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營”與“工作坊”:拓展兩岸青年學者交流路徑

面向大陸部分高校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臺灣成功大學曾舉辦了兩屆“蘇雪林學術研究寫作營”,未來也有可能舉辦第三屆或第四屆,可惜大陸學界很少看到相關報導。機緣巧合,我的兩名研究生全程參與了這兩屆活動,而我一直想將這過程寫下來,思考其中有哪些可以借鑒的方法與思路,既利於我們的研究生培養計畫,更可開拓兩岸青年學者的交流路徑。

2015年底,福建師範大學召開的“兩岸文化交流政策”論壇上,很多專家提到今年的臺灣地區大選,民進黨將抓住數量龐大的年輕人選票,且預測這會成為其取勝的關鍵。事實驗證了這點。2015年也是香港社會出現動盪與不安的一年,而香港部分年輕學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樣讓人擔憂。長期以來,大陸兩岸政策,包括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所實行的“一國兩制”,重心一直放在區域經濟互利互惠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與教育的交流這一環節,尤其在如何為未來的新生力量建立起吻合其文化特性的交流機制這一點上,存在諸多不足。這些年海峽兩岸、內地香港的交流日益頻繁,但在互聯網上“陸陸”和“灣灣”、內地青年與香港青年之間的隔海爭吵,不說大家也印象深刻,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可見隔膜之深。這些問題不易解決,但有一條,贏得年輕人,就贏得未來,小到一個單位、大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概莫能外。

學術交流有各種形式,交流本身是學者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場域”,而參與具體的學術會議或工作坊等,則因為有直接對話的空間,特別有利於學術資源與學術人脈的累積。

研究生或博士生群體是未來社會各個行業的重要人才,把這個問題放大看,未來兩岸關係的各種決策,必將有他們各種方式的參與,早些提供溝通與理解的管道,應該是今天兩岸研究重中之重的問題。

“研討會”引來“寫作營”

蘇雪林(1897~1999)是近代中國文壇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她一生跨越兩個世紀,足跡遍及大陸、臺灣與香港,曾參與五四運動,為中國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並以實際創作留名于現代文學史。由於她後半生在臺灣成功大學度過,成功大學保存了許多與其有關的文物,成大博物館也設立“蘇雪林書房”專題展覽。成功大學視蘇雪林為該校重要的文化資產,保存整理並深入研究其作品、文物,並成立“財團法人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為了培養年輕的學者,推動對蘇雪林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2011年3月3日到7日,成功大學文學院與蘇雪林教授學術文化基金會舉辦“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邀請大陸福建師範大學、青島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西南大學、安徽師範大學等學校研究生前往臺灣完成相關學位論文。期間有學術研討會,有專題演講,有大陸大學研究生報告研究計畫,並與成大中文系教師特約討論及一對一的輔導,也有與會研究人員親臨與蘇雪林有關的文學現場等等。

成功大學此次活動安排得緊湊、認真與周密,提供給大陸青年學者史料查找上的優勢與新的研究視角。其中的“福建師範大學”學生,就是由我推薦而赴台參加活動的研究生孫詣芳。

事情可追溯至2010年深秋時節,我赴武漢大學參加“兩岸蘇雪林學術研討會”。會議題目定得大,實際上邀請的內地學者並不多,臺灣學者與武大文學院的老師占了一大半,算是國內不多的中小型學術會議。這次的“兩岸”學術研討會,有雙重意思,一指會議有來自臺灣的學者參與,二則更重要,透露了蘇雪林這位元被研討的物件,一生最重要的兩個“工作單位”和“工作年限”:1949年前她在武漢大學任教18年,1957年赴台定居又在台南成功大學任教18年。這兩個18年,便將武漢大學與成功大學連結了起來。成功大學在蘇雪林104歲高齡去世後,不僅搜集整理出版了她的全套文集,而且下了極大功夫,整理編輯出版了她的日記全集。此外,一生堅持寫日記的蘇雪林,還在40年代末期離開武漢時,留下了她的一冊一年日記,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有她當年講授課程的備課教案。我是抱著去看看原件和史料的心情赴會的,卻不想,這次會議後續的成果完全不止於此。

會議的最後一項議程,是武漢大學與成功大學兩校將形成長期交流的動議,此中成功大學蘇雪林基金會提出了一個非常具體的“蘇雪林學位論文寫作營”建議。“寫作營”內容是:由參會的專家學者推薦一名門下的學生,以“蘇雪林研究”為題,參與由成功大學蘇雪林基金會資助的寫作營,為期五天左右。如果學生願意以蘇雪林研究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正可以利用這幾天時間,實地考察蘇雪林故居、參觀蘇雪林紀念館,走訪蘇雪林生前的同事,並可由基金會提供專項圖書館館藏資料的複印經費,將大陸不便搜集的蘇雪林在台的許多出版物、所發表的文章,以及當年的相關論爭情況一併搜集完備。研究者深知獲得第一手資料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而大陸許多臺灣文學研究資料還比較匱乏,能為研究生提供這樣的機會,與會專家學者熱情支持。於是,會上就把第一屆寫作營的時間定在第二年春節後。

“寫作營”的收穫

一回到學校,便向門下的幾位學生徵求個人意向,當時孫詣芳同學立即表示:“我願意做這個課題!”詣芳本科就讀安徽師範大學,而蘇雪林就是安徽人。但研究生九月才入學,如何進行學術研究,門還未摸到呢。我鼓勵詣芳,等待通知及辦系列手續的空檔還有兩個月時間,先閱讀蘇雪林作品、有關傳記,再搜索研究資料,這樣有個基本認識,去臺灣後可以就論題諮詢指導老師、查資料的目標也能相對明確。元旦過後不久,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主任陳益源先生借著出差開會的時機,在福州1月的大寒流中把詣芳的入台證送到。但1月中旬,福建高校已經放假,詣芳手續辦得極為不順,她幾乎打了退堂鼓。我很擔心,便出馬協助,歷經種種波折,終於在3月4號早上拿到證件,直奔機場。

參加第一屆成功大學的“蘇雪林寫作營”學生,在五天時間裏,參加了三天的討論和資料查詢,並獲贈蘇雪林文集、日記,盡可能地按自己的需要複印了一些資料。在赴台的前前後後一段時間裏,詣芳收穫的不只是資料,這一經歷,讓她從稚嫩變得成熟老練。她後來在論文中寫道:蘇雪林雖身為女性,卻在學術生活、宗教信仰以及日常行為方式上有著明顯的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既自強努力又偏執固守,這些,都體現著20世紀初年一代女性知識份子的種種特點。這種概括是否準確,見仁見智,但應該說在研究物件身上放進了她自己的感悟與理解,也會對她後來的生活與工作產生影響。

第二屆成功大學蘇雪林寫作營的主要邀請人還是陳益源教授,他已辭去中文系主任職務而任成功大學人文社科中心副主任。因為第一屆學生交流的過程,我們成了熟悉的朋友。於是我推薦了門下學生張興華參與第二屆的蘇雪林寫作營。這次寫作營,成大中文系還特別為每位大陸研究生安排了兩個學伴,提供他們生活和課業上的各種協助。

手續還是手忙腳亂,但興華從詣芳師姐那得到具體的指導和幫助。她的論題定得最早,事先做了許多資料準備,因此,在提綱、報告、請教等環節中,她顯得更加從容,也十分順利。

興華的論題涉及蘇雪林研究的另一重要領域,即宗教問題。蘇雪林年輕時赴法留學,成了天主教徒,一生以自我奉獻和自律精神來要求自己,時時反省自己的性格缺陷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錯誤,這些在她幾十年的日記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大陸的研究,多限於蘇雪林前半生在大陸的創作,而後半生的宗教信仰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則限於資料難以展開。臺灣現代文學界的研究,則對她前期在大陸的生活與活動不太關注。

第二次蘇雪林寫作營的安排中,一個吸引人的亮點是專家講座。陳益源為幾位大陸的研究生請到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院士,王汎森是余英時先生的弟子,海內外著名的歷史學家,明清史研究在大陸學界影響極大。他的一篇《如果讓我再做一次研究生》講自己的求學經過與治學經驗,是我向每屆現代文學專業的新生推薦的必讀文章。這次他的講座頗有針對性:《五四前後的幾種思想流派》。我想,只要學生們稍有學術積累,應該都能看出一位研究者扎實嚴謹的學術風範,並從中獲得思想的啟迪。

參加這兩次寫作營學生的指導老師,都有各自的專業研究方向與學術成績。如蘇偉貞教授是臺灣著名小說家,她曾任《聯合報》編輯,與張愛玲有過信件往來。蘇敏逸老師年輕而極有責任心,非常受中文系同學的喜愛,大部分時間她都守在成大中文系樓內的書房裏做學問,為學生改論文;她的茅盾研究、中國現代左翼作家研究等也頗有學術新創。現代文學的研究生能得到這些專家的指導,可謂幸運。

碩士生們關於蘇雪林寫作學位論文的論文,在碩士論文答辯後按答辯專家們提出的意見作了修改,最後都寄往成功大學圖書館存檔。

“寫作營”或“工作坊”的啟示

近幾年,福建以及全國各高校兩岸文化交流互動並不少,包括在臺灣出版推介各類學術成果,或續集出版內地大學生的創作成果,包括假期組織大學生赴台訪學或田野調查,也包括邀請臺灣專家或學者擔任高校短期講席教授或參加論文答辯、開辦學術講座等等,既主動走出去也盛情邀進來。我偶爾出去訪學,能在臺灣與大陸的學界朋友不期而遇,可見這種正在上升的交流頗具熱度。但是,目前的文化交流有兩個極端,一是以高層次學者互訪為主,因為他們經費充足且有知名度;或者多為“3+1”學制的本科生,他們有一年時間在臺灣學習;反倒是年輕學者成了兩不靠。我認為,目前的文化交流,還可以從研究生培養機制這一層面入手,或許可以將兩岸青年的學術交流做得更活絡。

一、用“工作坊”或“寫作營”計畫為兩岸三地未來的年輕學者們提供交流空間。

“工作坊”,原為20世紀初出現在心理學與教育學研究領域,專業醫生讓同一種病的病人聚在一起,分享治病過程中的一些經驗和自我調節方法。60年代後成為鼓勵參與創新、探索問題的解決對策以及讓不同立場的人相互溝通交流的方式。近年來,內地許多高校借鑒台港學界和高校的這種“工作坊”形式來展開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高校或學界的“工作坊”多提倡打破學術或專業的小圈子,鼓勵交叉學科間的交流,名為“工作坊”或“寫作營”,但有的規模並不小,徵稿或組織相關活動的宣傳甚至擴展到全國,甚至全球。有的“工作坊”在徵集相關主題論文後,需要根據提交的論文挑選與會者,這實際上與一些國際性學術會議的要求相似,遵守的是國際的學術會議慣例。

內地近些年引進“工作坊”方式,不僅是借鑒臺灣香港學者的務實作風與開放的跨學科視野,也要扭轉內地學術會議規模大、人數多、論題大且很難就某些問題上取得大的突破的研討會習氣。工作坊的靈活、便利、費用相對較少的優勢,有助於高校與學術團體活躍學術交流氛圍。將這種活動擴展至兩岸三地,那麼這些未來學術中堅力量的頻繁交流,對於溝通、理解與學術視野的展開會大有裨益。

二、要有建立學術“閩派”的自信,而不僅僅局限於區域性的“閩台研究”。

福建高校在兩岸學術交流方面有優勢也有劣勢。

在對台交流方面具有先天的地理與文化優勢,這些年的經濟與文化政策相對靈活,尤其是廈、漳、泉三地,通過高考而往臺灣上大學、讀研究生的人數已經不少。

然而,有利的同時也有不利,福建與臺灣的民間文化相似度較高,閩地各高校又缺少北京上海南京武漢西安等城市雄厚的學術基礎,長期以來,福建省與省內各高校更強調閩台間的“同根同源”研究,認為這是福建文化研究的最大優勢。但是,換另一角度,這也可能由於地域性而導致局部性與狹隘性。更多的學術優良資源,因為不能納入“閩台”框架中而無法發揮其吸引力與優勢。其結果是,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以其雄厚的學術根基和更為突出的“差異”性強勢地吸引了臺灣學界更多的關注。如果把交流的思維方式總是固定在同根同源、同祖同宗、同風同俗上,那就白白錯過最重要的“異性”之吸引力。

研究生學術工作坊的主要對象是兩岸高校的研究生,其主題可依學術熱點和重點加以擬定。這裏想提出的是,兩岸學術間的交流,不必限於閩台研究的固定思路,如果我們放眼於閩派學術研究的發展與未來,那麼,所謂研究的視野與範圍都不應有太多局限。以福建師範大學孫紹振老師為代表的閩派詩歌批評為例,他的成就是在全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界的意義中體現的,如果限於港臺文學研究,就很難發揮他的品牌優勢。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以現代散文研究著名,我與成大蘇敏逸老師交談時,就發現,她對福建師大的散文研究毫不陌生,並正著手展開散文研究,因為散文也是臺灣文學中有重要成就的部門。如果我們能設定有學術新意的“寫作營”,肯定能夠吸引臺灣學子的目光。用主題與研究範圍有更大包容性的研究生工作坊,會對未來的年輕學者產生吸引力,也為今後現代閩派學術體系的真正建立、延續與傳承,起到促進與推動作用。

當然,無論是“寫作營”還是“工作坊”,制定一個相對穩定的計畫,並獲得各方面支持(包括手續簡化)與經費配套,則能保證其可持續性。簡化年輕學者往來間進行學術交流的繁雜手續,利用雙邊現有的學術資源,夯實與開拓本地研究生培養與教育的寬闊視野,也是為未來閩派學術在全國的學術位置和在對外交流中的主動性搶佔有利的地形。

我們注意到,在臺灣相關的新聞報導中,研究生群體是被看成“年輕學者”的。無論專業型或學術型的研究生,都是未來兩岸學術研究的後備隊伍,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會成為未來兩岸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認知與看法,與今天已經成名的中老年學者已有相當大的差異。如果不加以重視,鞏固他們的聯繫紐帶,那麼,我們所失去的不僅是學術交流的主動權,還可能是臺灣未來的智庫。

(呂若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