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雜誌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於1958年6月創刊。當時我國社會「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著全面實踐和深入探索。歷史的車輪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發生在《紅旗》的往事並沒有因時光流逝被沖淡，而是經常地湧入人們的腦海，讓人回味。

毛澤東的《紅旗》情結

《紅旗》雜誌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關懷、具體指導下創辦的。早在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辦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正式提出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問題。這年3月，創辦中央理論刊物的決策在成都會議上被具體化。在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主席作出創辦刊物的正式決定，並定名為《紅旗》。

當中央醞釀創辦刊物時，一些同志請毛主席為刊物起名字。主席說，還是走群眾路線，讓大家一起來尋個好名字。有關單位就發動大家提名，彙集上報。毛主席從中圈定了《紅旗》這一名字，並經中央全會確認。毛主席還為《紅旗》題寫刊頭二十餘幅，他給《紅旗》總編輯陳伯達的信中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核，如不能用，再試寫。」他在題字旁還注有說明：「擬可用」、「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編輯部從中選了兩字作為正式刊頭，這就是至今仍為大家廣為認知、眾口稱讚的「紅旗」二字。

中央同時還決定成立《紅旗》雜誌編委會。編委會第一次會議於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召開。編委共36名，由中央有關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部隊中理論水準高、寫作能力強的同志，以及宣傳理論系統的負責人、黨內學術理論專家組成。其中鄧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陳伯達、胡繩為常任編輯，陳伯達為總編輯。這次會議也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由於工作人員的疏忽，通知了兩個李達開會，武漢大學校長「文」李達是編委，與總參的副總長「武」李達重名。「武」李達到會後發現不對要退席，小平同志說，既然來了，就坐下聽聽吧。這個大編委會由於成員分散在全國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會議召集困難，以後再未開過。因此，1959年中央決定在《紅旗》內部成立一個編委會，由總編輯、副總編輯以及4位編委組成，主持《紅旗》的日常工作。

《紅旗》創刊號於1958年6月1日出版。發刊詞由胡繩執筆，經毛主席、鄧小平同志審定。同期發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此後，毛主席一直關注《紅旗》的工作，經常向《紅旗》推薦文章，對一些稿件還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陸定一寫了一篇題為《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審閱，主席前後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見，有時自己動手作重要修改。

毛主席還為《紅旗》編輯部寫過約稿信。他從《光明日報》上看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同志寫的有關機位設計的文章，很感興趣，便給作者寫信請他們再寫一篇更詳細的文章，以《紅旗》編輯部名義發出。這對《紅旗》工作人員來說深感親切又備受鼓舞。

《紅旗》雜誌的「三面紅旗」

在《紅旗》頭幾年的版面上，經常出現幾個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個是寫國際評論的於兆力，一個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一個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後來人們才慢慢知道，這原來是三個集體筆名。

「於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個字或字的一部分。他們都參與中央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對國際情況、國際問題比較熟悉，又瞭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很受歡迎和重視。

「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同志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

「施東向」即取自《思想界動態》這份內部刊物刊名的諧音。他們以淵博的知識、高度的理論修養、充滿文采的寫作技巧，寫出了影響很大、很受歡迎的思想文化評論文章，有些至今仍被選用。

「許辛學」是由「虛心學」演化而來，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筆名。他們都是中央有關經濟問題會議的參加者和經濟文件的起草者，所寫的文章能夠對有關問題進行透徹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傳達，對經濟工作起到了很強的指導作用。

有人開玩笑說，全國有「三面紅旗」，《紅旗》雜誌也有「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紅旗》不僅有寫作集體，改稿也經常集體進行。每期當班副總編輯都挑一兩篇文章集體改稿，把中央修改檔的方式搬到編輯部來，成為培養、提高編輯人員業務水準和能力的重要途徑。.鄧小平還向部隊提出派人到《紅旗》學習文章寫作。

鄧小平曾親自主持集體修改《紅旗》社論。1961年，《紅旗》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準備寫一篇社論，社論初稿寫出後，送中央領導審閱。鄧小平對每一稿都認真修改。在第八稿時，他把寫作小組成員召集到中南海，由他親自主持，邊讀邊改，對社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修改，使之更全面、更準確傳達中央的精神和部署。

偉人文選的宣傳與發表

1960年9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這是我國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選集》收集了毛澤東在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的70篇文章，《紅旗》把學習和宣傳「毛選」四卷作為工作重點全面展開。1960年，在編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之後，毛澤東提出編輯出版劉少奇的選集。中央書記處按照毛澤東的建議做出決定，組織專人進行劉少奇選集的編輯工作。編輯小組隨即著手工作，在劉少奇指導下，初步編出《劉少奇選集》上卷。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期間，有些周志提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黨員的黨性鍛煉，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極為重要。聽說正在編輯劉少奇選集，就提出是否把有關黨員修養、黨性鍛煉方面的文章先發表。看到這些反應，劉少奇同志同意先發表，於1962年第15-16期合刊上刊出，成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教材。

紅牆政要的關懷和期望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俞作為黨的總書記，主持了《紅旗》編委會成立，主持書記處研究為《紅旗》調配千部增強編輯部力量，指導《紅旗》加強國際宣傳，佈置《紅旗》寫又紅又專的女章。在新的歷史時期，及時糾正《紅旗》總編輯執行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不介入」的錯誤，為《紅旗》工作撥正前進方向。黨的十一雇三中全會以後，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宣部長，主管《紅旗》雜誌。他對《紅旗》這個黨的理論思想陣地非常重視，幾次聽取《紅旗》雜誌的工作彙報，對如何辦好《紅旗》給予十分具體的指導。

胡耀邦把自己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給《紅旗》發表，還同意把自己的文章、講話以《紅旗》雜誌編輯部、本刊評論員、本刊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正是這些文章，使《紅旗》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的權威性、指導性表現得更鮮明:突出。胡耀邦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後，對《紅旗》工作的支援和指導一如既往。他曾在信中熱切期盼「能有更多的樂意埋頭苦幹的同志拿出更多的循循善誘的東西來。」這對《紅旗》工作人員是極大鼓勵。

悄然退出歷史舞臺

1987年12月16日下發的《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中央、國務院關於機構改革方案》內有一項是撤銷《紅旗》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

《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將近三十個年頭。作為黨的機關刊物，每個時期都按照當時中央的意見、指導思想進行編輯工作。在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指引下，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馬克思主義原理及其最新成果的傳播，對黨的方針、路線、政策的宣傳，対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交流發揮著積極推進作用。然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忽然被停刊。這使得無論是做《紅旗》工作的同志，還是黨內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一個很急迫也是很現實的問題出現並需要立即解決：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紅旗》編委會於1987年12月21日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章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討論第一步方案內容。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誌的幹部接觸後，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中央最後決定刊名還是要改，並確定《紅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

雜誌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誌」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誌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雜誌7月1日創刊」的字樣:《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歷史舞臺。

（苗作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