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時代意識”和“危機感”，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這三年治國理政的“主要線索”、“主要情節”以及未來走勢。

三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短暫的一瞬間。但這更多是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概念，對一個國家而言，此三年和彼三年可能完全不同，端賴於當時的人們所身處的時代，以及有何作為。

從十八大至今已經過去了三年多。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人們無不感覺到，這三年，中國正在發生歷史性的深刻變化，並已經打上了領導人個人的深刻烙印。如何理解“歷史性的深刻變化”，直接決定了我們怎麼判斷自己的未來。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內，以自覺的時代意識提出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贏得了老百姓的信賴和支持。這讓我們有理由對國家的前景充滿信心。

政治家的時代意識

在系統梳理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後，南風窗記者的理解首先是這個領導集體的自覺的時代意識。

什麼是時代意識？為什麼是時代意識？

時代意識好像很虛無縹緲，實則不然。過去是一面鏡子。當我們今天再重新看待歷史上的那些廣為人評說的政治家群體或者政治家的時候，決定其分野的根本正在於對時代大勢的理解和擔當。這就像一個座標一樣，後來人據此把過往的政治家放在了不同的位置上。

總書記有兩句話，已經把時代意識說的很清楚了。一句是：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一句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所謂時代意識，就是對所處時代的命題和民心向背的自覺理解和有效回應。

如果具體來說，就要看政治家對於突出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判斷，對於民眾新的期盼的判斷。這些方面，中央也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比如，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經由歷史積累等原因而形成的問題包括：經濟規模大而不強、經濟增長快而不優，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受制於人；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協調、產業結構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突出；外部環境變化，更好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需求和中國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不足兩者的不協調；收入差距較大、社會矛盾較多、生活比較困難的群眾仍然不少。如此等等。

這裏不是簡單的羅列問題。單個去看，相應的問題已經積累到相當程度，無法再把問題“延後”，或者說以前可能是次要矛盾，現在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把這些問題加起來看，又相互牽扯、形成疊加效應。所以，這些問題總結起來就是：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這在政治家那裏就凝聚成了一股非常強烈的“危機感”。

“危機感”是個好東西。生於憂患，死于安樂。它逼著我們探究事情的本質，追尋和實踐根本的解決之道。看看十八大後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人們就知道，那不是修修補補，而是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以人民為中心

“危機感”當然還來自于對於民心向背的判斷。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人講，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人心在哪里？總書記上任之初就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總書記說，我們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這樣說的一個原因正是，我們的人民在最深層次的意識裏面，是非常認可吃苦耐勞、努力奮鬥改變命運的。只要有一點空間，哪怕生活再難再苦，中國的老百姓也總能創造出新的事業出來。而人民對於政治家的最大期待，往往也是從非常質樸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改善生活的願望出發。“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必須同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成功。”

在過去的三年時間裏，在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中，我們會發現很多對於老百姓不滿意和有新期待的問題的論述。讓人印象深刻的包括：

“過去講‘有理走遍天下’，現在有理的也到處找人。這從另一角度說明，老百姓要辦點事多麼不易，不打點打點，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辦不成事！這種現象一定要扭轉過來！”“如果升學、考公務員、辦企業、上項目、晉級、買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國等各種機會都要靠關係、搞門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顧，沒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沒有機會，就會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如此等等。

和前述道理一樣，這些問題單個來看，有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如果加在一起看，解決不好的話，就肯定會影響到老百姓對於國家發展的信心。“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是最大的政治。”“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如果我們脫離群眾、失去人民擁護和支持，最終也會走向失敗。”

總體來說，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時代意識”和“危機感”，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這三年治國理政的“主要線索”、“主要情節”以及未來走勢。

為什麼要強調党的領導？

說到未來走勢，結合國外情況來看，那就是“道路”問題。“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走什麼路？國內外高度關注。”

答案，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党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那麼很自然的問題就是，要理解“道路”問題，首先要看怎麼理解党的領導。

眾所周知，十八大後的這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強調党的領導。

這首先體現在各項重大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比如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要履行工作的職能,議大事、抓大事”；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党的領導；加強和改善党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國企改革中，確保党的領導、党的建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充分體現和切實加強。類似的表述，我們在其他重大工作中也能看到。

而堅持党的領導，首先是堅持黨中央的統一集中領導，這是“一條根本的政治規矩”，在十八大後有了新的制度性安排。

從中央層面說，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領導決策核心。黨中央作出的決策部署，不僅黨的部門要貫徹落實，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的黨組織，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的黨組織也都要貫徹落實。今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專門召開會議，用一天的時間聽取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院、最高檢黨組彙報工作，並明確指出這是“保證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性安排”，並對全黨有“示範意義”。

再往下說，對地方而言，黨委同樣是起領導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黨組織應該對黨委負責、向黨委報告工作。“各方面都應向黨委報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做好自身職責範圍內的工作。”同時，各地區各部門黨委（黨組）要加強向黨中央報告工作。

在中國，提“党的領導”本來不是一件會讓人感到“突兀”的事情。當然，十八大後加強党的領導，客觀上外界還是會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和雜音。這也不奇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人還是習慣於把党的領導和相應的重大工作比如法治、經濟建設等等割裂對立起來看。如上所述，今天加強党的領導，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威對於中國的重要性、一個強大有戰鬥力的現代政黨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加強党的領導，其含義是完整的，在涉及到各項重大工作中對此都有明確的論述和主張。比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僅強調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党的領導，也同時強調党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幹部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把党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國企改革中，既強調加強黨的政治保證作用，又強調保護好企業家精神。等等。

十八大後的三年的時間說明，今天加強党的領導，需要和兩種傾向做鬥爭。一種是虛化、弱化、淡化党的領導的習慣、心態、做法和主張等，比如，總書記曾經在一次講話中專門批評了“把分管工作當成自己的禁臠”，黨委過問就是黨政不分的錯誤心態。另一種傾向就是與科學執政、依法執政、民主執政相抵觸的習慣、心態、做法和主張等，比如侵入黨內並逐漸流行起來的一些潛規則，搞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胡作非為、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

完整準確理解加強党的領導尤其是加強黨中央的統一集中領導，可以讓我們完整準確理解“中國道路”問題，並且理解社會進步和制度演化的空間所在。

治國理政的“適應性”

對於“道路”問題，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即執政規律。

執政是有規律的，我們的事業能夠往前走，是因為治國理政更加符合執政規律。我們常說，党深化了對於執政規律的認識。對這些規律的認識正是在對前述時代大勢的深刻把握和回應中不斷加深的。我們觀察一個執政黨的作為，那主要就看它的主張和做法是否越來越符合執政規律。

社會學家張靜教授曾經發表過一個觀點，核心是“反應型理政是解讀中國治理的關鍵”。“反應型理政”，也有人叫做“治理的適應性”或者“治理的彈性”，意思是在保證党的領導大原則下，根據社會變遷做出反應，不斷適應社會的需要調整自身。張靜教授認為，反應型理政是有歷史軌跡可尋的，比如當年共產黨在延安的十三年“紮根”，黨群關係並非一開始就是後來的樣子，而是不斷尋找群眾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斷讓自己代表他們，也就有了後來正式提出的“群眾路線”。

觀察適應性就是觀察在紛紜複雜的事件背後，一種更有一致性的趨勢。這種趨勢，也就是規律的體現。

2014年，針對“周永康事件”，國平曾經發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其中的一些觀點值得再次復述一下：對於糾結利益集團、權錢勾結、阻擋改革，“必須痛下決心加以制度化遏制”。在這個歷史關頭發揮政治決斷作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擔當一個有著八千多萬黨員的大党的最高領導責任”，“需要率領執政黨邁入現代依法執政的境界，真正走出革命黨依靠政治意志統治國家的舊局面”。因為，“作為一個現代政黨，中國共產黨必須以現代規則自我約束，黨才具有維持組織目標、發揮領導作用、整合國家力量、推進民族復興的能力。”

這種對現代政黨的認識，以及提到的黨和党的領導人的自我期許，本身就是對執政規律認識的一次提升，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的一部分。

至此，本文對於十八大後三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理解，其基本邏輯也清晰了：在對時代大勢和人心走向的深刻洞察之後，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目標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又一次“趕考”：通過自身達到時代先鋒和現代政黨的新境界，帶領全國人民開創新的偉業。

（趙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