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也是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並勉勵千千萬萬的黨員「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是什麼樣的初心，讓一個最初只有50多人，且以青年人為主的組織成為時代的主角，並在轉折的關鍵時期最終走向勝利？重溫初心，守住初心，堅定革命前輩與先烈為之奮鬥、不畏犧牲的信念和信仰，是本期特稿策劃的初衷。

為生民立命：信仰的選擇

1919年冬天，一位當過師範學校國文教員，名叫陳望道（1891-1977）的年輕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浙江義烏市分水塘村。從寒冬到次年早春，他借著一盞昏暗的油燈，翻譯了《共產黨宣言》。1920年8月，第一部《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兩個月之內就印刷兩次，迅即售缺。隨後多處翻印，廣為流傳。正是這本28000多個漢字的小冊子，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點。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的窯洞裡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正是在1920年，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這三本書以後，才開始樹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於《共產黨宣言》，毛澤東說自己「看了不下一百遍」。1992年，鄧小平到南方視察，在談話中也曾說：我的人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同樣在1920年，李立三（1899-1967）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師傅是法共黨員，21歲的李立三從師傅那裡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積極參加到學生運動和爭取華工權利的鬥爭之中,而且情緒激昂，提到反動勢力，就喊：「推翻！打倒！殺掉！」因敢闖敢拼，留法學生送他個綽號：坦克。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家探親。其父李鏡蓉問他：「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麼？」李立三回答：「我要幹共產！」李鏡蓉不知道，此時的李立三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聽了兒子的回答，父親立刻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自己找死！人家督軍那麼多兵那麼多槍，就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了不要緊，犧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後來，李立三成了中共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

與此同時，在廣東海豐縣，一個叫彭湃（1896-1929）的青年富家子弟，穿著從長工那裡借來的破舊短褂，懷抱著德國產最新式留聲機，給農民兄弟宣傳他的信仰。然而就是這個出生在擁有1500多名佃戶的大地主家庭裡的彭湃，卻宣稱「我即貧民」「我即制度的叛逆者」，要發動農民起來革命。

1917年，21歲的彭群帶著祖父「謀官爵、耀門楣」的厚望出國留學，然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裡，彭湃讀到了《共產黨宣言》，激動不已的他，感覺自己觸摸到了救中國的真正良方。

1921年，彭湃學成回國。和眾多普通留學生拿了張畢業文憑回來「謀官爵、耀門楣」不同的是，他心裡裝的是沉甸甸的信仰和理想。彭湃用一種最直接、最直達肺腑的方式，去衝破一個富家子弟與農民之間的隔膜：把自己分得的田契親手送給佃戶。佃戶們不敢要，他就把佃戶們召到家裡，當面將一箱子田契、鋪約一張張燒毀，並宣佈「日後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穀」。

在農會成立大會上，彭湃問道：「農友們！天下怎麼才會太平呢？」當時，台下眾口一詞地大呼：「我們的彭湃當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對農民這種傳統的期盼救世主的心態，彭湃說道：「彭湃不能當皇帝，天下從此不能有皇帝，我們農友真正當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在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在廣東海陸豐（今汕尾市）一帶，參加農會組織的農民達到20餘萬之眾。彭湃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

中共早期的很多黨員都出身地主或資本家家庭，但他們還是毅然背叛自己的階級走上了革命之路，因為他們信仰公平和正義，或信仰馬克思主義，認為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毛澤東、周恩來、向警予、鄧小平、葉劍英等，都是富裕或比較富裕家庭的背叛者。據說，瑞金早期的黨員曾經「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農」「上猶黨員80多人，地主富農占30多人」。有人對中共早期146位女黨員做了分析，其中出身於中上階層家庭者就有84人。如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是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1922年入黨的陳碧蘭，父親為前清秀才，曾任武昌中華大學的學監及教授；向警予的父親是長沙縣有名的鼎盛場管事，後來任商會會長。

這些中上層家庭出身的中共黨員，受過良好的教育，畢業後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滿意職業，過上生活無憂的日子。何以甘冒風險加入這個主張「要替窮人翻身」的共產黨呢？因為他們都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堅信自己追求和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並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踐行心中的理想。用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第一個將《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座右銘說，就是「總想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

大浪淘沙：入黨憲要不怕死

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於和平年代的人而言，多是嚴格的組織程式和莊重的宣誓儀式，但是在戰爭年代，人黨還直接關乎著生命。據資料，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僅可以查到姓名的革命烈士就達370萬。曾任國防大學副教育長的譚恩晉回憶說：「我1947年在北平（北京）人黨時，就是一個晚上被叫到城牆根底下，只問了我一句：怕不怕死？我說：不怕！負責發展黨員的那位同志說：好，從現在開始，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問與答雖很簡單，卻很嚴酷。人生中最大的選擇，就是把生命和熱血留給自己還是交給黨的抉擇。

1927年10月，在湖南酃縣（今炎陵縣）水口街葉家祠的閣樓上，一場6個人的人黨儀式正秘密舉行。「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鬥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主持這場人黨宣誓的，是毛澤東。正是他，在新黨員的人黨誓詞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黨」4個字。這4個堅守信仰的漢字，卻是數以萬計的共產黨人用生命換來的。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讓共產黨人的隊伍經歷了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大的動搖與叛變。據陳獨秀的報告，到1927年4月，全國共產黨員達到57967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人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工農群眾和其他革命人士就有33.7萬餘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至1932年，被害者達100萬人以上。李大釗、趙世炎、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張太雷、惲代英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黨員數量銳減到1萬多人，黨的組織轉人秘密狀態。周恩來曾萬分痛心地說：「敵人可以在三五分鐘內毀滅我們革命的領袖，我們卻無法在三五年內重新把他們造就出來。」大批領導人的被害，曾經使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

從1927年至1937年，在上海龍華監獄殉難的革命者難以計數，其中有據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包括彭湃、羅亦農和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以及柔石、殷夫、馮鏗等「左聯」作家。他們犧牲前,或受盡酷刑折磨，或被許諾高官厚祿，敵人的目的只有一個：背叛中國共產黨。但他們都毅然選擇用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信仰。而龍華監獄只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20餘個關押殺害革命志士場所中的一個。

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組織失去聯繫；彷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並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據李維漢回憶：那個時候「報紙的廣告欄裡常常登載著一排排退出共產黨的聲明」。1930年，李立三在報告中也描繪了這種情況：在反革命的逮捕屠殺政策下，「武漢許多同志公開宣佈脫離黨，人數一天天增加，初則一個一個地登報脫離，繼則一批一批」。那時，不僅脫黨的人多，叛黨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比如，湖南省委組織部部長袁篤實在「馬日事變」中被捕後，經不住敵人的威逼利誘，把湖南全省組織的黨員名單和位址和盤托出，湖南的黨組織幾乎被一網打盡，新任省委書記賀昌只好到上海設立湖南省委機關。再如「少年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原湖南省委書記任卓宣，他在被捕後為了保住性命，不僅自己投降了敵人，而且還幫助敵人逮捕和殺害自己的同志，楊開慧被捕後，任卓宣就曾向軍閥何鍵獻策稱：「楊開慧如能自首，勝過千萬人自首！」逼楊開慧寫脫黨及與毛澤東脫離關係的聲明。

革命被捕，在俄國可以流放，列寧被流放2次,布哈林被流放3次，托洛茨基被流放2次，史達林被流放6次。而在中國，革命被捕則意味著生與死的抉擇，但殺戮沒有讓共產黨人屈服，更多的共產黨人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和詮釋了他們的信仰。比如，時任全國農協秘書長的夏明翰犧牲前寫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比如廣州起義領導人之一的周文雍，臨刑前在監獄裡寫《絕筆詩》：「頭可斷，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滅。壯士頭顱為黨落，好漢身軀為群裂。」正如毛澤東所講：大革命失敗，我們「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

困境是一枚試金石，雖然有人在黨最困難的時候選擇了背叛，但是真正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的革命者卻在黨最苦難的時候選擇了加人。「晚節全持好，堪為我輩師。救亡曾斷指，人黨在危時。」這是董必武悼念徐特立（1877-1968）時寫的一首詩。1927年4月，就在這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申請加人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段歷史，李維漢回憶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湖南處在白色恐怖之中。那時，我已交卸湖南省委書記職務，但由於去武漢鐵路不通，只得滯留長沙。其時，我得到黎尚瑾掩護，住在離長沙城20多裡的黎托，隱蔽在她家裡，適逢徐老也逃出長沙住在她家。」李維漢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是徐特立的學生，後來同赴法國勤工儉學，又有同學之誼。因此，李維漢說：「我們師生在危難時刻相逢，特別高興。黎家是個大地主，在他們的堂屋裡當地的一些土豪劣紳相聚，彈冠相慶，叫囂要把共產黨殺絕。他們殺氣騰騰的惡毒語言，不時傳到我們住的房子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交換了對大革命的看法。我還問徐老願不願參加共產黨？徐老對蔣介石、許克祥等鎮壓革命的反動行徑非常憤慨，對工農大眾深表同情。他在中國共產黨遭到困難，革命處於低潮時,毅然提出了人黨要求，我實在高興得很，同意做他的人黨介紹人：

1927年7月間，徐特立在漢口正式加人中國共產黨。這位年過半百的知名教育家，在敵人狂妄叫囂「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危險時刻，毅然加人中國共產黨，這給了在革命低潮中彷徨的人們莫大的鼓舞。

徐特立人黨以後，信仰十分堅定。李維漢說：「他（徐特立）在漢口碰到一個過去的朋友，那個人對他說，現在革命失敗了，你還來幹什麼？給你一點錢，你快走吧！徐老聽了很生氣，嚴肅地說，革命成功的時候，多一人少一人無所謂，正是因為革命失敗了，我們才得幹，逃跑算什麼！說著把鈔票摔了滿地。」

在共產黨最困難的時刻，不顧個人和家庭的安危，義無反顧地參加南昌起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還有身居高位的賀龍。1923年，時任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的賀龍問他的參謀劉達五：「我走的路子對嗎？」劉達五答：「你常講要為受苦人打天下，誰能說這路子不對？不過打來打去，還沒有打出天下來，你也還在摸夜路呀！」

賀龍說：「你說對了。清朝倒了，袁世凱死了，全國還是亂糟糟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我們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虧的還是四川老百姓。中國地方這麼大，為什麼這麼窮，這麼弱？就是給這幫軍閥、官僚搞亂了。不打倒這些人，老百姓還能指望過好日子嗎？可是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哪個能夠收拾？」

在共產黨人身上，賀龍看見了能夠收拾這個爛攤子的力量。

1927年7月23日，賀龍率部到達九江。南昌起義負責人之一譚平山找賀龍談話：共產黨人要在南昌舉行武裝暴動，希望你率二十軍一起行動。賀龍當即表示：「感謝黨中央對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話，贊成！」7月28日，賀龍見到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周恩來就起義基本計畫詢問他的意見。賀龍說：「我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黨要我怎麼幹就怎麼幹。」周恩來說：「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起義部隊南下途中，賀龍加人中國共產黨。與朱德的執著找黨一樣，據說賀龍曾幾十次（有說70次）找黨。為什麼做出這種選擇？賀龍說，首先，「我看到共產黨的主張好，能救中國」。其次，「北伐期間，周逸群等一批共產黨員來到我的部隊，我們朝夕相處，看了共產黨的綱領、方針、政策，使我真正認識到共產黨才是代表中國人民大眾利益的。所以，我決心跟共產黨革命到底！我拉隊伍，幹革命，就是想為老百姓謀利益。因此，在我的部隊中，誰要想搞錢，升官發財，包括我的親戚，我就讓他走」。

此外，在白色恐怖的時刻義無反顧地加人中國共產黨的，還有葉劍英、彭德懷等人，他們都是為信仰和心中的理想而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了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國革命的危機關頭及時向黨和全國人民指明了鬥爭方向。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論斷，為挽救黨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苦難輝煌：長征中的擔當與犧牲

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中央主力紅軍為了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934年開始的長征，是黨史上一次生死存亡的轉折，也是中國共產黨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經受的第二次考驗。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據統計，紅軍長征行程25000裡，渡過24條河流，爬過18座大山（其中5座終年積雪），共進行了380餘次戰鬥，攻佔700多座縣城，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在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和頻繁的行軍作戰中，共產黨員做到了「兩前兩後」。即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進攻時，沖在最前面的是共產黨員；行軍中，負荷最大的也是共產黨員；少糧時，把食物送到群眾面前的還是共產黨員；缺藥時，把藥品讓給其他傷患的仍是共產黨員。這種犧牲奉獻精神，成為紅軍長征勝利的最重要條件。

長征中，各黨支部對黨員的模範作用都有具體要求和具體的檢查指導。在組織發揮黨員模範作用時，還適應長征的需要，採取邊行軍邊進行的方法，有時甚至是邊戰鬥邊進行。時任團政委的楊成武曾回憶：「在行軍縱隊中，忽然一方棄人湊擾在一’起。這群人剛散開，接著出現更多的人群，他們一面跑，一面在激動地說著什麼。這是連隊的黨支部委員會和黨小組在一邊行軍，一邊開會啊！時間逼得我們不可能停下來開會，必須在急行軍中來討論怎樣完成黨的任務了。」「天黑了，下起傾盆大雨，部隊一天未吃飯，號召每人準備一個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涼水前進。羊腸小徑被雨水沖洗得像澆上一層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隊伍簡直是在滾進。」

在後人熟知的飛奪瀘定橋戰役中，參加突擊隊的共22名紅軍戰士,均為共產黨員或人黨積極分子。衝過瀘定橋，只倖存下來18人。對幸存的18勇士的獎勵，是每人一套列寧裝、一個筆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疾子，這是那個時候，紅軍戰士能得到的最高獎賞。

長征是付出了巨大犧牲的，紅軍營以上幹部犧牲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等紅軍長征的隊伍到達西北黃土高原時，一年前離開江西的戰士僅十中存一。紅一方面軍長征出發時為86,000餘人，到達陝北後有7,000餘人。紅二方面軍長征出發時為1,4000餘人，到達陝北後剩11,000餘人。紅四方面軍長征出發時為80,000餘人，到達陝北後剩37,000餘人，經西路軍損失後余14,000餘人。

其間，除了少數叛變革命外，無論是黨的負責人還是紅軍將領,都是不畏犧牲的。無論是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劉伯堅的《帶鐐行》，方志敏《可愛的中國》，還是戰場上犧牲的何叔衡、賀昌、鄧萍、尋淮洲等35名師以上指揮員，都是用熱血和生命捍衛信仰的豐碑。

湘江戰役，紅軍長征途中最慘烈的戰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多人。湘江邊7天的惡戰，使紅34師從8,0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雖然完成了掩護主力渡湘江的任務，但紅34師也被敵人阻截在湘江南岸。最終，在數十倍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紅34師全師盡沒，師長陳樹湘也在身受重傷的情況下被俘。國民黨士兵抬著受傷被俘的陳樹湘去邀功請賞，途中，陳樹湘乘敵不備，用手從傷口伸人腹部，摳出腸子，使盡全力，絞斷腸子，壯烈犧牲。這個1925年人黨，在長沙就與毛澤東結識的湖南人實踐了他「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豪邁誓言！時年29歲。

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主要指揮者方志敏、劉疇西等人在程家灣被俘。方志敏、劉疇西被俘後，蔣介石密令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盡力勸說方、劉「歸誠」。特別是針對黃埔一期畢業、第一次東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導一團第三連黨代表的劉疇西，蔣介石命顧祝同一定要設法爭取過來。在黃埔時，顧祝同既是劉疇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顧祝同怕自己說不動，又聯絡來更多的黃埔同學，讓他們幫助做工作。於是從皖浙贛交界處的懷玉山到上饒，從上饒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劉疇西二人的路上，來勸降之人絡繹不絕，僅顧祝同本人就來了3次。面對蔣介石、顧祝同的勸說和紛紛前來的黃埔同學，這個湖南人絲毫不為所動。1935年8月，方志敏、劉疇西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窩刑場，英勇就義。

金一南教授在《苦難輝煌》一書中，曾講到這樣一個事情：1935年年初，由紅十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隊在懷玉山失敗，紅十軍團大部分將士壯烈犧牲。21師師長胡天桃負傷被俘，蔣軍焊將王耀武負責審訊。

王耀武第一次見到胡天桃，就驚呆了。多年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說：「這位師長的上身穿著3件補了許多補丁的單衣，下身穿兩條破爛不堪的褲子，腳上穿著兩隻不同色的草鞋，背著一個很舊的乾糧袋，袋裡裝著一個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別無他物，與戰士沒有什麼區別。」時值嚴冬，天寒地凍，若不是被別人指認出來，王耀武絕對不相信面前這個人就是紅軍師長胡天桃。

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前夕，王耀武作為首批特赦戰犯被釋放,他在文史資料中記錄下了當年與胡天桃那場令他震驚不已的談話：

王：蔣委員長對你們實行寬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們覺悟，一樣得到重用。

胡：我認為只有革命，堅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軍閥，中國才有辦法。

王：我們也希望國家好，也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你說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有什麼根據？

胡：國民黨掌握的軍隊不抗日，卻來打內戰，還請帝國主義的軍官當顧問，這不是勾結帝國主義是什麼。

王：共產主義不適合國情，你們硬要在中國實行，這樣必然會失敗的。

胡：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才是最好的社會，我願為共產主義犧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現在在什麼地點？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對未突入封鎖線的部隊有什麼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裡還有什麼人？告訴我們，可以保護你的眷屬。

胡：我沒有家，沒有人，不要保護。

胡天桃後來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濟時那裡，也無多餘的話。俞濟時說：「你是紅軍的高級人員，不會不知道紅十軍團的情況。」胡天桃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槍斃了吧。」胡天桃最後被槍殺。

在這場談論國家興亡、民族命運、個人生死的思想交鋒中，王耀武不是勝者，而胡天桃在這場對話中表現出來的共產黨人的意志與決心，卻讓王耀武回味了幾十年。

晚年的張學良也曾經回憶，當年和紅軍作戰失敗後，他曾經同部下討論為什麼打不過共產黨，他問自己的將領，誰能在缺衣少食、圍追堵截中把這樣的隊伍帶出來，而且依舊保持著高昂的士氣和強桿的戰鬥力？紅軍為什麼打不散，散了還會回來，主要是共產黨、紅軍信仰它的主義，甚至每一個兵，都信仰他們的主義。

今天，也許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國共產黨為何總能排除萬難走向輝煌？長征緣何可以走向勝利？是僅僅因為一些領袖式的人物嗎？筆者想應該是中國共產黨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不怕萬難的革命精神、代表勞苦大眾的方向宗旨、敢於犧牲的淩雲壯志。

另外，中國共產黨在長征途中還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僅從1934年年底到1935年年底，有記載且較為重要的會議就多達24個。特別是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機會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捩點。

永葆本色：憑什麼走商輝煌

革命時期的延安，曾經是無數革命熱血青年嚮往的地方。從1937年4月到8月短短的5個月時間裡，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登記前往延安的人數就達2288人。據統計，在他們當中，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過三分之一。這其中就包括馮玉祥的侄子馮文華，袁世凱的外孫張象耆，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張學良高級幕僚高崇民的兒子高存信，以及眾多東北軍將領的子女。從1934年到1945年，共有約80萬人冒著連天烽火加人中國共產黨。

在艱苦卓絕的全民族抗戰中，「無論條件多麼艱苦，戰爭多麼殘酷，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以自己的政治主張、模範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成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民族先鋒。」一位當年訪問過延安的美國人約翰‧科林回憶說，「我被共產黨人為目標奮鬥的精神所感動，人們在空氣中可以嗅到這種氣息。」

精神在延續，「氣息」在傳承。在「革命理想高於天」的年代，張思德、劉胡蘭、董存瑞、楊根思、邱少雲、黃繼光等英雄，為共產黨人的信仰繪就了基本底色；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雷鋒、孟泰、王進喜、時傳祥、李改雲、歐陽海、焦裕祿等無數典型，為共產黨人的信仰構築了精神高地；在與時倶進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楊善洲、孔繁森、鄭培民、任長霞等黨員幹部，為共產黨人永葆先進、純潔和公僕本色做了標杆和榜樣……

1959年，48歲的科學家錢學森因為成為一名正式黨員而「激動得整夜睡不著覺」。地質學家李四光在1958年人黨的時候，已臨近古稀之年，但他卻說自己「像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生命的新起點剛剛開始」。數學家華羅庚1958年就申請人黨，當1979年獲得批准時，他在一首詞中表達出這樣的心聲：「橫刀哪顧頭顱白，躍進緊傍青壯人，不負黨員名。」1982年9月，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陶峙岳以90歲的高齡正式加人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員中一名年齡最長的新黨員，他激動地喊出了「偉哉共產黨，追隨幸有緣」的心裡話……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文革」以來的錯誤思想，真正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踐再次證明了實事求是的黨性原則的優越性，確保了黨在任何困難和挫折的環境下都能克服自身的不足，並最終走向輝煌。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初心常常被遺忘，正如詩人紀伯倫在《先知》中說的：「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以至於忘記了為什麼出發。」20世紀90年代，習近平在與地縣辦公室幹部談心時引用的東漢劉禎的詩句：「馳翰未暇食，日長不知晏；沉迷簿領書，回回目紛亂」，足以讓我們體會到總書記的「初心」，這就是念茲在茲的家國情懷、夙夜在公的精神狀態和「計利當計天下利」的責任擔當。

「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時常反復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遠新鮮和不斷增長的讚歎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康得所說「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對共產黨員來說，就是「忠誠與信仰」「性質、宗旨和本色」，這既是黨員幹部的共同初心，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走向輝煌的關鍵所在，更是黨領導人民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根本保障。

（南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