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眾喜歡把右翼反對派稱作西方的“第五縱隊”，認為對這些人只能圍追堵截，嚴加管制。普京則另闢蹊徑，為我所用——與其讓他們把矛頭對準當局，給政府添亂，還不如把他們納入體制，讓他們彼此爭奪進入政權的機會，同時為當局獻計獻策。

在俄羅斯，“顏色革命”是熱門話題。在俄最大的搜索引擎網站Yandex上查詢“顏色革命”，可以得到200多萬個結果。這一另類“革命”已經在一些西亞北非國家及俄羅斯周邊國家導致政權更迭。對於這種“劇毒”，慣於居安思危的俄羅斯人自然不會掉以輕心。

“我們發覺了利用所謂‘顏色革命技巧’的種種企圖，從組織非法公眾抗議活動到社交網路的公開仇恨敵對宣傳。”不久前，俄總統普京在內務部會議上指出，“他們的目的顯而易見——那就是挑起國內鬥爭，打擊我國的憲法基礎，最終打擊我們的主權。”

普京說，俄羅斯應當“加以防範”，以策萬全。

貌似溫柔，毒性很大

萬事愛較真的俄羅斯學者認為“顏色革命”應有以下三個內涵：

一、在群眾街頭抗議行動的壓力下、在國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下，實現政權更迭的過程；

二、“顏色”運動勢力主要使用非暴力政治鬥爭方法推動政變；

三、美國和英國策劃的推翻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合法政權的行動。

“顏色革命”往往顯得很“溫柔”：它像天鵝絨，令捷克斯洛伐克在東歐劇變時未經大規模暴力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它像玫瑰，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參加者人手一支玫瑰花，不費一槍一彈就搞掉了謝瓦爾德納澤政權；它像橘子，2004年據說因政敵下毒而變成橘皮臉的美男子尤先科登上了烏克蘭總統寶座；它在吉爾吉斯斯坦以鬱金香為象徵，於2005年拱掉了阿卡耶夫政權，5年後又把阿卡耶夫的掘墓人巴基耶夫送進了政治墳墓。

但“顏色革命”的毒性很大：2010年底爆發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起阿拉伯世界多國內亂，暴恐活動肆虐，至今仍在發酵。烏克蘭的第二次橙色革命即“廣場革命”，逼得合法總統流亡國外，引發內戰，造成近萬人死亡，導致俄羅斯同西方的關係逼近“新冷戰”。

摧毀政權的套路

西方編導的“顏色革命”，並非個別人的即興演出，而是處心積慮的政治行為，是策劃者、培訓者、資助者、煽動者、鬧事者、追隨者協調行動，暴恐分子和雇傭殺手偶爾客串的大戲。

西方策劃“顏色革命”，一定是針對其憎惡的政權。找准目標之後，先要“準備炮火”，發動資訊心理戰。

通常是這樣五個步驟：第一步，尋找並組織一幫政治活躍分子，形成勢力。第二步，提供資訊支援，加劇他們的政治極端情緒。第三步，幫助他們動員群眾，發起政治抗議。第四步，發動非政府組織和媒體介入或參與抗議運動。第五步，讓抗議運動發生“鏈式反應”，提高頻率，增強力度，擴大隊伍，伺機摧毀政權。

如何摧毀政權？西方有兩個成熟的套路。

第一個套路是圍困政府機關，逼它繳械投降，或誘使其暴力驅趕。

以烏克蘭為例，2013年底開始，首都基輔幾萬名“革命群眾”聚集在市中心獨立廣場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安營紮寨，導致政府無法正常工作，瀕於癱瘓。

此時，如果政府出動軍警驅趕或清場，必然發生衝突，那就正中策劃者下懷。之後，掌握國際話語權的西方媒體和西方政客就會“仗義執言”，指責該國政權“殘酷鎮壓本國人民”，不由分說地宣佈它“失去合法性”，逼迫其下臺，否則就會受到“西方民主國家”主導的“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

基輔發生街頭抗議後，烏克蘭合法總統亞努科維奇放下身段，在西方國家代表見證下跟反對派達成協定。不過這樣也沒有讓事態平息。亞氏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第二天就被迫逃離基輔，流亡國外。由此可見，一旦形成政府機關被“革命者”圍困的局面，現政權不論是鎮壓還是主動下臺，都難逃死路一條。

第二個套路是重新選舉。

如果反對派選舉落敗，他們會硬說“選舉舞弊”，西方則會接過話頭，斷言選舉無效，接下來反對派會理直氣壯地要求重新選舉。如果當局確有舞弊心中有鬼，或者軟弱退讓，那就得重新選舉。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支援的反對派很可能反敗為勝。

近年來，一些獨聯體國家的總統選舉，幾乎成了“顏色革命”的代名詞。這些國家每逢大選，幾乎都要上演一場反對派奪權的大戲。

圍困和選舉這兩個“顏色革命”奇招真的所向披靡，勢不可當？合法政權難道就跟小青蛙遇到眼鏡蛇一樣，只能坐以待斃？

普京“大夫”不信邪，他還找到了“顏色革命”的三劑解毒藥。

第一劑解毒藥——法治

對於群眾遊行集會，莫斯科也曾有官員“靈機一動”，想用非正規手法加以阻撓。2003年，有人想在市中心馬雅可夫斯基廣場舉行抗議集會。一位政府官員出了個“高招”——把廣場入口的地磚挖掉幾塊，立個“奉上級領導指示，廣場施工，閒人免進”的牌牌，讓抗議者“無地自容”。虧得上級領導英明，制止了這一昏招。否則，脾氣火爆的俄羅斯人如果遷怒于國家最高領導，後果會很嚴重。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

2003年11月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後，普京敏銳地覺察到，群眾遊行集會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成為“顏色革命”的導火索。俄羅斯隨即制定了《集會示威遊行法》。

至2014年，俄《集會示威遊行法》已生效10年，已與時俱進地作了6次修訂。其中僅2012年5月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後至2012年8月，就修訂了3次，針對的就是2011年底到2012年初右翼反對派搞的“沼澤廣場革命”。

根據《集會示威遊行法》，舉行此類活動的兩大原則是合法和自願。年滿16歲才有資格組織集會，組織遊行則需年滿18歲。無行為能力者或限制行為能力者、剝奪自由者，均無權組織集會遊行。

組織者有12項義務，包括須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監督參加者遵守公共秩序，在活動期間保證公共秩序和公民安全，執行在場行政機關代表或員警的一切合法要求，在參加者有違法行為時終止活動，遵守行政機關規定的活動地點人數限制，保證活動地點植物、建築物、設備、器具和其他財物完好無損，佩戴明顯標誌，監督參加者不得遮蓋面部，等等。

參加者也有多項義務：必須履行組織者和行政機關代表的合法要求，遵守公共秩序和活動規則，保證交通安全，不得遮擋面部，不得攜帶槍械、刀具、爆炸物、毒物、刺激性氣味物品、易爆易燃物、煙花爆竹、發煙物和酒類，不得處於醉酒狀態。

對前往採訪的記者也有明確要求：需攜帶記者證或身份證明，佩戴媒體人的明顯標誌。

對於那些趕不及制定法律來約束的活動，俄羅斯會頒佈總統令。

例如，莫斯科人最鍾愛的集會地點是紅場南側、克里姆林宮旁的“瓦西裏斜坡”。那塊空地猶如莫斯科大劇院的舞臺，微微向南傾斜，與南面的莫斯科河大橋和河對岸的沼澤廣場，共同構成了一個足以容納十余萬觀眾的“露天劇場”。由於擔心反對派在此集會，形成圍困克里姆林宮的危險局面，2012年初，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發佈總統令，規定瓦西裏斜坡是克里姆林宮建築群的一部分，舉辦集會要提前三個月申請，而且須經總統本人批准。反對派儘管心頭添堵，但也沒了脾氣——當局不是下禁令，而是依法規範。

遊行集會獲得批准後，也有兩條限制：一是有時間限制，過了申請時間繼續遊行集會，當局就驅趕，再鬧就拘留。二是有人數限制，申請一萬人遊行，來了兩萬人，要交罰款，申請兩萬人遊行，來了一萬人，也要交罰款。2012年有一次支持普京的遊行，實到人數超過申報人數好幾倍。普京事後說：“沒想到那麼多人支持我！得，罰款有我一份！”

吸取了烏克蘭的教訓，俄羅斯議會於2014年通過新的反恐措施，把擾亂國家政權機關和地方政權機關工作的行為定性為恐怖活動。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下轄的研究所也制訂措施，懲治擾亂國內政局穩定的行為。

目前看來，俄羅斯不太可能出現基輔獨立廣場那樣的亂象。還沒等反對派在克里姆林宮旁的紅場上拉起隊伍，搭起帳篷，員警就會走過來，先對你敬個禮，然後彬彬有禮地問：“公民，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沒事？沒事就趕緊走人！”

第二劑解毒藥——“招安”

俄羅斯民眾喜歡把右翼反對派稱作西方的“第五縱隊”，認為對這些人只能圍追堵截，嚴加管制。普京則另闢蹊徑，為我所用——與其讓他們把矛頭對準當局，給政府添亂，還不如把他們納入體制，讓他們彼此爭奪進入政權的機會，同時為當局獻計獻策。

2011年普京決定再次競選總統後，放寬了對建立政黨的限制，把建黨所需最低黨員人數從4萬名大幅降為500名，對政黨地區分佈的最低人數也不再作法律規定，政黨參加議會選舉也無須徵集選民簽名。

放寬限制以來，在司法部登記的合法政黨由8個增加到75個，此外還有100多個政黨在建。

新增加的60多個合法的在野政黨，原先的鬥爭矛頭是指向當局和“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現在則忙於爭奪進入立法機構和地方政權的機會，同中央政權反倒相安無事。在2014年的聯邦主體和地方議會選舉中，新成立的一些在野黨甚至與當局密切合作，相互支援合格候選人。

當局還動用了財政手段。起先的規定是，在國家杜馬選舉和總統大選中，不論哪個政黨，每得一票即可獲得5盧布的財政撥款，2008年，這一數額提高到了20盧布。這一舉措，提升了各政黨通過合法手段參與政治競爭的興趣。

對於異己言論，與其堵塞，不如疏導。

2012年，普京提議仿照英國的做法，在大城市設立“海德公園”，供大家自由發表意見。莫斯科設了兩個，在高爾基公園和索科爾尼基公園，分別在二環路和三環路旁；聖彼德堡設在冬宮附近的馬爾斯廣場。任何人只需提前三天申報，不用批准，就可以在這些地方發表言論。

2013年9月19日，在瓦爾代俱樂部十周年年會上，筆者目睹了普京如何做反對派的工作。

那天，他在做完主旨演講後專挑體制外反對派提問。面對一貫指責當局大選舞弊的國家杜馬前第一副主席、現俄羅斯共和黨-人民自由党共同主席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普京請他提問時親切地以其小名“沃洛佳”相稱，對經常在電視節目中批評當局的反對派協調委員會成員、電視明星、普京已故恩師索布恰克之女克謝尼婭•索布恰克，普京用愛稱呼喚她，“克秀莎，說吧……”

昔日氣勢洶洶的反對派袞袞諸公，都不約而同地不再批評普京，不再攻擊當局，僅輕描淡寫地請求釋放因違反《集會示威遊行法》而被拘留的反對派頭面人物。媒體人戲稱，俄羅斯反對派“被招安了”。

普京那天還嬉笑怒駡地批評美國民主：“俄羅斯總統是全民直選的。你們沒做到吧？別吹什麼民主了！”

第三劑解毒藥——民生民心

輿情調查顯示，俄羅斯居民最關心的是改善社會福利、穩定物價，民主和人權僅有9%~10%的人關心，位居居民十大關注焦點之末。

2015年3月26日，俄羅斯《觀點報》在總結普京15年執政生涯時，把改善人民生活與車臣反恐、制止國家解體、終止寡頭幹政、收回克裏米亞並列為普京的五大政績。

普京非常重視改善民生。2012年5月7日，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宮，上任當天就簽發12項總統令，確定了住房、文教衛生、退休金、軍隊建設、對外政策等領域今後6年的任務，兌現了競選時的承諾。

為彌補蘇聯和葉利欽時期對社會消費的虧欠，普京一直堅持職工平均月薪和居民實際收入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的方針。俄羅斯GDP中用於消費的比重達三分之二，與發達國家相近。

2014年，受油價低迷、西方經濟制裁等因素的影響，俄羅斯經濟僅增長0.6%，各項財政預算開支削減5%，但社會福利開支不減或少減。2015年2月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儘管居民收入增長率已經低於通貨膨脹率，71%的俄羅斯人感受到經濟危機的明顯影響，但對生活感到滿意的人比例依然高達76%。

考慮到民眾對貪腐官員的憤恨以及反腐對社會穩定的重大作用，俄羅斯當局於2008年7月首次出臺反腐敗國家計畫，2008年12月又出臺《反腐敗法》，規定國家公職人員應當申報自己、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的財產和收入情況。政府總理、副總理和各部部長，有義務向聯邦稅務機關提供自身和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財產及收入資訊，其中包括各自的收入、有價證券和不動產等。

俄羅斯總統和總理每年都帶頭公佈自己和家庭成員的收入和財產情況，在全國起了遵紀守法的表率作用。例如，普京在2014年4月11日公佈了2013年度的個人財產申報資料，其收入為370萬盧布（當時約合64萬元人民幣），有三輛國產車、一套77平方米的公寓。

為了封堵官員的貪腐途徑，防止高官身在俄國心在西方、成為西方“顏色革命”的“帶路党”，俄羅斯於2013年起實施名為《禁止官員擁有海外帳戶及財產》的法律規定，國家機關官員、議員、央行和國企高管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不得擁有公務必要以外的境外資產和銀行帳戶。想擁有境外資產，那就別當俄羅斯的官員。

如今，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本國領導，反對西方，親近中國。俄羅斯列瓦達中心2015年2月底的民調表明，只有15%的人支持體制外反對派（2011~2012年40%的城市居民支持反對派），只有10%的人願意參加政治抗議活動。

（盛世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