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現在在哪兒？」去年年中，有美國媒體聯繫採訪數名「民運」人士，一一介紹他們的背景和現狀，或許是這些人遠離聚光燈太久，以至於該報導也用這樣的疑問做標題。「20年前，中國民運分子在德國等歐洲城市，可謂呼風喚雨，許多人就像『明星』」，一名前「民運」組織負責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如今「民運」人士早已風光不再。「衰弱期」「被遺忘」「為了錢而投靠臺灣」是對他們的新描述。據《環球時報》記者調查瞭解，在中國跨越式大發展和外交空間不斷拓寬的大背景下，無論是在被稱為「歐洲民運大本營」的德國，還是「海外民運大本營」的美國，「民運分子」的影響力已基本談不上，他們的「政治熱情」實際已被生存焦慮吞沒，在當地主流媒體以及華文媒體上甚至已經鮮見其蹤跡。僅有的一點消息也與他們的內鬥有關，或者是他們「逢中必反」的表演。他們當年背叛了祖國，後來又被海外周圍社會拋棄了第二次。他們為當年的選擇付出了代價。
哪兒給錢多去哪兒
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一段時間裏，法國曾是中國「民運分子」的聚集地。隨後，許多人從法國去了美國，據說主要原因是美國給的錢多。從之後「民運」的演變看，其內部鬥爭多是圍繞權力與財政進行追逐：因為歐美各國基金會或各種官方、半官方機構對「民運」的經濟支援，是按其組織規模、掌權人物來定多少的。
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空間的拓展，「民運分子」在歐洲的影響力越跌越慘，獲得相應經濟、政治支持的難度也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在法國的「民運分子」開始選擇與「藏獨」「疆獨」勾結，以獲得出鏡率。
就個人而言，「民運分子」漸漸難以獲得歐洲國家當局經濟支持，常常只能得些普通政治難民經濟補貼。以在法國定居的任畹町為例，他年歲已大，屬於退休狀態，但由於沒在法國工作過，因此拿不到退休工資。現在每月法國給予他一般政治難民的生活補貼，月補貼不到1,000歐元(法國最低工資標準為1,200歐元)，為衣食住行等開支，這點錢很緊張。
生活較窘迫的任畹町
當然，如果自己努力去賺錢，還是有可能改善生活狀況的。像嚴家其這類研究型異見人士，法國會給予一個社科研究機構的崗位，給一份工資。也正因為經濟壓力，一些「民運分子」逐漸淡化自己的政治色彩，開始與大陸做起生意。如有些人在做了一段時間政治難民後，加入法籍，相當於洗白了自己，然後憑新身份回國或在法國與中國做生意。
更明顯的是，「民運」組織在法國等西歐主流媒體上的聲音越來越小。現在，除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這種專門對華廣播並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媒體外，很少看見或聽到主流媒體報導他們的活動或言論。在華文媒體方面，隨著過去對中國大陸有明顯敵視傾向的《歐洲日報》停刊，除一份法輪功背景的免費報紙外，幾乎見不到什麼報刊還發表「民運分子」觀點。
「民運分子」的生活圈子也在縮小。西歐的華人、華僑主流圈子是親中國大陸的，法國的幾十個重要華人社團，幾乎沒有一個接納、接受「民運分子」。據說在一些事關華人、華僑利益的問題上，「民運」組織曾經與一些重要的華人社團商量，希望一起向法國當局提訴求，但遭到這些社團一致拒絕。一名社團負責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絕對不和這些人摻和，因為這會危害到華人社團的根本利益。
「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
在被稱為「歐洲民運大本營」的德國，像「獨立中文筆會」「民主中國陣線」「全球支援中國與亞洲民主化論壇」等「民運」組織，都設有總部或分部。這些組織的積極分子仍不斷在謀求營造影響力。
一名前「民運」組織負責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說，20年前，「民運」人士在德國大受歡迎，所到之處受到媒體、政客和人權組織簇擁。那時，「民運」人士多達數千人，一個中等規模的「民運」組織一年預算有150萬美元，一個大型活動參與人數可以達到數千。但沒幾年，「民運」就進入分裂期，爭權奪利，互相背後拆臺。
前幾年的「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就是「民運」人士活動的結果。之後，「德國之聲」幾乎成了「民運」人士的發聲筒。但去年8月，「民運」女記者蘇雨桐被「德國之聲」中文部解聘。「德國之聲」發言人霍夫曼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德國之聲」致力於報導多元化聲音，「我們不能只有異見人士的聲音」。個別「民運」人士甚至當起間諜。去年，德國下薩克森－不萊梅州一家法院判決，一對中國夫婦必須償還德國政府約4萬歐元的社會福利費，因為他們1990年到德國申請避難，多年享受各種社會補助，卻被警方發現同時領取臺灣情報部門的匯款，總額超過10萬歐元。
「民運」人士的影響力進入「衰弱期」是必然結果。一名研究中國「民運」的德國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現在，在德國活躍的「民運」人士屈指可數，公開的也就幾十人，許多負責人已經「洗手不幹」。像前「民陣」主席修海濤，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我的民運路》，講「海外民運」從興起到沒落的過程。書中，他把「民運」隊伍的人員概括為「有仇的」「有癮的」「有病的」「有鬼的」這樣的「四有人士」。
現在，修海濤是德國《華商報》主編。《環球時報》記者翻開這份報紙，沒看到有關「民運」的內容，反而多是關於中國的正能量內容。據稱，由於這份報紙辦得「正」，企業也愛在他的報紙上投廣告，但一些「民運」人士稱他是「最大的叛徒」。
一名德國學者認為，「民運」人士影響力大減，最關鍵的因素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許多國家希望與中國合作，做生意，而不想因「民運」受到影響。所以，對「民運」人士的支持大不如前。同時，中國在民主、人權和法治領域的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說，「民運」人士的價值已下降到最低點。
內鬥從未間斷
美國一直是「民運分子」非常活躍的地方，但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目前只有美東地區還有一些「民運」活動。在洛杉磯等美國其他地區，除了每年一次「例行公事」到中國領館門前呼喊抗議口號外，「民運」組織基本沒有其他動靜。
在華裔社區，如果與年輕人談「海外民運」，十有八九會一臉茫然，因為除了幾個特定媒體，美國主流媒體和絕大多數華文媒體上已經鮮有「海外民運」的報導。即便在那個「民運」都要發聲的日子，媒體報導也微乎其微。去年5月底，「美國之音」曾簡要列舉王丹、吾爾開希、李錄、柴玲等人的背景和現狀。6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介紹了幾名「民運」人士的情況，主要也是柴玲、王丹等人。
從當年的頗有聲勢到現在幾乎銷聲匿跡，「海外民運」的走勢就是一條持續衰減的曲線。不過，偶爾也會蹦出幾條「新聞」。比如柴玲，日前就因控訴同為「民運」成員的牧師遠志明曾強姦過她，而在美國部分中文網路「紅」了一陣。
細看「民運分子」的生活，柴玲是一類人的代表。當年她和丈夫經香港逃到法國後，很快離婚，然後赴美求學，與一美國人結婚，目前在經營自己辦的公司。從學生到自食其力，是一些「民運分子」的生活軌跡。如此「轉型」的還有李錄，他在美國大學獲得學位後，創辦了一家風險創投及對沖基金公司。移居洛杉磯後，他不僅被傳有機會接巴菲特的班，也經常參加中領館和大陸僑團的活動。
柴玲在美國個人政治生活中的經歷包括其在政治動亂中一些言論引起的爭議，最終導致她在2007年起訴紀錄片《天安門》的製片人卡瑪;她信奉基督教後在2012年6月4日用英文發表「我原諒他們」;被同是「民運」成員的張菁起訴。最近的事情就是前文提到的，柴玲在寫給教會的一封信中稱，遠志明1990年強姦了她。
縱觀柴玲來美後上了媒體的幾件事，每件都有濃重的「海外民運」內鬥印記。香港曾經出版《海外民運大起底》，對此有相當細緻的描述。可以說，自「海外民運」出現那天起，內鬥就沒有斷過，甚至是內部相互抓特務，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現在。
已被歷史拋棄
「海外民運」的另一類代表人物是王軍濤。他目前擔任一個「民運」組織的負責人。除同樣涉身內鬥漩渦外，這些年來每逢出現與中國有關的事件，王軍濤或組織活動，或參加活動，或在特定媒體發聲，一定會露面。
王軍濤評論中國事務有一個特點，就是無論中國政府做什麼，中共做什麼，中國都是一片黑暗，中國從來沒有進步過。「逢中必反」是華人華僑給王軍濤這類「民運分子」的定位。
為什麼要「逢中必反」？王軍濤的經濟來源被一些「民運分子」公開過。「民運」人士劉剛曾寫道，「1996年，王軍濤聚集了幾乎所有民運捐款，他成立的中國戰略研究所每年僅僅從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就拿到40萬美元。王軍濤親口告訴我，他從臺灣軍情局拿到的活動經費要遠遠多於從NED拿到的錢。另外，王軍濤還從港支聯、天安門紀念基金會以及各個政府機構和私人機構獲得大筆捐款。」曾在「中國戰略研究所」待過的劉曉竹與劉剛的說法類似。「民運」人士王希哲也很早就公開指責王軍濤、王丹「拿臺灣的錢做阿扁的狗」。
說起王丹，最近他的名字頻頻登上報端。王丹一開始流亡美國，2009年後在臺灣高校任教。據臺灣《聯合報》報導，王丹日前在社交網站臉譜上發文稱，接到台南市長賴清德電話，對方盛情邀請他去台南長榮大學任教。該消息傳出後，引起長榮大學學生熱烈討論。據瞭解，去年底，臺灣「太陽花學運」帶頭者陳為廷因性騷擾醜聞而引起關注，王丹以「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聲援陳為廷，引起很大爭議。
一名臺灣資深媒體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王丹初到臺灣的「民運光環」早已褪色，目前在臺灣，對他的評價兩極化。「民運」人士曹長青曾在《自由時報》上批評他喜歡製造新聞。
「一場性騷擾風波，便串燒了台海兩岸兩代學運領袖﹗」香港《亞洲週刊》稱，臺灣清華大學在輿論壓力下，已宣佈不再聘用王丹。「有線民向政府施壓不再簽證給他。王丹對美國已失去利用價值，假如臺灣也不要他，恐怕他會變成國際人球。王丹極愛面子，推說清華不再續聘他，只因經費緊張。」
從柴玲、王軍濤的經歷可以找到「海外民運」日漸式微的一些原因：內鬥和逢中必反。特別是「逢中必反」、為了錢而公開與「台獨」站在一起，應是「海外民運」被華人華僑唾棄的根本原因。在海外中文網上，對於「海外民運」有著深刻分析，「日漸式微——被歷史拋棄的海外民運」一文寫道：「……無論中國政府做了什麼，民運分子唯一現實的反應就是駡街。這無關意識形態，無關政治，無關民主或者普世，僅僅跟他們的錢包厚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