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3日，第7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批准了2016~2018年聯合國會費新的分攤比額。其中，中國承擔的聯合國經常預算比額由5.148%上升至7.921%，僅次於美國和日本；承擔的維和攤款比額由6.64%上升至10.2%，一躍成為第二位。同時，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承擔的聯合國會費比額也有所上升，日本等發達國家承擔的聯合國會費比額則進一步下降。這次調整證明了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在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日益上升。
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如何計算
聯合國不是世界政府，沒有稅收來源，維持其自身運轉只能靠會員國繳納會費。
從定義上講，聯合國會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目前，廣義的聯合國會費指經常預算和維和攤款兩部分。狹義的聯合國會費僅指經常預算。確定經常預算分攤比額的原則是會員國支付能力原則，每三年調整一次，主要以會員國過去三年和六年的國民總收入（GNI）在世界經濟中所占份額為計算基礎，同時考慮會員國的外債總額和人均國民收入等因素，並給予人均國民收入低以及最不發達國家會員國一定的寬減。單個會員國承擔的會費最多不超過22%，最少不低於0.001%。
在確定維和攤款分攤比額時將所有會員國分為10類，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面肩負著特殊責任的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為第一類，共承擔約52%；其餘國家按照經濟實力分為九類，也是誰發達誰多出錢。
經常預算主要用於支付聯合國六大機構的日常辦公和人員工資等費用，還有其他一些特殊政治任務的開支，如聯合國在阿富汗等國的支助團和聯合國特使在一些國家的斡旋活動。目前的維和攤款主要用於聯合國現在16處維和行動的開支。聯合國成立之初沒有維和行動，也就談不上維和攤款。自1948年起聯合國開創了維和行動，1971年，聯合國在會費中正式增加了維和攤款項目。
聯合國採取的是雙年度預算制度，2014~2015年度正常預算約55億美元，用於政策協調、政治、法制、國際發展合作、人員工資等多個方面。2014~2015年度維和預算約為86億美元。但是，隨著聯合國業務的迅速擴張、任務的急劇增加，聯合國已不僅僅依靠會費來支撐工作，而是有大量的預算外的來自會員國和私營部門的捐款。一些國家也通過這種方式來參與聯合國事務，影響聯合國的工作方向和任務重點。
此外，諸如世界衛生組織等聯合國專門機構和基金等組織的預算是單列的，不包括在聯合國會費中，由會員國繳納和自願捐款兩部分組成，其中會員國繳納部分基本參照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確定。
聯合國會費比額的調整與國際格局的變化
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是不斷調整的。聯合國成立之時，只有51個會員國，會費也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則確定的。在1946年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中，美國承擔的比額高達近40%，而盧森堡這樣的歐洲國家承擔的比額僅為0.05%，充分反映出當時美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而許多歐洲國家的經濟被戰爭摧毀的現實狀況。
20世紀60~70年代，隨著大批亞非拉國家取得獨立並加入聯合國、日本以及歐洲國家走上經濟復興道路，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也隨之發生變化，來自亞非拉原殖民地的新會員國繳納的會費從無到有，日本以及歐洲國家承擔的會費比額不斷上升，美國承擔的會費比額則逐步減少。由於會費比額是根據會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和自身經濟實力決定的，而且不論繳納會費多少，都是一國一票，因此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能夠基本體現世界經濟和會員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基本反映國際力量格局的變化和演進。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在次貸危機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後，歐洲等傳統發達國家經濟陷入衰退，一些國家甚至瀕臨破產，而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這種國際格局的變化不斷體現在近些年來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的調整中，英國等七個西方工業國（七國集團）所承擔的會費比額從2010年的63.481%下降到2013年的58.178%，再下降到現在的54.06%。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及南非等五個金磚國家所承擔的會費比額則從2010年的7.321%增加到2013年的11.558%，再增加到目前的15.933%。這個變化較為客觀地反映出發達國家實力下降、發展中國家力量上升的變化趨勢，也說明出西方發達國家的實力雖有所下降，卻仍遠遠強於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和國際事務中的優勢地位尚未根本改變。
圍繞聯合國會費的鬥爭
表面上看，聯合國會費是個財政問題。實際上，其意義和引發的連動效應遠遠超出這一點，早已成為一個關係聯合國存亡、會員國利益的政治問題。
聯合國會費是聯合國生存與運轉的“保命錢”，聯合國秘書處和堅定支持聯合國的會員國當然希望確保聯合國擁有穩定、足額並保持一定增長的會費。但是，另一方面，會員國都是自掏腰包來繳納聯合國的會費，交的越多就意味著用於本國的錢越少。因此，每個會員國的代表都會在談判中竭盡全力爭取少交一分是一分。的確有個別發展中國家交不起的，而實力最強的美國也不願多交。上世界90年代，美國國會先後通過兩個法案，單方面對美國支付聯合國常規預算和維和攤款分別劃定了22%和25%的上限。
聯合國會費不僅是義務，也會帶來一些權益。比如，會員國在聯合國秘書處享有的國際公務員職位數量就是與繳納的會費額成正比。但是，也有國家故意曲解會費帶來的權益。日本一度將承擔世界第二多的聯合國會費作為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當然理由。據稱，有中東國家聽說這個邏輯後，立即表示願意多交會費，並申請成為常任理事國。
還有一些國家將聯合國會費作為向聯合國施加影響的手段。在這方面，美國再次成為“榜樣”。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開始採取拖欠巨額會費但不影響美國在聯合國投票權的作法，玩起了以拖欠會費為武器要脅聯合國的把戲。至今美國仍是拖欠聯合國會費的大戶。更有甚者，2011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接納巴勒斯坦為會員國後，美國以停止向該組織繳納會費作為報復。美國拖欠聯合國和相關機構會費的行為受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2015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關於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後，日本也放言要停止繳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費。
中國的聯合國會費比額情況
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之一，繳納會費的比額也在不斷調整。1946年，中國承擔了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的6.3%，僅次於美國、英國和蘇聯，這對於當時在戰後廢墟上亟待開展重建的中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長期未能恢復，自然談不上繳納聯合國會費。1972年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中國開始恢復繳納會費。當時，聯合國計算的中國應承擔的會費比額是4%，甚至高於一些發達國家，明顯超出中國的支付能力和經濟實力。但出於國際主義精神和當時的外交路線，中國無條件接受並按照這個比額繳納會費，後來又主動提出將1974~1976年的會費比額增加至5.5%，這個份額顯然更是遠遠超出當時中國的支付能力。
1978年我國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後不久，對承擔的聯合國會費分攤比額進行了反思和實事求是的研究，經過與其他會員國的協商，終於推動聯合國依照支付能力原則重新調整了中國的會費比額，將1980~1982年的比額下調為1.62%，1983~1985年間的比額下調為0.88%，1986~1988年的比額下調為0.79%，基本符合當時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情況。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承擔的會費比額在聯合國按照支付能力原則進行的歷次調整中開始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這反映了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不斷增加的現實狀況。2000年為0.901%，2001~2003年為1.541~1.532%，2004~2006年2.053%，2007~2009年2.667%，2010~2012年3.189%，2013~2015年5.148%。這個增長的背景是中國的國民總收入從2000年的98562億元人民幣猛增到2014年的634043億，幾乎翻了六倍。2014年，中國承擔的聯合國經常會費總額約為1.39億美元。不過，一些發達國家卻一味強調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世界第二的情況，試圖改變長期以來聯合國在計算會費分攤比額時的支付能力原則以及必須考慮外債總額和人均國民收入的作法，企圖向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轉嫁負擔，逃避自己應盡的國際義務。對此，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只強調國民生產總值，而忽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不公平的。當然，隨著經濟實力的繼續增長，中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還會增加。這也是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世界發展和繁榮、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所應作的貢獻。
（張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