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盛產高官的地方,有的靠經濟發展的漂亮成績單,有的靠改革突圍,也有的憑借堅守邊疆的意志和苦幹,脫穎而出
2015年12月,江蘇省政府完成了易帥。59歲的石泰峰接替因年齡原因請辭的李學勇,成為新一任省政府“一把手”.
5年前,由中央黨校空降到江蘇的石泰峰,為人低調、工作嚴謹,擁有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學位,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他此次接任李學勇,也再一次印証了蘇州是“省長搖籃”的說法。
2014年6年,石泰峰以江蘇省委副書記的身份兼任蘇州市委書記,接替因年滿60周歲而離任的蔣宏坤。蘇州也成為石泰峰在地方主政的“首站”。
在蘇州本地人士看來,這位愛調研的書記升任省長,亦屬意料之中。要知道,自2000年以來6任蘇州市委書記,包括石泰峰在內,已經出了4位省長了。
隨著石泰峰的升遷,蘇州這塊在中國政壇盛產高宮的“沃土”,也再次成為時政領域的焦點話題。
事實上,一個城市(或地區)的主政官員接連被提拔,蘇州並非孤例。深圳、溫州、宿遷,以及西藏、青海等地區的領導,也似乎容易得到重用。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梳理發現,他們有的靠發展經濟,有的靠改革突圍,有的則憑借堅守邊疆的意志和苦幹,脫穎而出。
經濟發展的“模範生”
作為一個地級市,蘇州從1994年楊曉堂出任市委書記起,便形成了由副省級或省委常委兼任市委書記的高配模式。
楊曉堂1998年卸任蘇州市委書記後,轉任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後擔任中國電子資訊集團公司總經理。楊曉堂之後,歷任的蘇州市委書記為梁保華、陳德銘、王 、王榮、蔣宏坤、石泰峰。
值得注意的是,從梁保華之後,連續三任蘇州市委書記都外調至外省任職。
國家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就是先從蘇州市委書記調任陝西省長,後從陝西省長職位調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後進入商務部任部長、黨組書記。
2015年5月,年滿65周歲後從遼寧省委書記任上赴全國人大任職的王瑉,也是從蘇州走出來的官員。2004年,他由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調任吉林代省長,3個月後轉正,2006年任吉林省委書記,2009年到遼甯任省委書記,前後共有近十年的省級黨委“一把手”經歷。
王瑉的繼任者王榮,現為廣東省政協主席。2009年6月,深圳原市長許宗衡落馬,時任蘇州市委書記王榮赴深圳任代市長,一年後升任深圳市委書記。
2014年11月,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12月3曰,朱明國被免職。兩個月後,王榮當選廣東省政協主席,晉升為正部級。
陳德銘等人外調後,都能主政一方,應該說,與他們在蘇州的從政經歷密不可分。
蘇州雖然只是一個地級市,但其經濟規模卻不容小視,長期居於江蘇首位,在全國也處于前列,一度位居全國第四,僅次於“北上廣”。
上世紀80年代,蘇州利用靠近上海的區位優勢,將大企業的訂單拿到鄉鎮企業去做,走出了一條鄉鎮企業的發展之路,創造了紅極一時的“蘇南模武”;90年代,鄉鎮企業面臨體制困境,蘇州又抓住上海浦東開發和台灣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遇,摸索出了一條依靠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新路,形成了“蘇州模式”。
從“蘇南模式”到“蘇州模式”,蘇州不斷地創造著奇跡,讓世人矚目,而陳德銘等人正是這些奇跡的直接推動者。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州模式”被認為與中國國情和發展現狀高度吻合,成為中西部省份竟相學習的對象。在這個背景下,創造這一模式的陳德銘等人,被提拔外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有報道稱,陳德銘性格沉穩、善於運籌,在他的任內,吳縣成為蘇州的吳中區,經過城市東西、南北道路拓寬,蘇州市城區由過去的“扁擔形”變為“方塊形”,形成丁東西聯動、南北暢通的格局。
香港《亞洲週刊》評價說,陳德銘是一位“罕有的具有國際視野的官員”。
中央將已經獲得發展經濟經驗的蘇州官員配置到欠發達地區,推廣、複製先進的發展模式,被認為是一條“先富帶動後富”的捷徑。
事實上,蘇州不僅是“省長搖籃”,也是“市長搖籃”。除了市領導外,蘇州下麵縣級市的官員也廣受重用。
最典型的是因台資經濟而迅速堀起的昆山,盡管在行政級別上僅僅是蘇州下轄的縣級市,但已經有連續六任市委書記被提拔為正廳級以上幹部,其中兩人還官至江蘇省副省長。
上世紀90年代初任昆山市委書記的李全林和他的繼任者張衛國,後來都宮至江蘇省副省長。張衛國調走後,季建業2000年8月上任昆山市委書記,任期未滿,2001年7月又被調往揚州,擔任市長。
王瑉曾公開談及蘇州先後走出多位省部級大員的這種“蘇州現象”。他說,“發達地區已經走過了一些落後地區即將要定的路,這些地方的領導幹部提前經歷了改革發展的實踐過程,再到落後地方去工作,就可以把發達地區的發展經驗、發展理念帶到落後地方去,最大限度地避免走彎路。”
從經濟輻射到幹部輸出
與蘇州類似的,還有深圳。
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更是積累了眾多經濟發展的先進經驗,其發展模式一度成為眾多內陸地區學習模仿的對象。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梳理發現,近十年深圳市級、局級黨政領導幹部,有十多人被提拔外調。
2005年初,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調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其“接棒者”、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則在2007年調任湖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在5l歲的時候實現從副部級幹部到部級幹部的跳躍。目前李鴻忠為湖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外調的其他深圳市領導還有李鋒、陳改戶和袁寶成。2010年,51歲的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李鋒,調任汕頭市委書記,兩年後又調任廣東省政府秘書長;2011年,47歲的深圳市副市長袁寶成調任東莞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隨後當選東莞市長;2012年5月3l曰,52歲的深圳市副市長陳改戶升任國家民委副主任、党組成員。
另外,還有一些深圳局級官員被提拔外調。
比如曾任寶安區委書記魯毅,2014年5月調任佛山後,擔任市長;曾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長的劉潤華,2011年9月調任廣東省社工委專職副主任;曾任深圳市規劃國土委主任的王艽,2012年3月調任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黨組書記、廳長。
分析認為,近年來深圳官員外調並一路躍升的現象背後,是深圳已從當年的經濟的輻射地變成今天的幹部人才輸出地,深圳已徹底告別了過去單純靠經濟來顯示其在全國的輻射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建國初期,我國的幹部多是‘打天下’型的,從地域來源上看,以革命老區為主;利用計劃體制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時期,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出來的幹部被派往全國‘傳播火種’;而到了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東部經濟社會發達地區先行先試的發展經驗受到高度關注。”
經濟窪地的改革突圍
在江蘇,除了蘇州外,另一塊高官“沃土”是地處蘇北、經濟長期排名末位的宿遷。
宿遷,是江蘇兩個最年輕的地級市之一,成立時間還不滿20年。當年,江蘇省決定建立地級宿遷市,主要是為了優化蘇北地區中心城市的佈局,以這個中心城市的建設,帶動和拉動區域生產力佈局的優化和整合。
如果說蘇北是江蘇的經濟窪地,那麼,宿遷就是“窪地中的窪地”。但就是這塊經濟窪地,近些年卻成了不少官員從政生涯中舉足輕重的驛站。
在現任市委書記魏國強之前,曾有5任書記主政宿遷。他們調離後,其中3位都得到升遷,包括1個正省級(徐守盛)和2個副省級高官(仇和、繆瑞林)。
宿遷第一任市委書記徐守盛於1996年上任,20OO年12月在宿遷市委書記任上晉升為江蘇省委常委,2001年8月不再擔任宿遷市委書記。
不久,徐守盛到甘肅任職,歷任甘肅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甘肅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2006年,徐守盛成為甘肅省省長。2010年,徐守盛任湖南省省長。2013年任湖南省委書記至今。
第二任書記仇和,2015年3月在任職雲南省委副書記時,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落馬。仇和在宿遷時,因大刀闊斧的改革而聞名全國,曾被媒體形容為“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
在他執政的2001年至2006年間,曾多次發布和施行讓外界意外的政治舉措和命令,比如官員招商、鐵腕拆遷以及推行幹部公推公選制度等等。
輿論認為,宿遷是仇和的官場跳板。正是從主政宿遷開始,他的仕途晉升進入陝車道。在離開宿遷不到5年的時間,完成了多級跳:2006年升任江蘇省副省長;2007年12月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2011,任雲南省委副書記。
第三任書記張新實任職時間也為5年。2011年離任後,張新實出任江蘇省蘇北發展協調小組副組長一職。
現任南京市市長繆瑞林,是宿遷第四任書記。繆瑞林自2004年起長期紮根於宿遷,歷任常務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
1964年出生的繆瑞林在主政宿遷兩年後,很快得到晉升。2013年1月起任江蘇省副省長、省政府党組成員,他也成為當時江蘇省政府領導班子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
2013年12月,中央和江蘇省委決定,繆瑞林“火線赴任”,出任南京市委副書記,並提名為南京市長候選人,以接替因貪腐而落馬的南京市長季建業。2014年1月,副省部級高官繆瑞林正式當選為南京市市長。
第五任書記藍紹敏,如今是泰州市委書記。
宿遷之所以能與蘇州成為江蘇省內一南一北兩個高官輸出地,輿論認為,正好反映了提拔幹部的兩種思路:“發展經濟”與“著力改革”。
宿遷,無疑是後者的代表。
雖然建市以後宿遷經濟後勁十足,但在經濟總量、財政收入等核心經濟指標上,仍與江蘇其他城市存在較大差距。僅與同年建市的泰州市相比,兩地的區域面積、人口數均相差不大,但在經濟總量上,宿遷卻遠遠低於泰州,僅為泰州的一半,在13個省轄市中排名倒數第一。
在這種背景下,改革成為宿遷發展的主要抓手。
2013年2月,藍紹敏在出任宿遷市委書記的當天就表示,改革創新是宿遷的金字招牌,是宿遷的優良傳統,已經融入宿遷廣大幹部群眾的“血液”。
他說:“正因為有了前幾任書記一茬接一茬的長期艱苦奮鬥、務實苦幹,才有了今天宿遷發展的嶄新局面”,“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市委將努力讓宿遷改革的旗幟永不倒、紅利最大化。”
事實上,作為江蘇唯一的綜合改革試點城市,宿遷有著一定的政策空間,江蘇省委檔中“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允許和支持宿遷市採取比其他地區更加靈活的政策”成為他們的尚方寶劍。
宿遷下轄縣市實施的幹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選、鄉鎮書記公推直選、勤廉公示、網上述職述廉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改革措施,都曾引起過不小轟動。
輿論認為,經濟窪地要發展,甚至超越,只能靠改革。因此,最容易孕育改革的思想,突圍、改革與試驗是這類城市的關鍵詞。而這裏的主政者因為勇於改革、勇於突破,往往也更容易得到提拔重用。
青藏“政治高地”
在中國政治版圖中,青海和西藏雖然地處偏遠,但因為其特殊的地理和政治環境,使得青藏地區幾十年來也逐漸成為幹部提拔升遷的高地。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大學畢業後仕途的起點就在西藏,而青海則是中組部部長趙樂際紮根30年的地方。輿論相信,這片近200萬平方公里的“高地”,未來還會造就更多的政治明星。
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習近平在講話中特別談到了西藏幹部。稱要搞好對口支援西藏工作,優化援藏幹部人才結構,把優秀人才選派到條件艱苦和情況複雜地區去磨煉意志、增長才幹。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梳理發現,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省部級官員中,不少人都有西藏工作經歷。
在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巴平措和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黎4人曾有西藏履歷。
郭金龍和張慶黎此前曾先後任職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離藏時任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向巴平措離藏時任職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更早前離藏後晉升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還有胡錦濤和陳奎元等人。
1963年出生的胡春華,20歲從北大畢業後到西藏工作,27歲時晉升為副廳級,29歲時任職正廳級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1997年首度離藏,進入團中央,4年後38歲時再度進藏,任副部級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43在自治區常務副書記任上再度赴團中央,任正部級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胡春華在西藏先後有19年工作經歷,後歷任河北省長,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2012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兼任廣東省委書記。
郭金龍與胡春華先後了年在西藏有工作交集,2001年到2003年胡春華任職自治區黨委秘書長時,郭金龍為自治區黨委書記。
郭金龍1993年從四川省委副書記任上赴藏工作,在西藏共有11年工作經歷,先後任黨委副書記、黨委常務副書記和黨委書記。2004年離藏後,歷任安徽省委書記,北京市長,2012年任北京市委書記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慶黎在赴西藏前有多個省份的工作經歷,先後任職山東省委常務副秘書長,甘肅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副主席。2005年赴西藏任黨委代理書記,次年轉正,5年後的2011年離開西藏任河北省委書記,2013年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
向巴平措出生於西藏昌都,藏族,在201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前,所有的工作履歷都在西藏。在西藏先後任拉薩市委書記,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
在現任正部級官員中,有西藏履歷的官員還有交通運輸部長楊傳堂、民政部長李立國、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秦宜智、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張裔炯、青海省長郝鵬等人。
在條件艱苦、環境複雜、基礎差的地區或者單位工作實績突出,一直是中共破格提拔幹部的條件之一。
《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九條規定,黨政領導幹部應當逐級提拔。特別優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幹部,可以突破任職資格規定或者越級提拔擔任領導職務。西藏、青海自然條件惡劣,顯然是符合上述條件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一。
如果官員能夠在這些地區堅持下來,並做出成績,那麼顯示的不僅是能力,更是忠誠。按照組織系統選拔幹部的原則,這些官員都應被優先考慮。
國務院副秘書長孟揚、中央網信辦副主任徐麟以及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尹弘都是在援藏後,被提拔為副部級官員的。
因此,青藏地區不僅在地理上是高原,在政治版圖上也是一塊“高地”。
(蔡如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