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同臺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時指出，曾幾何時，台海陰雲密佈，兩岸軍事對峙，同胞隔海相望，親人音訊斷絕，給無數家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甚至是無法彌補的遺憾。然而，海峽隔不斷兄弟親情，擋不住同胞對家鄉故土的思念和對家人團聚的渴望。同胞親情的力量，終於在上世紀80年代衝開了兩岸封鎖的大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廖承志公開信為標誌，中共在臺灣問題上調整決策思維，開啟了破除兩岸隔絕38年之久的雲鎖霧障、拉開海峽兩岸交往之門的歷史帷幕。

一、鄧小平規劃對台大政方針，鄧穎超接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在臺灣的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發出公開信。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打破自1949年以來國共兩黨及海峽兩岸不相往來的相互隔絕狀態，訪問臺灣。

公開信刊發在7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風雲際會，陽光穿透臺灣海峽，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海峽兩岸和海內外引起極大震撼和持續性震動。

公開信選擇個人私誼的角度，切合廖承志、蔣經國二人的家傳底蘊和同學故舊的交往實際，行文分寸得當，情理倶佳，文辭沉厚真切，又具有面向未來的歷史宏闊感，也浸透著同為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深情。大陸和臺灣都是中華民族，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海島當歸祖國大陸，中華民族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中國共產黨民族大義昭然明示天下。

顯然，這是國共兩黨關係、兩岸關係的重大歷史性事件，廖承志公開信的幕後推手是誰？

公開信的撰寫和發表是在中共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而鄧穎超的身後，則是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

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最高決策者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最高決策機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是直屬機構，領導小組於1954年7月成立，「文化大革命」中因動亂，工作斷斷續續，但沒有中斷。1979年12月27日改組後恢復運作，鄧穎超繼葉劍英、鄧小平之後，出任組長，廖承志、羅青長為副組長。

廖承志這封公開信，看似突兀意外，實乃情理之中，是特定曆史節點下中共對台工作的一個有力而出奇效的重要步驟！當時，擔任中共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鄧穎超，按照鄧小平的意見和黨中央的統一部署，傳承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對台工作政策方針，根據新的形勢變化，做出了石破天驚的對台工作大動作。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講話，把「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緊經濟建設，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一道，作為「我們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說：「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

二、鄧小平、蔣經國相隔臺灣海峽的關注和「對話」

1973年，當海峽對岸的蔣介石培養接班人，把黨政軍大事全交由兒子蔣經國處理、任命他為「行政院長」時，此岸，由於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重、朱德年事已高、毛澤東亦長期臥病在床，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讓「文革」中被打倒下放江西省勞動的鄧小平復出，掌握黨政軍大權。

鄧小平復出回到中共中央工作，病中的周恩來首先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了他。1974年，81歲髙齡的毛主席曾指著一旁的鄧小平等人向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說：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這是他們的事了。鄧小平宣佈：中共已經準備好，可以跟國民黨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他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和平方式……（統一）」。是時，在祖國大陸的老國民黨人透過公開、私下管道，向蔣家父子遞送相關資訊、招手。

相對於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及蔣介石，鄧小平和蔣經國是「年輕人」。鬥轉星移，到了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和蔣經國成了兩岸的主要對話人。1975年，鄧小平下令釋放大批國民黨戰犯，其中有300人是關押了25年的國民黨高級軍官，他們去向自由選擇，北京宣佈有10位人士取道香港去臺灣回到國民黨組織。

1975年4月，海峽對岸蔣介石病逝。197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十一大」，通過了《中國國民黨修訂案》、《強化黨的建設案》、《反共複國行動綱領案》以及《全黨奉行總裁遺囑決議案》等，儘管都是反共立場，但「一個中國」原則沒有丟，提出「堅守民主陣容」、「建設復興基地」、「實行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的方針。大會還決定保留總裁職位，以紀念蔣介石，增設主席職位，選舉蔣經國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並於1978年3月11日被選為「中華民國總統」。

大陸，1926年至1927與蔣經國在蘇聯中山大學的同窗，也是蔣經國所在共青團小組組長的鄧小平，粉碎「四人幫」後又一次復出。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鄧小平歷經三起三落「沉浮」之後，成為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直接規劃、領導對台工作，謀劃臺灣回歸和祖國統一大業。

蔣經國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高級情報首長會議，與會者都認為，兩岸關係將趨於緩和。

是時，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的內戰敵對狀態開始出現了和緩氣氛，兩岸開始對走向和平有了思考和動作。1978年12月16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防部長徐向前受命發表了關於停止自1958年開始對臺灣地區大金門、小金門、大膽、二膽等島嶼炮擊的聲明。國民黨軍隊也遙相呼應，停止反炮擊。

緊接著，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會議公報中首次以「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代替「解放臺灣」的一貫措詞。原文是：「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由於雙方對立時間過久，當時這一’重大轉變未引起足夠的注意。實際上，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到了新時期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的要點，其中也包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的最主要內容。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結束了兩國長達3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美國政府宣佈取消與台灣蔣介石當局簽訂的所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宣佈「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的和平統一政策。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指出，「臺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臺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並向臺灣方面提出，統一中國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應儘快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結束分裂局面，統一中國。

同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時表示，「解放臺灣」不是惟一辦法，「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1979年10月19日，鄧小平在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的代表時，發表重要講話，對祖國統一作了重要號召，他說，「愛國一家，走祖國統一的道路，就有功於民族，有益於人民。現在，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是順應歷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們希望同臺灣當局共同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寶貴貢獻。」1979年12月10日，臺灣蔣經國當局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作為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隔海「回應」。之後，在1981年3月29日的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案，試圖與中國共產黨的和平統一方針旗鼓相當、針鋒相對。會上，蔣經國再次強調：「中國的唯一道路是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80年代是三民主義勝利的年代，全體黨員要奉獻智慧、經驗，齊心協力，團結奮鬥，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使命。」

國民黨十二大並沒有適應新的形勢，為臺灣前途開創一條全新的道路，為兩岸和平統一謀劃積極有效的路徑，而只是繼續提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當然，也應看到在實現祖國統一問題上儘管國共兩黨有分歧，但在「中國必須統一」，「只有一個中國」這一原則立場上，兩黨是有共同政治基礎的。同時，臺灣當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的提出，在客觀上也打破了在臺灣談論祖國和平統一的禁錮，並繼續有力抑制臺灣本土派、黨外人士及民運人士的民粹主義「台獨」氣焰及一切組織圖謀。

不管你什麼主義，不管你是否繼續堅持反共立場，只要堅持「一個中國」——正如鄧小平1987年在與蔣經國密使沈誠談話中說的，反共不要緊，只要你不反華，只要你愛國，愛中國，我們就歡迎，除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

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所有對台工作的重要報告鄧小平都親自批閱，很多與臺灣特別是與蔣經國有關系的海內外重要客人來訪，鄧小平都親自接見、設宴招待，聚談台灣回歸、祖國統一之計。

1981年春節，鄧小平設宴招待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陳香梅不只是中美兩國間的矚目人物，也是海峽兩岸的矚目人物，她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的外甥女，又與蔣介石家族有深交，與蔣經國當政的臺灣國民黨當局有特殊關係。美國總統雷根選中她做特使到中國訪問，叫她帶一封私信給鄧小平。

陳香梅一到北京，鄧小平即設宴招待她，並請廖承志夫婦作陪。這頓飯，意義不一般，鄧小平意味深長地對陳香梅說：「你來京以前我就對你舅舅說，你這個海外關係實在要得。」席間，鄧小平與廖承志打哈哈，開玩笑，十分輕松自在，這使陳香梅感動不已。鄧小平和廖承志把陳香梅當自己人看，使陳香梅感到賓至如歸。鄧廖二公的笑談，使陳香梅領會到，這是她可以向海峽對岸的蔣經國傳遞「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時機，陳香梅會以自己的方式去傳達資訊。

果然，不久之後，陳香梅到台灣向蔣經國建議臺灣開放，准許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蔣經國回答說：此事牽涉很大，不過，我認為這是可以研究的問題。後來，陳香梅又到北京，向鄧小平提出同樣的問題，得到答復是：我們方面的考慮是積極的。之後，陳香梅多次在海峽兩岸奔波傳話，對兩岸交流做出了不少貢獻。

1981年7月18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長金庸，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引起海內外的矚目。鄧小平要借與金庸見面的機會，向海峽對岸的蔣經國釋放信息，最主要的目的是向外界傳遞中共中央新的對台工作資訊。因為在此前不久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黨的工作重心已經調整到經濟建設上來了。用和平的方式促使國民黨與中共交往、坐下來談臺灣回歸和祖國統一，也就成了可以操作的議題了。

金庸與蔣經國熟悉，能夠傳話。1973年春，金庸應國民黨之邀去了臺灣，儘管病重的蔣介石沒有會見他，但他還是與蔣經國見面深談。巧合的是，與鄧小平一樣，蔣經國也是「金庸迷」，但他與金庸所談的，並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事……應蔣經國的安排，金庸走訪了金門「前線」。在金門，金庸看到：地下的坑道縱橫全島，軍用大卡車和坦克車通行無阻，一片肅殺之氣；地上、地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兄弟鬩於牆，相煎何太急？他小說中刻畫的人物，都是愛國反分裂的民族英雄……他感到悲戚，面對海峽對岸的雄偉海岸線，他發出了「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鄧小平抽著煙，笑著對金庸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還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國際上繼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二是實現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三是搞好經濟建設，這是最重要的事情。」三件大事中，鄧小平著重要向金庸講的是臺灣問題。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海外人士的談話中指出，對台工作的「九條方針」是中共中央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首次明確提出「一國兩制」的科學概念，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針對蔣經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1982年10月，鄧小平會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我們不用我們的制度和思想統一台灣，臺灣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來統一大陸，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可以談上合作，相互容納，臺灣保持臺灣的制度，大陸保持大陸的制度，這樣就不會發生你吃我、我吃你的問題。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制度和思想統一臺灣不現實、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們現在不採取這個方法，目的是讓我們民族統一起來，著眼於民族利益。同樣，企圖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法也不可取。」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中華民族，這是海峽兩岸的最大政治基礎，是國共兩黨交往談判的基礎，也是解決國共雙方分歧的基礎。既然有這樣的基礎，就必須推動兩岸交往，大家一起來想方設法促使蔣經國等人結束「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破除對岸「三不」政策的具體工作，則由鄧穎超擔任組長的中央對台領導小組全力推動。

三、鄧穎超全力推進對台工作

根據黨中央和鄧小平的方針政策部署，鄧穎超全力推進對台工作落實。

1980年元旦，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說：「《告臺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臺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祖國統一的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於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做出積極貢獻。」

當日，中央對臺灣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鄧穎超強調，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全黨當前的重大任務，要動員全黨實現這一重大任務。對台工作要有緊迫性，領導小組的任務是調查研究對台方針政策和重大事件，是中央的參謀、助手，必須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會議接受她的建議，由全國政協發出《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決定首先抓對臺灣同胞和去台人員家屬落實政策的問題；決定將領導小組辦公室搬進中南海。

1980年11月，浙江省臺胞創建了全國第一個臺灣同胞聯誼會——浙江省臺灣同胞聯誼會。鄧穎超、廖承志等對台領導小組的同志都對這一新生的民間團體很重視，認為它能成為溝通兩岸同胞的橋樑。鄧穎超對臺灣同胞的情感心聲非常理解，提議中央也成立台聯組織。

1981年初，鄧穎超專門選調全國婦聯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掛職的林麗溫返京籌備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鄧穎超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從大政方針到具體事務，都給予關心指導。她多次對林麗韞說，由於30多年的隔閡，臺灣同胞對我們很不瞭解，全國台聯應努力同臺胞溝通，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的相互瞭解。中華全國台胞聯誼會要做好生活在祖國大陸臺胞的工作，首先要協助黨政有關部門落實好對臺胞的政策，徹底平反冤假錯案，團結他們為祖國的「四化」建設做貢獻。

1981年12月27日，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在北京成立，林麗韞任會長，聯誼會通過給台灣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於臺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民眾，全面拓展對台工作面。鄧穎超對林麗錫說：「對臺灣同胞的政策落實工作十分重要，你們要過細檢查，務必要善始善終，不要有遺漏。」在她和領導小組的努力推動下，臺灣同胞和去台人員家屬的政策落實問題解決得較好，有力促進了對台工作的開展。

1981年，北京首先停止了紀念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之前，該事件被定性為「反蔣第二條戰線」。

1981年8月2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閻錫山原舊部、港臺知名人士、香港《中報》、《中報月刊》創辦人傅朝樞時，首次公開提出解決臺灣、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提出「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即著名的「葉九條」。內容是：1.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兩黨可以對等談判；2.雙方在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達成協議；3.統一後的臺灣可保留軍隊，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4.臺灣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與同其他國家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5.臺灣政界領袖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領導，參與國家管理；6.臺灣地方財政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補助；7.臺灣人民願回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來去自如、不受歧視；8.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到大陸投資，保證合法權益與利潤；9.歡迎臺灣各界人士與團體，提供祖國統一的對策建議，共商國是。

「葉九條」是鄧穎超領導的對台工作小組在廣泛調查研究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對海峽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商務、交通、民航、郵電等方面情況制定的具體對策，經過反復修改，擬定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具體化方針政策。鄧穎超參加了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討論，並詳細地研究定稿，報中共中央常委審批。「葉九條」發表後，引起海內外的震動，既體現了中共博大的情懷，也體現了中共對臺灣人民的切實關懷。

鄧穎超開展具體工作時，總是與黨的工作大局配合得絲絲人扣。1981年10月8日，鄧穎超接見並宴請了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孫穗芬，黃興的女兒黃德華和蔡鍔將軍的親屬等，賓主一起回首了往事，對辛亥革命表示了誠摯的緬懷之情。

同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鄧穎超主持會議。中國共產黨主張實現國共兩黨和談與合作的呼聲和輿論達到了高潮。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人士1萬多人參加了大會，盛況空前。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發表紀念講話，在談到臺灣問題時，胡耀邦誠懇而激動地說：「現在我們提出的建議，對於臺灣方面沒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臺灣方面還有不放心的問題，也不妨在雙方談判中提出來研究解決。由於長期隔閡而存在著某種不信任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觸、不交談，怎麼能消除隔閡、建立互信呢？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難題，還要讓彼此的力量在對峙中互相抵消，我們將何以上對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來的先烈，下對海峽兩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孫後世呢？中國共產黨決不用國民黨曾經用過的方法來回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過火行為永遠不會再重複。在這裏我願意告訴台灣當局，不僅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葺，而且奉化陵墓修復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其他國民黨高級官員的老家和親屬都得到妥善安置。樹高千丈，落葉歸根。難道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故鄉之情？就不想把蔣介石先生的靈柩遷移到奉化蔣氏墓地來？」

（吳躍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