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始末

1、民主黨派積極回應“五一口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建議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回應和支援。“五一口號”發佈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電示上海局、香港分局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到解放區開會,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提出會議“擬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及中共聯名發起。”並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章乃器、張絅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存統、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晗、曾昭掄、符定一、雷潔瓊及其他民主人士來解放區開會,其中有被國民黨政府監控不能來者,可派遣代表與會。

隨即,毛澤東又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作了進一步的補充。毛澤東在信中明確提出:

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請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口號。此項聯合聲明,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三黨聯合聲明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連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茲托潘漢年同志晉謁二兄。二兄有何指示,請交漢年轉達,不勝感幸。

接到毛澤東的來信後,李濟深與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何香凝、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央執行委員李章達,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代主席蔡廷鍇,民革中央常務委員、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常務委員譚平山,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委員章伯鈞、民主促進會中央理事會常務理事馬敘倫、王紹鏊,致公黨中央副主席陳其尤,農工民主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彭澤民,無黨派人士郭沫若等在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李濟深發言說:“中共‘五一口號’堅持黨派協商、聯合政府,足見共產黨不搞一黨專政之誠意。本党同志應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陣營中來。”經過協商,與會者一致同意立即聯名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中共的主張得到了民主黨派的積極回應,認為符合它們以往提出的主張。1948年5月5日,李濟深領銜發表通電,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會代理主任沈志遠也發文指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國人民共同的道路;通過新政治協商會議以達到民主聯合政府之實現,也不是一黨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為民主事業奮鬥的黨派、團體和各階層人士的共同要求”。

1948年8月上旬,毛澤東複電在港的民主人士,對他們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熱心促其實現,表示欽佩,希望民主人士對召開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的範圍和討論的問題等等提出意見,共同討論。

2、民主人士自香港秘密北上

隨著形勢的發展,召開由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迅速變成實際行動。

從1948年到1949年初,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的著名知識份子數百人,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先後分批取道香港北上,從東北和華北等地上岸,最後抵達各解放區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協會議,其中包括李濟深、黃炎培、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郭沫若、馬敘倫等知名人物。1949年1月,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公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1949年2月底,又有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知識份子在香港啟程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如柳亞子、葉聖陶、徐鑄成、宋雲彬等都留下了北行日記,這些帶有個人生命體溫的鮮活記憶為我們還原了當時的情景。

2月27日夜,柳亞子等27人在香港地下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悄悄登上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貨輪“華中輪”,踏上北歸的征程。這艘貨輪按規定只能搭載12名客人,所以大部分人都喬裝打扮,其中葉聖陶、曹禺扮成船上的管艙員,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扮成船員,宋雲彬冒充庶務員,鄭振鐸是押貨員,陳叔通、馬寅初、柳亞子等幾位年長者扮成年邁的商客,女眷則以搭客身份登船。

“華中輪”28日下午啟程,宋雲彬在日記中記道:“午後一時許,輪始啟碇。微有風浪,船顛蕩。”平安離港後大家都非常興奮,有的打牌,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天,柳亞子則寫了一首小詩《二月二十八日啟程有作》:“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破風成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第二天晚飯後,大夥在船上舉辦了一場晚會,柳亞子在《北行日記》中這樣寫道:“黃昏開晚會,有平劇清唱、民歌、粵唱、講古、魔術及集體遊戲等,興趣頗佳。”晚會上葉聖陶出一謎語考大夥,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謎底為《莊子》篇名一,宋雲彬猜中為《知北遊》,知識份子北上之意也,於是大家便將此次旅行命名為“知北遊”。柳亞子在日記中詳細記述了“知北遊”途中歡快的情景:“上午,作詩和聖陶。下午雀戰。黃昏開晚會,陳叔老講古,述民元議和秘史、英帝國主義者代表朱爾典操縱甚烈,聞所未聞也……王芸生講宋子文故事,完全洋奴態度,荒唐不成體統了。”柳亞子一路甚興奮,他知道同行的王芸生、趙超構、劉尊棋和徐鑄成四位均為報人,便詼諧地稱之為“四大金剛”,還各賦絕句相贈。

到達煙臺後,大家棄舟登岸,準備從陸路去北平。第二天,中共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和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專程從青州趕來迎接,代表華東局在合記貿易公司設宴款待“知北游”一行。郭、匡以煙臺特產張裕葡萄酒待客,菜肴極為豐盛,賓主盡歡而散。對於這次宴會的東道主郭子化,徐鑄成印象頗深,後來專門在回憶錄仲介紹說:“郭子化先生年近半百,大家都尊稱為‘郭老’,為人和藹,聞在淮海戰役中,我方動員野戰軍及民兵、民工近百萬,後方供應、組織,郭老曾負重要責任。”

“知北游”一行在煙臺、青州、濟南、德州等地盤桓數日,參觀了“國民黨解放軍官教導團”(即國民黨俘虜軍官團)、華東大學等,並與舒同、許世友等華東高級首長會見,3月18日安抵北平。

將大批民主黨派代表和知識份子從香港接到解放區籌備新政協會議,為第一屆政協會議的順利召開打下了堅實基礎。

3、同舟共濟 協商建國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會議提出了籌備會的幾項任務:(1)商決並邀請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和代表;(2)決定新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間、地點及議程;(3)擬定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草案;(4)制定共同綱領草案;(5)提出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方案。

9月17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一致通過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案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等檔。

會議期間,各民主黨派與中共及社會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協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中國的國號問題。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致辭時呼喊了三個口號,其中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一些代表對這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黃炎培和復旦大學教授張志讓提出:“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張奚若指出:“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後,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最後會議採納了張奚若的意見,將國名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與會的民主黨派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11個黨派,無黨派人士也作為一個團體單獨列出。費孝通曾在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會場上我看見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裝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長袍的,甚至還有一位戴瓜皮帽的。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夠聚在一起開會,討論建國大事,對我來說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中共中央對於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重視,當時有許多黨內高級幹部想不通,甚至還出現了一些“早革命不如遲革命,遲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之類的牢騷話,對於這種偏見,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說:這些人必須合作,必須住北京飯店,必須敲鑼打鼓歡迎,因為這樣對中國人民有利。有些代表人物,我們不能代表。人民政協會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開黨代表會議了。必須學會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9月30日舉行閉幕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陳毅等56人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這是一個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三位是民主人士;在56名委員中,中共黨員27人,非中共人士29人。政務院21個部委中,非中共人士擔任部長或副部長的有26人。

(王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