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

北京西山腳下，圓明園廢墟旁邊，一棵棵穿天白楊掩映中的清華大學附中，可謂上世紀60年代全中國屈指可數的「第一流的中學」。學生們來源於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高幹子弟偏多。這裡學生挺拔俊秀，教師秀外慧中；教學高品質堪稱一流，綜合素質名列前茅。

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高等教育部決定在清華附中試辦學制2年的預科班試點。清華大學決定從清華附中學完高一課程的學生中擇優選拔90人進人預科，要求在數學、外語、語文和其他學科的基礎知識及基本技能方面，適當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學本科的要求更好地銜接。繼六四屆完成一期後，1965年9月，又擇優選拔，建立了預科651班、652班。這批預科班的學生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思想比較活躍，其中以預651班的學生最為突出。

60年代的學校教育，理想主義居先。由於環境的封閉和教育的片面，學生們並不知道現代世界文明程度和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觸到的東西當作是最好的。當時青少年普遍認同的是：「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則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1964年黨中央提出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學生們的政治熱情空前高漲。當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轉發《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談話紀要》中提到教育問題時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清華附中作為清華大學的一個部門，也在教職工中傳達了這一精神。清華附中黨支部還向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高中學生作了專門傳達。1965年夏天，毛澤東與在北京外語學院進修的侄孫女王海容進行過一次談話，其中談到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是「沒出息的」，鼓勵學生違反學校的紀律，造學校的反。這次談話的內容後來逐漸被透露出來，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學校裡悄悄地流傳著，使不少中學生感到特別帶勁，備受鼓舞。毛澤東在談話中所宣導的那種「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學生所接受。毛澤東關於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培養接班人的主張，以及他對正規的學校教育的輕視和輕率的否定，對當時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階級鬥爭觀念」已經在他們頭腦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學生中有許多人已經不滿足於按部就班地學習。當時，《光明日報》上正組織「怎樣才能生動活潑地主動地進行學習」的討論。清華附中預科651班在這個討論中經常進行激烈的辯論。許多人把自己的觀點寫成小字報，貼在本班教室後面的板報欄裡。1965年10月28日，預651班學生駱小海在壁報欄裡貼出一張題為《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其中寫道：「造反，造舊事物的反，是歷史的偉大動力。……拿我們學生來說，什麼教育制度，學習方法，紀律規章，天地六合，都藏有舊的東西，對待它們，只有一種精神：『造反!』」 造反有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標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會議期間，隨著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變動，政治嗅覺異常敏銳的清華附中預科兩個班的學生開始騷動不安。一些學生開始自發聚會討論怎樣解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問題。並在一些小字報上署名「火車頭」「向日葵」等代名。

有一天，張承志對卜大華說，自己寫的小字報署名叫「紅衛兵」。卜大華一聽，連聲說好！「這個名字很貼切」，就這樣，今後凡是和我們意見相同的小字報不如都署名「紅衛兵」。

就在中央五月政治局會議閉幕的第二天，5月29日傍晚，落曰餘輝籠照圓明園遺址上，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來個學生正在聚會。大家認為，當前階段鬥爭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有必要成立一個自己的組織。當年蘇聯作家法捷耶夫創作的小說《青年近衛軍》啟發了他們的靈感。大家議論說，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為了保衛史達林，蘇聯青年自願組成「青年近衛軍」，中國大革命時期也有工人階級組建的工人赤衛隊，我們這個組織就叫「紅衛兵」即「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聚會學生舉手贊成。這一天就成了紅衛兵的誕生日，從此揭開了紅衛兵運動的造反序幕。

5月31日，清華附中紅衛兵成員鄺桃生、駱小海、卜大華、王慧成、張曉賓、王銘聯名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清華附中存在的問題。信中說：「我們是清華附中的學生。我校黨支部共有黨員24人，預備黨員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識份子出身，工農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這個黨支部長期以來，沒有認真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拒絕把毛主席的書當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階級鬥爭觀點，基本上沒有執行無產階級的辦學方針，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沒有貫徹黨的階級路線。」

6月1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並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稱北大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北大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修正主義的「黨」，號召群眾起來徹底摧毀「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北大大字報的發表大大地鼓舞了剛剛組織起來的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時學校把教學樓五樓一個曾作為閱覽室的大教室騰出來，專門作為全校師生貼大字報的場所。6月2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醒目地出現在五樓大教室。大字報的題目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的下部留有一大塊空白，是給同意大字報觀點的人簽名用的。當天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100多人。

6月8日上午，海淀區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質附中、北航附中等學校以及城區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學校300多人相約來到清華附中，聲援紅衛兵。學校領導感到來者不善，便以「維持秩序」為名關閉了校門。這些學校的學生在校門外堅持了10個小時後，才被允許進入校園。他們與清華附中紅衛兵一起，在校園裡刷了許多大字報、大標語。為了表示對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支持，好幾個學校的學生都在自己寫的大字報和大標語上署上了XX學校紅衛兵的字樣。其中，人大附中紅衛兵和四中紅衛兵分別送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一副對聯，一幅寫的是：「先驅者，為革命，灑盡碧血；後繼人，保江山，掏出紅心。」另一幅寫的是：「為革命，縱一死，又有何懼?擇專政，復永生，血染河山!」此後，紅衛兵的名稱很快就在北京許多學校裡傳開了，以紅衛兵或紅旗等命名的學生自發組織成批出現。

紅衛兵的活動與工作組的正常秩序發生碰撞。紅衛兵認為，工作組的行為是倒行逆施，壓制「革命造反精神」，「而革命就是造反」按照這個思路，6月24日是，貼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當時正值北京新市委書記李雪峰提出「反干擾」的要求後不久，許多反對工作組或給工作組提意見的人被當作「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的「壞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被宣佈為「非法」。但清華附中紅衛兵此時士氣正旺，並沒有在這樣的形勢下退縮，他們於7月4曰又貼出《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在文中轉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曰報》一篇短評《韓弗理的哀歎》中引述的毛澤東1939年的一段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一出，使得反對工作組和其他許多人都感到突然和不解，毛主席怎麼能講這樣的話?怎麼能將馬列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造反有理」?直到查實毛澤東確曾在延安慶祝史達林誕辰60周年的大會上的講話中講過這句話，才默認了紅衛兵的文章。

7月27日，海淀區召開中學生代表大會，江青等人到會支持學生反對工作組，當場宣佈將海淀區中學工作團團長罷官。消息傳來，清華附中紅衛兵當晚向全校師生發出：「向清華附中工作組的錯誤言行猛烈開火！」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展覽館電影廳召開大會，宣佈撤銷海淀區各中學工作組。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駱小海、鄺桃生在大會上宣讀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兩篇大字報，並將兩篇大字報稿和一封短信交給了主席臺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請她將大字報稿和信轉交給毛主席。紅衛兵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有人說這兩張大字報是反動的，請您老人家看看，這到底是不是反動的大字報。」江青當場答應一定給帶到。

紅衛兵回到學校後，又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其中寫道：「造反，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傳統，是紅衛兵要繼承和發揚的傳統。我們過去造反，現在造反，將來還要造反!只要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萬年還需要!」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在釣魚臺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代表王銘和卜大華，將毛澤東8月1日寫給他們的信傳達給紅衛兵。毛澤東表示：「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毛澤東的這封信，當天就作為一份重要文件印發給剛剛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儘管沒有正式發表，這封信和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還是很快就傳遍北京，傳遍全國，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震動。此後，紅衛兵組織不但在北京各中學得到迅速發展，而且在各高校、機關也開始有了發展。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有首都和全國各地師生參加的百萬人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經毛澤東提議，1500名學生代表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檢閱遊行。北師大女子附中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將一條印有「紅衛兵」的紅色袖章帶在毛澤東的左臂上，毛欣然接受。並問宋：「叫什麼名字?」宋回答：「宋彬彬！」毛澤東說：「要武嗎！」從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清華附中的二十幾名代表也興高采烈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那天，紅衛兵們第一次在那麼近的距離看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與他們在一起照了相。駱小海、韓軍、宋柏林3人按捺不住好奇和激動的心情，乘警衛不注意，逕自闖進了天安門城樓中央的會客廳，見到了毛澤東。他們激動地連聲向毛澤東問好，祝他萬壽無疆。毛澤東回答說：「萬壽也有疆嘛!」當駱小海等人告訴毛澤東，他們是清華附中紅衛兵時，毛澤東大聲地向他們說：「我堅決支持你們!」紅衛兵問起毛澤東寫信的事，毛澤東說：「那是草稿，還沒有發給你們哪!」毛澤東大概想對這封信進行一些斟酌、修改後再正式發出，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後來紅衛兵組織很快就產生了分化，所謂「紅衛兵」的作用和地位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信後來始終沒有正式發出。

8月19曰，各大報刊在發表大會消息的同時，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毛澤東身著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大幅照片。毛澤東對紅衛兵的堅決支持，對紅衛兵運動走向全國，形成強大的政治運動起了關鍵的作用。「8‧18」大會以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佈全國城鄉。

為禍不淺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運動給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毛澤東在1970年同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談到：「總要有點個人崇拜」「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文革發動初期，毛澤東個人崇拜趨勢上升。但是真正將毛澤東個人崇拜推向高潮還是依靠紅衛兵運動的聲勢。在「8.18」檢閱百萬紅衛兵大會上，陳伯達在開幕詞中第一次給毛澤東冠以「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三個頭街。接著林彪在講話中又加上「偉大統帥」。從此「四個偉大」響徹環宇。

在八次接見紅衛兵的過程中，一千多萬紅衛兵們不斷揮動紅色的《毛主席語錄》眼晴裡湧動著熱淚，有節奏地高呼：「我們要見毛主席！」每個人能把清楚地看見毛主席的一瞬間，視為「最幸福的時刻」。通過報刊、電臺、電影(當時尚未普及電視)的有意安排把「最激動人心」的場面傳播給全國人民。毛主席成了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權威和唯一領袖。「手不離語錄，口不離萬歲」成為人們是否忠於毛主席的試金石。佩戴、製作和收集各種毛主席像章逐漸演變成一種狂熱。一直發展到全國人民竟相高唱「語錄歌」跳起「忠字舞」的「三忠於」「四無限」活動。

首開「打、砸、搶」先例，充當天下大亂的急先鋒。清華附中紅衛兵寫的「三論」大字報其中心內容可以概括八個字：「造反有理、越亂越好」。這正中江青一夥人的陰暗心理。他們摸透了紅衛兵的單純無知、好奇衝動的特點，臺上宣傳，幕後指揮，一場空前大動亂由北京漫延全國。

「天翻地覆大轉換，英雄轉瞬變壞蛋」。一時間，中央和各地各級黨政機關普遍受到衝擊，各級領導幹部被戴上「走資派」「黑幫」「三反分子」等帽子，受到批鬥審查。遭受衝擊後的葉劍英元帥無限感慨道：「串連炮轟何時了，官罷知多少？赫赫沙場舊威風，頂得住青年小將幾回衝」。大批有才華、有成就的學者、專家、教授、科學家、文學藝術家、著名醫生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揭批遊鬥。許多人被抄家、關進牛棚、遭到嚴刑拷打，被迫害致死。僅北京市，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內，就被打死1700多人，抄家達3600多戶，被趕出北京的「五類分子」85000多人。在「破四舊」中，全國各地的名勝古跡、珍貴文物、檔案家譜遭到空前破壞。紅衛兵把大量的古今中外古典名著、名人字畫紛紛付之一炬，中華民族光輝燦爛文化遭到難以估計的損失。文化大革命成了名符其實的對文化的大革命。

把「打倒劉少奇」的呼聲推向社會，掀起大規模揪叛徒惡浪。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時，毛澤東主持好幾次政治局生活會，目的是想在黨的最高領導層掀起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先聲。但是很缺乏黨內基礎。會前，江青找陶鑄進行個別佈置，讓他充當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先鋒。據事後陶鑄對曾志講：「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他們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到中央，對情況一點兒都不瞭解。結果打頭炮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有發言」。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陶鑄不僅沒有打頭炮，而且連謝富治的發言都扣住不准印發簡報。於是排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位的陶鑄就被打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而被打倒、批鬥。這樣公開運轉的宣傳機器只能是暗中批判，以探求群眾可能發生的反映。在中央文革指使下，1966年11月12日，中央組織部貼出一批旨責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由於沒有打倒的字樣，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江青一伙明白，通過正常組織形式打倒劉少奇已不可能。只能依靠「敢」字當頭的紅衛兵衝鋒陷陣，才能解決問題。12月18曰，張春橋把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蒯大富招到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單獨密談。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然相當猖獗，現在還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蒯大富心領神會於12月25日組織清華大學紅衛兵5000多人遊行示威，高呼口號，第一個公開煽動打倒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第一次推向社會。這一行動使中外震驚。

為了給劉少奇扣上「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帽子，清除劉少奇的社會、政治基礎，江青一伙極力慫恿紅衛兵掀起「揪判徒」惡浪，進一步株連大批領導千部。1966年8月18日是康生給南開大學紅衛兵寫條子，讓他們「查一查混進各單位各部門的叛徒」。南開大學紅衛兵按照康生意圖先後製造「伍豪啟事」案、「六十一人叛徒案」等一系列冤假錯案，把矛頭公開指向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致使大批領導幹部被打成「叛徒」「內奸」「特務」「反革命」而遭到殘酷迫害。

走向衰敗

數百萬紅衛兵連綿不斷地從全國各地湧進北京等待接見，對於年屆高齡而又曰理萬機的毛澤東不能不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1966年10月18日，毛澤東已是第五次接見紅衛兵。據毛澤東的警衛們回憶，他在這次接見紅衛兵時，已經明顯表現出很無奈的神情，儘管他還是微笑著，但面部表情卻很嚴肅。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紅衛兵越來越多，都要求毛澤東接見，不接見，他們就不走。沒有辦法，11月3日，毛澤東只好再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六次接見紅衛兵，人數比前幾次都多，有200萬人。毛澤東這次乘敞篷吉普車接見紅衛兵，顯得比上次還要疲乏，那種無可奈何的表情讓人感到那是一種強人所難的不情願。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紅衛兵更多了。無奈，毛澤東決定當月的11曰接見紅衛兵。這是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了。

這次接見結束後，毛澤東焦急地問周恩來：「我已經幾次接見紅衛兵了，為什麼北京還有這麼多紅衛兵要接見？」周恩來回答說：「你不見他們，他們不走啊。」毛澤東又問：「中央不是決定停止串聯，要紅衛兵回原地鬧革命嗎？」周恩來回答說：「這些紅衛兵已經來北京了，天氣又漸漸冷了，北京市的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他們，讓他們回去。」於是，毛澤東當即決定：「11月25日、26日連續兩天接見紅衛兵，讓在北京的紅衛兵都參加接見。接見完畢後，再不接見紅衛兵了。由中央起草一個通知，以後串聯再不實行免費了。」很顯然，毛澤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思考已有明確的主張。

1966年11月，上海「工總司」的王洪文指揮一部分造反工人臥軌攔車，造成全國主要鐵路中斷的「安亭事件」、1967年1月，王洪文指揮工人造反派發動的「一月奪權事件」，毛澤東均明確表示支持。他在此後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奪權，基本不再有批示支持紅衛兵奪權行動。這表明，毛澤東決心依靠工人階級為動力，不再信任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紅衛兵組織。不僅不信任，他還認為，這些青年學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採取了三個措施：一是選派工宣隊進駐各學校，由工人維持學校的秩序，甚至在黨委已經倒臺的情況下，由工人代表來當學校的負責人；二是指派軍宣隊進駐各學校，由軍代表主持學校的工作；三是在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領導班子中，讓軍隊幹部、工人代表、學校老幹部代表擔任主要領導人，青年學生代表雖然也結合進領導班子，但是位置排後，不擔任主要領導工作。

經過一個階段時間觀察，毛澤東看到，學校的秩序仍未穩定下來，而且全國的大學、中學都停課鬧革命。加上全國各地都處於混亂之中，學生到了畢業期，卻難以分配工作。怎麼辦？毛澤東的決策就是讓大學畢業的學生到工廠、部隊去，接受工人階級和解放軍戰士的再教育，讓中學畢業的學生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大學生們逐步分配出去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開展起來。暄囂一時的紅衛兵運動終於走向衰敗，連續鬧騰幾年的學校也相對安靜了下來。

（常家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