勢，更從歷史和社會因素準確把握了澳門的獨特語言優勢。

巧合的是，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也在北京對本澳傳媒向大家分享自身經歷，提到年輕人一定要學好外語，每學會一種外語，等同多一把鑰匙，開通一道門，認識一個國家的文化，對自己人生有很大幫助。由此可見，學好外語，發揮澳門獨特的語言優勢，無論是對澳門的整體發展，還是澳門年輕一代的成長都有相當意義。

早前，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與本澳年輕人真情對話時勉勵年輕人要掌握好語言能力和中葡平臺優勢。梁維特提到，澳門有兩大僱主，政府和大企業。不少年輕人加入大企業時，可能發現企業中層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或其他地方，語言較有優勢。年輕人要向上流動，尤其如果要在旅遊服務領域發展的年輕人，應要具備兩大條件，無論就讀哪個學科，首要具備語言能力。因澳門要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發揮中葡經貿服務平臺功能，語言能力是必須的。

他亦指出，澳門面對的客源主要是內地遊客市場，政府亦希望推動旅客多元化，故也要面對外地市場，因此普通話和英文都要提升。當然現今年輕人的語言能力已很強，對年輕人充滿信心，認為新一代具備足夠競爭力。他認為，本地年輕人較外地中層更有優勢，因澳門旅客市場主要是內地，本地人一定較外地中層更瞭解主要客源市場的消費習慣和模式，這些就是大家的優勢。

筆者認為，梁司長的談話，不僅直接點明瞭本澳青年在競爭中的優勢，同時也明確提出了一個要求，即；語言能力，尤其是外語能力的提升，對青年把握未來發展機遇，實現自身價值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外語教育在各國備受重視

外語教育是國際交往的產物，其重要性隨著全球化的加劇日顯突出，世界各國和地區都根據國情制定有相應的外語教育政策來指導外語教育。因此，探究國外外語教育的經驗必將對本澳有啟示和借鑒。筆者特地節錄幾個主要國家的外語教育改革歷程如下：

側重當代語言教師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英國外語教育的重要特點。在英國的教育史上，出現了兩大教育思想模式：一是由於語言教學的內容為語言，因此認為“任何一個會講這門語言的人都可以教”，教語言被看做是一門與技巧和方法有關的技藝，以這種觀點為指導的語言教師教育模式以傳授技巧、技藝和方法為主流。二是由於語言教學主要誕生於應用語言學這門學術科目，另一派則認為，語言教師應以傳授應用語言學理論和語言習得理論為中心，並將掌握的理論知識應用於教學實踐中，使其教學“盡可能地與理論保持一致”。然而這兩種語言教師教育觀點都忽視了對教師知道多少教和如何學會教的關注。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Widdowson指出“教師應該理解理論原則和教學實踐的關係，在長期不斷的教學實踐中檢驗理論”。90年代，Wallace更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理論聯繫實踐的教師學習的反思模式，強調反思活動應建立在教師的教學實踐基礎上，以實踐促反思，以反思完善實踐。

美國是語言學理論研究王國，20世紀出現了不少著名語言學家。美國又是應用語言學的誕生地，許多外語教學法都是由美國學者率先提出的。20世紀90年代起，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政治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勢態日趨明顯。美國政府再一次認識到國民外語教育的重要性。為了使美國的外語教育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1993年，由美國外語教育委員會和各語種外語教師協會組織專家學者成立了“全國外語教育目標課題組”，1996年公佈出版了《面向21世紀的外語學習目標》，經過三年的修改，于1999年重新出版，將美國21世紀的外語教育目標歸納為“5C”，即Communication（交際）、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貫連）、Comparisons（比較）和Communities（社區）。外語教育“5C”目標的實現，與其配套的七項教學內容是密切相連的，它們在整個外語教育過程中，縱橫交錯，互相依託，由此形成了外語課程的“編制型”結構。

日本側重培養學生聽說交際能力。20世紀後半葉發生了資訊產業革命，日本作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經濟技術強國，在軟體業方面不僅掉在美國的後面，甚至落在了印度後面。英語運用能力低是造成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於是，日本決心做較大的動作徹底改革外語教育，將這個改革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推進。2001年1月在文部省授意下成立了“推進外語教育改革懇談會”，制定了教改措施：（1）從制度入手，加強聽說教學；（2）實施課程改革，加強外語教學；（3）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4）通過多種管道，加強師資培訓。日本外語教育界達成共識，認為外語幾乎是當今社會的必備語言，提高學生的外語“交際能力”是當前面臨的“緊急課題”。

對本澳外語教育改革的啟示

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流的小型社會，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除中文外，葡萄牙語也是本澳的正式官方語言。甚至還承擔著為國家與葡語國家的交往合作培養語言人才的重任。如此看來，似乎本澳的外語教育不應該如此落後。但實際的效果卻並非如此，不僅前述的調查是例證，本澳各行各業也是普遍反映英語人才短缺。因此，在英語教育改革上，除了切實提高師資水準，局部引入公開考試，“三文四語”同時推廣，營造社會英語學習氣氛等具體工作之外，從國外外語教育改革中或許也能得到不少啟示。

首先，英國當代語言教師理論認為，教師的學習是一個社會性的、持續不斷的、開放式過程。語言教師教育的重點不僅僅是傳統教學技巧、應用語言學及語言習得理論，更應關注教師認知能力的培養，幫助他們從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探尋、歸納和研究教學理論，增進對教學的理解。目前，本澳外語教師教學理論水準並不樂觀，對他們的培訓就顯得非常迫切。

其次，美國外語教育改革重視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和人文素質。《面向21世紀的外語學習目標》對21世紀美國的外語課堂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1）語言系統；（2）交際策略；（3）文化內涵；（4）學習策略；（5）嚴謹的思維能力；（6）技術。課堂教學是外語教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其效果卻不理想。亟需從語言形式、語言文化、學習方法、思維方法及學習技術等內容上全面提升。

再次，從日本外語教育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到：承認學生在校外的學習成果：各類外語考試成績、外語競賽名次、發明創造、實體創業。注重考試聽說能力測試。對學生進行外語交際能力評價，以此作為選拔外語學科學生的依據。創造課外外語學習環境，鼓勵學生用外語製作錄影節目，加強校內外語廣播，增加與區內外國人的交流，提供海外留學、進修、訪問、研究、海外志願者活動、崗位體驗等。日本外語教改懇談會亦強調：為了提高教學品質，首要的是提高教師自身水準，並採取了各種方法加強師資隊伍建設。

其實，國外這些當今全球化外語教育改革模式。雖然形式和內容上各有千秋。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服務於經濟發展。同時致力於被教育這自身的發展。結合本澳實際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借鑒多促進本澳經濟社會更好發展極具意義。

外語教育還應有戰略思考

其實，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各國外語教育的實踐層面的借鑒之外，外語教育的重要性也應該從應用層面，提升到戰略佈局層面。就比如梁司長認為本澳青年提升語言能力有助自我提高，看似只是對青年自身有利，但實際上對本澳社會的整體進步，乃至保持繁榮穩定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所以，外語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應作出戰略思考。

專家認為，外語教育的戰略思考，首先應進一步突出語言戰略意識，提高對外語言能力。　　當前世界，人類社會正面臨著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雙重變奏，外語的弱勢可能會導致民族的弱勢。正因為此，很多發達國家都從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明確外語的地位和價值。美國在正式制定國家外語政策初始，就把外語能力視為捍衛國家安全、提升公共外交能力的必要手段，近年來，更是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與國家安全直接相關的語言專案。特別是2006年啟動的“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畫”，從外語能力、外語人口、外語語種、外語教育、外語資源利用等各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外語規劃，美國政府列出了阿拉伯語、漢語、俄語等“關鍵語言”，並在高校設立了15個語言資源中心，圍繞重要議題開展智庫研究，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培養和儲備戰略急需的外語人才。

與美國相比，本澳的外語政策尚沒有上升到戰略層面進行頂層設計，缺乏清晰的安全目標定位。在外語規劃方面，整體規劃與個體規劃還存在某種程度的脫節，沒有對全社會的外語學習形成理念引導，以至於社會個體在外語學習方面多關注自身的實際需要而不能自覺地服務於整體的戰略利益。

其次，外語教育應進一步擴大人文內涵，提高對外理解和研究能力。外語不僅是交際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外語教育在本質上首先是人文素質教育，其次才是語言技能的習得。但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我們對外語工具性和技能性的強調，導致了本澳在外語學科發展和外語人才培養方面的諸多問題。著名德語專家祝彥先生曾指出：“過去，大學文學院外文系的學生學習中國文學、歷史和哲學，精通一門或多門外文，湧現出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和思想家。但後來外文系改名外語系，一字之易，卻突出的是偏狹的外語工具觀”。許國璋先生生前也曾對外語類學生的知識結構表示擔憂：“語音好，語調也好，打招呼的那幾句開場白很像個樣子，可是談完天氣之後，再也沒有話了，不能連貫地談論正經的事，既沒有知識，也沒有看法。”

可見，秉持“文以載道”“由詞通道”的教育理念，實現語言交際功能向文化功能的轉變，才是語言教育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具體到今天的外語教育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增強對外國文化的理解能力，進而更深入地瞭解世界，融入世界。

另外，隨著本澳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本澳的戰略利益已經不再局限於傳統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而越來越多地涉及區域性的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這就意味著，新型的外語人才必須是能夠致力於物件國及區域問題研究，具有跨文化溝通能力的複合型高端人才。而單純的外語教學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所以說，今天的外語教育迫切需要擴大人文內涵，注重文化導入，特別是要根據國別、區域以及國際關係來重新規劃外語學科的設置，這既是外語教育服務地區戰略的使命所在，也是人文素質教育的本質要求。

再者，外語教育應進一步融入中國文化元素，提高文化軟實力。馬克思曾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事實上，外語，特別是產生於英美文化圈的英語，其背後鑲嵌的正是一整套的西方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隨著英語逐漸突破地域性和民族性而成為一種世界性語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正在通過外語學習向他國進行強勢而隱蔽的意識形態滲透。於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中出現的文化衝突也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深刻挑戰。有資料顯示，美國以英語為載體傳播的資訊占世界資訊傳播總量的65%。世界電影市場中，好萊塢控制了大約70%。在互聯網上，英語資訊占了約90%，法語占5%，其他世界上眾多的不同語系只占很小的份額，漢語資訊所占比例不到1%。這種文化和資訊的不對稱傳播，對我國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不小的衝擊。全球一體化絕非全球一致化，更不是美國化或西方化。在對外開放的大勢下，我們既不能走閉關鎖國、排斥世界先進文明成果的老路，又要堅決抵制“言必稱希臘”、片面追捧西方一切價值觀的做法。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也都在積極探索在外語教育中融入民族精神的有效做法，以維護本國的文化安全。因此，堅持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外語教育中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是對世界外語教育事業的創新和發展，也是維護民族文化利益，提高文化軟實力的現實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