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外交”並非憑空產生，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中國將在國際上扮演何種角色，需要從“習式外交”的具體實踐中探究。

“大家對中國外交這幾年的進展印象深刻，甚至是刮目相看。”中國外長王毅今年2月訪美期間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時說的這句話，點出了近年來在國際學術界與政治實踐中都炙手可熱的新現象。他說：“近三年來，習近平主席就如何在繼承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中國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和新理念。”

這一系列的“新”，被外界總結為“習式外交”。“習式外交”並非憑空產生，其中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中國將在國際上扮演何種角色，需要從“習式外交”的具體實踐中探究。

順勢而為

近3年來，中國外交發生的變化是深層次、多維度的。但從時間順序來看，“強勢”是最先表現出來的特徵。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得從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外部戰略環境說起。2012年9月10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宣佈將釣魚島“國有化”。同年4月，由菲律賓挑起的中菲黃岩島爭端愈演愈烈。幾乎與此同時，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南海島礁爭端也逐漸升溫。也就是說，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選舉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前後，中國的周邊戰略環境，出現了一連串涉及領土主權的危機。這些危機，以及美國奧巴馬政府咄咄逼人地推行重返亞太戰略，共同對中國構成嚴峻的戰略壓力。

2012年11月29日，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新一屆中共領導集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中共最高領導層這次極具象徵意義的集體活動，傳遞出的信號複雜而深刻，但其中體現的“危機意識”也不容置疑。2013年1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習近平的這番表態，被解讀為中國外交首次把“維權”—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提升到了與“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中國外交的“強勢”並未止於危機應對，而是借危機之“勢”向外界傳遞了中國的“底線思維”。2013年11月中國劃定範圍涵蓋釣魚島的東海防空識別區，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在劃定中國的“利益紅線”。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的“強勢”，本質上是更加積極、堅定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毫無疑問，未來這也將是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大特色。

中國外交之變所依託的另一個“勢”，是國際格局的變遷。這一點首先體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尤其是中國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上。2015年中國進出口總值為3.96萬億美元，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截至2015年，中國累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已達8630億美元，中國投資海外的企業超過3萬家。經濟上“海外中國”的形成，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利益邊界。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在外交佈局上做相應的跟進。

“習式外交”中經濟外交扮演重要角色，是其順勢而為的另一例證。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在周邊宣導次區域經濟合作，設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以及與歐洲、拉美等域外國家進行經濟合作專案的對接，“習式外交”牢牢抓住發展這個主題，通過深度整合中國與外部的經濟聯繫，為國內經濟發展尋找新的動能。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王毅外長在上述演講中說。他提到，中國的外交就是要為“兩個一百年”這個最大的內政來服務，就是要為中國實現發展目標提供更加穩定、良好、友善的外部環境，就是要為助力這個目標的實現營造和開創更多外部資源。這意味著，儘管中國外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追求和平發展的目標並沒有改變。

有學者把“習式外交”稱為“和平崛起2.0”，即雖然中國依然堅持旨在為國內經濟發展創造有利外部環境的和平發展政策，但在政策方式上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傑佛瑞•貝德看來，中國外交的變化並不意外。他認為，習近平接手的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一個與數十年前已大不一樣的中國，不重新思考其在國際體系的角色，那才令人不可思議。“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領導層已經在這麼做。”

積極進取

習近平就任中國國家主席一周後，就開始了首次海外出訪。近3年來，他已經外訪20次，足跡遍佈五大洲，訪問國家多達43個。此外，在這3年裏，中國還舉辦了APEC峰會、亞信會議、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議等一系列峰會。首腦外交與峰會外交，毫無疑問是中國外交積極進取的一個重要體現。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積極進取的“習式外交”對機遇的精准把握，以及對挑戰的恰當應對。

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國際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大特點。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制，並沒有對此作出應有的回應。這一點突出表現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滯後上。此外，全球金融危機給金磚國家成員國的經濟發展，都不同程度地帶來了不確定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習式外交”加大對金磚國家平臺的外交投入。3年裏，習近平已經遍訪所有金磚國家，給這個新生組織注入活力。中國主導的金磚國家新發展銀行與應急儲備基金的設立，之所以能如此快速推進，顯然與把握機遇不無關係。

同樣是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此前以自貿區為主打的經濟合作模式，釋放的合作紅利正在減弱。2013年10月，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期間正式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推出“一帶一路”戰略的同時，著眼于基礎設施建設的亞投行開始醞釀。有報告稱2020年前亞洲基建投資需求為8萬億美元，但西方國家主導的亞開行以及世界銀行，長期以來把注意力放在減貧上，對基建領域的關注非常有限。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能吸引包括東盟十國在內的57個國家，“機遇視窗”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在國際經濟治理上的積極作為，不可能不帶有戰略考慮。從技術角度說，如果中國僅僅著眼於資本輸出，資金實力已相當雄厚的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國內金融機構，足以承擔這樣的責任。但如果中國那樣“單幹”，就無法做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構建新的國際機制，可以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互動開闢新的管道。多維度的互動管道，也有助於緩解外部對中國實力崛起的擔憂。“習式外交”提出與周邊國家打造“命運共同體”，絕非空泛地提口號、唱高調。

3年裏，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多達5次，中俄關係在戰略層面已達到了新的高度。中國與俄羅斯關係的升溫，正值歐美與俄關係因烏克蘭危機陷入冰凍。但烏克蘭危機並未成為中國與歐美的分歧點。對於俄羅斯與歐美的戰略對抗，中國在對俄支援上也是拿捏有度。比如，中國公開表態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傑佛瑞•貝德的評價是：在安全領域，中國整體上尊重了聯合國憲章反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而且在這一點上明顯比其他大國做得要好。

中國最大的外交挑戰來自美國。儘管金融危機後美國實力相對下降，與中國的差距也明顯縮小，並在全球範圍內搞戰略收縮。但不容否認的是，即便美國不再是全球性主導國家，但在任何一個區域，只要美國願意投入戰略資源，它都會是絕對的主導型國家。而且，美國的戰略資源正在向亞太轉移。對於中國來說，對美外交之所以重要，因為美國是對中國領土主權這樣的核心利益，以及國家復興這樣的長遠目標，都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國家。

針對美國的戰略攻勢，“習式外交”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雖然美國學界與政界對這一提法依然存在爭議，但中美關係與2009年奧巴馬上台之初相比已明顯更加“可控”。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陸伯彬（Robert Ross）就持類似看法。他認為習近平已迅速扭轉了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已經重回正軌，並在敘利亞、伊朗、朝鮮乃至兩國軍事上展開了合作”。

中國是如何做到的？陸伯彬的解釋是“習式外交”結合了適當的妥協與巧妙的“強制外交”。他所說的“強制外交”，很可能是指中國對美國亞洲“夥伴國”的強勢。的確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強勢讓某些國家在“拉美制華”上有所忌憚。但陸伯彬忽視了“習式外交”另一巧妙之處。在國際政治領域，在安全上“背叛”軍事同盟的代價是很高的，所以“拆解”同盟的成功幾率不高，尤其是在非對稱同盟關係中。但在國際經濟領域，無所謂“背叛”與否。英國、澳大利亞、韓國等美國的鐵杆盟友，在亞投行問題上輕易“背叛”美國，“習式外交”並沒有施展任何“強制外交”。

任重道遠

王毅外長在上述講話中，連用3個“更加積極”來闡述中國外交：中國外交正在更加積極地維護正當的國家利益，更加積極地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也更加積極地同世界各國，當然包括美國發展互利共贏的國家關係。這是中國對其角色的自我定位。事實上，過去30多年來東亞一直是最為和平、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中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瑞典國防研究院學者邁克爾•威斯曼看來，中國是奮發有為、負責任的改革者。他認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不會是國際秩序的現狀維持者，但也不會是挑戰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

儘管如此，中國外交未來面臨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習式外交”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國戰略東移的壓力，較為成功地把東亞“主題”從安全引向了經濟。但正如傑佛瑞•貝德所指出的那樣，對於經濟合作，中國的多數鄰國將比中國更加擔憂這種利益綁定關係，擔心這種關係賦予中國更大的影響力。而且中國日漸增長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在他們看來難以接受。這樣的局面的持續，使美國得以在東亞編織針對中國的安全關係網絡，化解中國經濟外交影響力。

“習式外交”已經為中國外交布下了一盤大棋。在這盤大棋裏，中國可以看到“機遇的盛宴”。當然，在中國外交未來的漫漫征途上，也充滿了激流險灘。僅從“習式外交”這盤大棋的複雜程度來看，就會給中國外交的具體實踐帶來挑戰。如何恰到好處地落棋布子，如何恰如其分地攻守，對中國外交來說都是不小的考驗。挪威國防研究所亞洲中心主任榮英格（Jo Inge Bekkevold）提到，與以前相比，習近平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他不得不應對繁重的發展任務，繼續推進中國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同時也要通過安撫鄰國來維持穩定的外部環境，還得避免地區危機甚至大國對抗”。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