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問題，這是一個經濟體是否能持續雲湛的“體溫計”。對現在的中國而言，他是改革的“安全閥”。充分就業，穩定的環境，這是推動改革的前提。

經濟下行的“飯碗”難題

中國經濟增速自１９９０年代以來首次：破七“，這必然影響就業崗位的創造。另一方面，迫在眉睫的結構性改革——去除殭屍企業、拿掉過剩產能，又會對勞動力的供給提出更高要求。

2015年，中國GDP增速“破7”，這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於是，國內外對中國社會的就業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

問題原點

201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超過770萬人。如果加上“歸國遊子”，以及需要找工作的往屆生，全國可能有近1000萬大學畢業生在找工作。從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接受者，一直以每年一個西方小型發達國家總人口的數量遞增。

擴招是否提高了中國科技領域的國際競爭力，這還需要時間來檢驗，但引發的就業問題則不需要了。

更值得關注的後果是高教體系的惡性膨脹對職教體系的擠壓。在擴招大潮中，很多原本很優秀的職校、中專、大專都得以“晉級”，變為“普通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它對辦學者太缺乏吸引力了。對辦學者而言，職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多是不收費、少收費，而後者則需要收費、多收費。

與此同時，高校的農村學生群體中，願意回鄉創業、或者做村官的是少數，他們在城市沒有“關係”，可能也沒有房子，很多人“群居”、“蟻居”。他們迫切希望留在城市，這不是虛榮心作祟，而是寒門子弟需要收回“教育投資”的合理期待。如果不是擴招帶來的巨大改變，他們很多人原本可以讀不用花錢的職校。但滯留城市，也讓他們在經濟下行之際，成為了就業問題的主角之一。

企業信號

住宅地產老大萬科早在2015年年初即爆出裁員消息，裁員被稱為是“內部瘦身”。其中，核心部門行銷部也在裁員。在商業地產領域，2016年年初即有消息稱，萬達將地產銷售業務目標縮減了40%。加上對組織架構的改革，13萬員工中約3萬人~5萬人面臨調整。

房地產是拉動投資的“第一支柱”，兩家行業龍頭的裁員消息無疑是一個信號。在內需方面，作為“拉動內需”重要行業的電子消費品，裁員潮同樣正在迫近。

在智慧手機行業，一直有著“中華酷聯”（中興、華為、酷派、聯想）的說法，但從2014年開始，這幾家公司都沒有逃脫裁員傳聞。

一直以來，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是投資、出口和內需。可以看出，以地產為代表的投資和以電子消費品為代表的內需都略顯疲態，而同時，出口也不樂觀。

海關總署的資料顯示，2015年全年，中國進出口總值24.59萬億元，同比下降7%，為2009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其中，出口、進口同比分別下降1.8%和13.2%。

三駕馬車的疲弱早已不是秘密，這未必意味著經濟的深度衰退，更不意味著失業潮的到來。實際上，一些大企業的“裁員”，可以看作是自身發展戰略的調整使然，而這種調整也折射了中國經濟的結構之變。

未來任務

儘管“失業潮”的說法並不客觀，但經濟領域的一些信號必須要引起重視。

世界上任何經濟體，要創造就業，政府“鐵公基”、教育產業化這些方式，只能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讓企業家敢於投資，讓企業創造就業崗位，這才是最可持續的健康模式。

在西方經濟學的框架內，失業被分為週期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結構性失業三類。經濟學家一般認為，週期性失業基於經濟週期而產生，是不可避免的，摩擦性失業則會隨著資訊的通暢和時間推移，自然消除。對經濟體影響最嚴重的，是結構性失業。

所謂結構性失業，是指經濟體內部的產業變動必然要求勞動力供應能迅速適應這種變動，但問題在於，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變化勢必會滯後，所以會導致結構性失業。要解決失業問題，必須要改善勞動力供應的結構，這是一個耗費時間和資源的事情。

中國正在主動進行供給側改革，顯然，出現結構性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儘管這些失業終將被消化，但問題在消化之前，也對中國的社保和教育培訓體系提出了新要求。這些“配套”，我們是否準備充分？

依然需要用人的“用人單位”

作為“中國製造”的重鎮，深圳的製造業正在朝著“輕質化”轉型，而另一支柱產業金融業也面臨深度調整。這些變化，也對人才結構提出了新的需求。

頭腦不用裁員

船小好調頭，中小企業既能及時地感知經濟形勢變化。在用人問題上，也最能靈活地“吐陳納新”。

“這兩年，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從事電子製造業的深圳企業家張海告訴《南風窗》記者，他的業務已經受過“三輪”打擊。第一輪是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鐘錶、臺燈等產品外銷數量一下子跌了3成。第二輪是歐債危機，外銷跌了兩成。最近一次打擊是日元的持續貶值。他說，日本貶值的影響不低於次貸風波和歐債。

儘管外銷受阻，但張海的公司裁員不多，這主要源於他早已完成了企業轉型。他的電子公司成立于1990年代初，最開始，他開過工廠，從銀行貸款幾百萬，從日本購買了機器。但後來，他發現這條路風險太大，所以才走上了“輕資產”的路。

在他看來，電子產品更新換代太快，工廠的設備需要更新，固定資產的投入太大了。如果遇到銷路受阻，資金鏈條斷裂，那麼企業就很難挺過去。在2005年，他把工廠折價賣給了別人，而後專注于設計、開發自有品牌。

至於生產環節，則外包給東莞的企業來做。目前，該公司的產品主要是臺燈、收音機、電子錶等小家電，主要都是自有品牌，外銷、內銷比約為四六開。

經過這次“轉型”，企業的人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之前，工廠有400多個工人，而其他主要是綜合管理人員，研發人員不到10人。但現在，企業規模只有不到200人，但研發人員占了150人左右。

張海告訴記者，他之所以可以做到不裁員，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個：機器不適應新產品了，只能廢掉，那麼工人也只能辭退。但一家公司如果只做設計，那等於用腦子工作，而人的腦子是可以不斷學習的，所以用不著裁掉。“以前做收音機的，現在做聲控系統開發，沒有一點問題。”

“校企對接”有欠缺

2014年，張海曾去中部一家理工科名校搞過一次校園招聘，但他發現學生的動手能力很差。“學的都是課本知識，電路圖和程式碼在腦子裏記得很清楚，但畢業生竟然在學校基本沒有動手組裝過一次電路。”

張海對此很費解，他詢問系主任，對方的答復是“教學計畫中暫時還沒有這一項”。之後，張海再也不去搞校園招聘了，因為應屆生招聘回來必須重頭培養，這耽誤了產品開發時間。

此前，張海曾經接到過一家日本客戶的訂單，該客戶是日本一些工科學校實驗器材的供應商。訂單的內容是電子散件，比如線路板、電阻等。他從客戶那裏瞭解到，這些散件主要是日本的高中用來教學用。在課堂上，老師會讓學生把一堆散件組裝為電路，學生還要自己負責焊接。組裝完畢，學生還要自己寫程式，驅動這個電路。“我們的大學，可能還不如日本人的高中。”

現在，公司最希望招到從華為、中興這樣的大企業工作過5年左右的工程師。因為，公司是小公司，很難有人主動上門，因此主要都是通過獵頭來招人。

張海的公司只是深圳眾多中小企業的一個截面，也是中國製造業轉型的一個縮影，但更折射了中國教育體系的問題。工程師的培養，無法直接在大學完成，必須通過大企業的“再培養”，然後從大企業“轉流”中小企業。這種模式意味著，對一些中小企業而言，由於其培訓體系的不完備，很難為大學應屆生提供合適的崗位。

創造就業的空間尚未完全釋放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機構和學者的研究傾向於中國可能要出現較大規模的“失業潮”、“降薪潮”，判斷依據大體上是“去產能”導致大量人員下崗，製造業萎縮導致農民工就業難，部分外資將產能轉移到東南亞市場等變化。

這些因素對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影響應該如何評估，目前的解決之道是不是方向正確，為此，本刊專訪了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在他看來，原有的就業創造的空間還沒有被完全釋放出來，取消制度障礙更為重要。

政策起決定作用

記者：官方對就業形勢的判斷基於幾個資料，比如說2015年城鎮新增就業是1300多萬，城鎮登記失業率也僅為4.05%，都比預期的好。但是從一些學者的研究來看，就業形勢的確面臨很大問題，應該怎麼合理判斷當下的勞動力市場？

陸銘：很多人認為會出現“失業潮”的原因是，經濟下行，現在又面臨“去產能”的問題，關閉掉一些企業或者減少產量，肯定會引起失業問題。但是，中國也存在一些特殊之處會使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首先，有一些新的就業增長點，“雙創”比較活躍，“互聯網＋”也產生了一些就業機會，還有小型企業的註冊現在也變得比較容易了，小企業增加挺多。這樣一來，減和加有一個相互抵消的效應。

第二，這輪“去產能”很多是資本密集型企業，不像2008年的時候，很多是服裝、制鞋這樣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資本密集型對就業產生的效應相對較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三就是在經濟下行期間，如果農民工這個群體的就業受到影響了，他們不會體現為失業，而是體現為不來城市打工，在老家從事農業，並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只是沒有在城市裏就業了。所以，這幾個綜合因素加在一起，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兩方判斷有一點衝突。

記者： 前幾年“路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消失”就已經成為共識了，中國進入到了勞動力短缺的時代，這似乎與今天面臨的就業問題有矛盾？

陸銘： 前任商務部長陳德銘曾經說過，中國的勞動力是總量過剩，局部短缺。如果“路易斯拐點”真的已經到來，怎麼會總量過剩，局部短缺？把過剩的勞動力放到短缺的地方不就行了？

如果把“路易斯拐點”的概念放在一邊，問題就很簡單了。前幾年為什麼有勞動力短缺呢，因為勞動力流入東部，特別是大城市，但戶籍管得很嚴，結果勞動力短缺出現了，工資往上漲。與此同時，政府又在補貼勞動力流出地，給農業補貼，同時大量投資，建了好多工業園，大量農民工在當地的投資項目推動下就業以後，減少了到東部的傾向。

發展到現在，整個經濟在下滑，原來中央給了大量補貼的地方，建了工業園沒足夠企業，高速公路建好了沒車跑。結果就是，東部（特別是大城市）創造就業的能力沒有被發揮出來，中西部（特別是中小城市）經濟下行的趨勢更明顯，創造就業的能力消失殆盡了。所以說，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有特殊背景。

具體講“失業潮”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果出現“失業潮”會怎麼做呢，他們會動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拉需求。中國的情況是，把制度障礙取消之後，問題更容易解決。

一方面，在大城市進行相應的改革，比如說戶籍制度。現在大城市還是出現招工難的問題，中西部的勞動力可以到大城市來打工，再比如鋼鐵這個部門是過剩的，有些工人下崗了，但是城市裏的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還是很缺人。如果把制度障礙消除了，可以很快再就業。

記者：從取消制度障礙這個層面來說，2014年戶籍制度改革就已經啟動，怎麼評價改革的成效？

陸銘：總體來說還是進程太慢，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對經濟規律包括城市發展的規律把握不足，對於經濟一定是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及其周圍這個規律，一直沒有很正確的認識，總覺得大城市今天出現的問題是人多導致的，其實大城市今天出現的很多問題不是人多導致的，人恰恰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活力所在。

很多問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沒跟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沒跟上，比如地鐵、學校的供給沒跟上。而現在解決問題的思路是管理人，結果把人管住以後，整個經濟的活力沒有了。所以，我們應該改變這種思路，應該認識到大城市才是創造經濟、創造就業的源頭，按照近幾年的經濟形勢，恰恰需要更加強調重啟東部的發展，強調東部和大城市的地理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對於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