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産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使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這是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同志以新一屆黨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向13億多中國人民許下的重諾。驀然回首，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中國共産黨乃至今日之世界，已在過去的1500多個日日夜夜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6年12月底，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稱，自2013年以來，有100余萬名黨員在反腐行動中受到懲處。習近平要求加強對政治權力的約束，創造一個「制度籠子」，確保黨員幹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文章認為，在領導層積極開展反腐鬥爭的背景下，中國共産黨在鞏固執政黨根基方面正在發生質的飛躍。

「2016年，很多美國人已開始感覺到中國發展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在購物中心，在付款時——而且感覺到世界權力中心正從美國轉向中國。」2017年1月20日，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基辛格美中關係研究所所長羅伯特•戴利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撰文稱，「2016年，中國的宏偉規劃可能開始使天平向中方傾斜。」

西方世界的這種感覺在2017年1月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尤其強烈。德國《商報》在會議期間刊文感慨，「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顛倒了。即將就職的美國總統對世界發出實施懲罰性關稅的威脅。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發表了支援公正的全球化的主旨演講。當今世界最大的共産黨的領導人在達沃斯的經濟精英年會上成為維護自由貿易最強有力的先鋒。」

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分析説，十八大以來的四年裏，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抓大事、議大事、乾大事，綱舉目張，戰略佈局和總體佈局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進展，並使我國勝利完成「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主要目標和重大任務：24個主要指標完成率高達96%，為歷次五年規劃完成率最高的一次，「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國際影響力，特別是綜合國力又上了一個大臺階。」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東琪為《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解讀説，2016年中國GDP達到74.4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7%，高於印度的6.6%，三年後重奪全球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第一。按照IMF測算，2016年度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2個百分點，貢獻率達到33.2%。而美國只貢獻了0.3個百分點，歐洲也僅0.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中國的貢獻率遠超所有發達國家之和。

四年多過去了，胡鞍鋼回顧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手筆不斷」，最精彩也最有意義的一件大事，就是「四個全面」國內戰略佈局加上一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戰略佈局，為我國開闢了空前的「天時、地利、人和」新局面，也創造了中國在世界上最有國際影響力、最具全球領導力的紀錄。

「黨中央順勢而為，應勢而動，乘勢而上，不僅進一步延長了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而且更加自信、充分地利用了這一戰略機遇期。」這位專注中國國情研究30餘年的學者給出的結論是，「十八大以來中國最大的成功是戰略決策的成功，而戰略決策的成功是中國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支撐一系列戰略決策的基礎，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創新在過去四年裏厚積薄發。

滄海橫流之千年變局

「進入新世紀後，人類文明發展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突出的標誌就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效率、社會效率和制度效率都在持續下降，而以中國為代表的、影響力快速上升的新興國家迫切需要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自主道路。」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自己看到的場景就是，「劇烈的全球性結構性調整，正在世界範圍內尋求新的平衡。」

從外部環境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美國引爆，直接導致冷戰結束後興起的這波最大規模全球化進程的重創乃至停滯，西方發展模式漏洞百齣、缺失盡顯。發達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首、以華爾街金融利益集團為資源配置中心主導的「中心-邊緣」國際生産和消費大迴圈，産生了自身難以有效克服的制度性矛盾，出現斷裂和崩潰之態。

與此相伴，20世紀最後十年，以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一書為標誌達到巔峰狀態、以「市場萬能」論、「政府失靈」論和「經濟人」假設等理論裝配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全球化發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議地在西方中心美國「觸礁」，掀起一場震蕩全球的金融大危機，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理論受到全面重挫。8年來，面對世界發展環境日趨複雜動蕩的新現實，以該理論為支撐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西方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幾近束手無策境地，至今難以從根本上解除金融危機風險……

從內部壓力看，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日趨緊迫。「中國也是國際金融危機最大受害者之一。」胡鞍鋼研究發現，2016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33.1%，數據回歸到了18年前的199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達到64.8%的頂峰，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兩年開始下滑，直到今天降至十幾年前的比例水準，説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衝擊極其劇烈。」他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速2010年後下降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同時也印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發展轉型的內在緊迫性，一直是現階段和未來相當長時間主導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核心內因。

從發展矛盾看，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最突出的變化是：一方面，全球化迅猛發展，各國發展所需要的協調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任何單邊或雙邊的方式都難以解決諸如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抑或氣候和環境等全球性問題，必須是多邊的集體行動；另一方面，民粹主義衝擊下的發達國家的國家治理日益分裂和破碎，西方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思維意識不斷強化，正在加大全球發展的協調難度。

尤其是西方發展模式急劇衰頹，世界各國發展共識日趨分化，人類面對著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的大抉擇。為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實踐者和研究學者都開始反思，並尋求新道路、新理念和新理論，以期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新模式。包括中國在內，人類未來向何處去？亟待發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的指引。

劉尚希認為，審視這個複雜的世界格局，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的變化與中國緊密關聯，而中國日益全球化的發展特質，也決定了「要搞好全球的治理，就要搞好中國的治理。中國內部的治理搞好了，那麼全球的治理也就有了希望。如果中國內部治理搞不好，全球的治理也很難有前途。因為，不管中國怎麼幹，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都在那裏。」

正是在這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滄海橫流時刻，十八大報告向世人宣告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劉尚希看來，這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宣言書，也是13億多國人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對執政黨的時代要求，更是中華民族再次為人類發展探索全新道路拉響的啟航汽笛。

世界看到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習總書記對此不但感同身受，更是身體力行。」參加這次座談會的胡鞍鋼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改革開放後，一個相當長時間內，一些人的經濟學學習和實踐，被西方經濟學完全覆蓋，「回頭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理論才是真理、才是基礎。這一點，習總書記給我們帶了個好頭。」

2001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東南學術》雜誌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的學術論文。當時，時值習近平同志在清華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的學習期間。這篇長達18000余字的論文，關鍵詞就是《資本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他結合自己施政實踐經驗研讀馬克思《資本論》的思想結晶。

現在，閱讀這篇當時流傳不廣的文章，留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西方經濟學「如日中天」的新世紀之初，作者嫺熟而堅定自信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以包容和吸收古今中外人類發展智慧的氣度，對如何認識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了極具啟示意義的獨立思考：

比如，「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新的偉大社會實踐，它一方面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儘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必須『學以致用』。」

比如，「中國具有不同於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因素所産生的影響和作用。」

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

採訪中，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田應奎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談到，正是源於長期積累的深厚理論素養，和堅定不移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但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全面建成小康階段的社會主義實踐，而且在執政實踐上不斷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了一系列全新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呈現出噴薄而出的活躍局面。

他列舉説：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

田應奎認為，實踐表明，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充分體現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新成果，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的21世紀新生，為「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明瞭最優路徑。

決勝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四個全面」

正是對先進理論的成熟駕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了全面落實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偉目標，四年來進行了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系統性、長遠性的謀劃，先後通過四次中央全會，協調有序地完成了「四個全面」的國內戰略佈局。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60條、336項改革措施，超過了歷次改革決定。三年多來，中央深改組通過32次會議綿密部署，目前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臺。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六大任務、30項重大舉措、180多項具體措施，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的根本任務和具體路徑，為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司法公正的改革重點難點指明瞭方向。

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新理念，規劃了31類重大任務，據此制定了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20篇、80章。

胡鞍鋼為《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分析説：「十三五」規劃綱要篇幅為歷次五年規劃最多，並精心設計和科學論證了23類、165個重大項目，在新中國歷史上也是數量最多、水準最高、規模最大、覆蓋領域最全、服務人口最多的，許多開工項目將成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奠基之作。

2016年，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對全面從嚴治黨做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還通過了《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十八大以來的四年多，反腐敗鬥爭取得顯著進展，深得黨心、軍心、民心。通過深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巡視利劍震懾、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等「組合拳」，反腐敗壓倒性態勢已經顯現。

從2013年至2016年9月期間，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01.8萬件，創歷史紀錄地對101萬違紀黨員幹部給予了黨紀政紀處分，贏得了8800多萬黨員黨心、13億人民民心。這不但顯示了中國共産黨的強烈政治意願和決心，也證明中國共産黨有能力和辦法「吐故納新」、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上述四次中央全會，對國家大局和長遠未來的重大問題做出了重大戰略部署，書寫了新篇章，繪製了新藍圖，也吸引了全世界對中國高效而充滿決心和勇氣的治國理政決策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胡鞍鋼觀察認為，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基礎上，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黨中央順勢而為推動構建基於合作共贏的國際戰略佈局。

一是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打破冷戰思維，推動中美兩國走一條沒有大國衝突對抗的新路；二是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貫穿連接歐亞非三大洲，共同打造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命運共同體；三是做好周邊外交工作，充分利用中國是周邊國家第一、二大貿易夥伴的經濟優勢和貿易優勢，加速區域一體化；四是積極參與國際治理。四年多來，在2014年APEC北京峰會、2015年9月聯合國發展峰會和11月巴黎世界氣候大會、2016年9月G20杭州峰會和11月APEC利馬峰會上，中國最高領導人以出色的大國領袖表現，在全球治理眾多領域發揮了負責任和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

2015年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參與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從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為我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舉措，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各國利益，增加了我國同各國利益匯合點。」

「五位一體」建設總體布局

田應奎接受《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中認為，在黨中央「四個全面」的治國理政戰略布局下，四年多來，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的「五位一體」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經濟建設方面，一是經濟實力再上大台階。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增長低迷、全球貿易持續低迷、逆全球化更加明顯、主要經濟體走勢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增速仍居世界前列，主要經濟指標佔世界總量比重進一步提高。

胡鞍鋼特別指出了2016年我國GDP總量的里程碑意義。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力爭國民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按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我國GDP相當於2000年的4.22倍。也就是說，到2016年我國已經提前實現了總量翻兩番的目標。

盡管近些年中國外貿增長疲軟，但佔全球的份額持續上升，已連續四年居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地位。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佔比重達到13.8%。這是美國在1968年曾經佔到的比重，此後任何國家一直都望塵莫及。然而，2016年，中國的這個比重進一步提高到14%。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進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2013年我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首超第二產業，2015年服務業佔比首次超過50%，2016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51.6%，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1%，中國居民消費和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整理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三大差距明顯收縮︰城鄉居民收入持續上升，且相對差距不斷縮小，從2010年的3.23倍縮小至2015年的2.73倍；且各地區人均GDP差異系數持續縮小，從2010年的50.6%縮小至2015年的43.0%，為建國以來最低；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持續下降，從2010年的0.481下降至2015年的0.462，年平均趨同化為0.80%。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本質上講，就是把內在潛能釋放出來，釋放出高質量有效經濟增長。」陳東琪向《望》新聞周刊記者介紹說，2016年中國經濟6.7%的增量，高達6.7萬億元人民幣、近1萬億美元，相當於改革初十年的GDP總量，「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主動調控、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所取得的，具有很高的質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預計將有4.4億左右中產家庭，中國消費動能的潛力還很大。」

政治建設方面，制度建設進一步發展。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和增強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提高基層人大代表比例，降低黨政領導幹部比例；擴大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完善協商民主制和工作機制，發揮人民政協踐行協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推動和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等等。

胡鞍鋼認為，近年來，從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公開制度競爭局面觀察，「西方制度弊端和劣勢更加凸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創新、制度質量、制度優勢、制度競爭力和影響力，顯示出了越發強大的生命力。」

文化建設方面，我國構建了世界最大規模的現代公共文化體系，覆蓋了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口，提供了最豐富且多樣化的文化產品以及文化精品。截至2015年，我國廣播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到98.17%；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達到98.77%；全國電影票房收入達到441億元，居世界第二位；全國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博物館服務人次達到近20億。

我國不斷擴大對外文化交流合作，主動「走出去」。截至2014年底，全球共有127個國家和地區開辦了476所孔子學院和851個中小學孔子課堂；2015年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總數達到25個，其中2014年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超過1000場，直接受眾逾200萬人次。

上述數據顯示出中國正在不斷加強文化建設、文化創新、文化繁榮，正在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

社會建設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邁上一個大台階。「十二五」時期，城鄉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7%和9.6%；城鎮新增就業人數5年累計新增6431萬人，創歷史最高紀錄；按2011年提高後的貧困標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人民幣/年），從2010年的16567萬人減至2015年的5575萬人左右，農村貧困發生率從17.2%降至5.7%；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大幅增長，從2010年的3.6億人增至2015年的8.4億人，參保率達到82%左右；城鎮棚戶區改造取得重大進展，到2015年已累計改造2680萬套。

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2010年的74.83歲提高至2015年的76.34歲，提高了1.51歲，主要健康指標已居上中等國家前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7年增至2015年的10.23年；我國人類發展指數（HDI）從2010年的0.699上升至2015年的0.730，進入世界高人類發展組，使得該組人口總數達到史無前例的25.17億人。

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進入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排放等逐步脫鉤階段。2015年耕地保有量達到18.6億畝，高於2010年的18.18億畝，根本改變了過去長期（指1957∼2006年）耕地資源持續下降的趨勢；2015年，工業用水量已比2010年下降了7.8%，農業用水量比高峰年的2013年減少了1.8%，首次進入「雙高峰」後的下降期；2015年我國每單位GDP能耗下降至7.007兆焦，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至12%，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綠色能源生產國、消費國，2015年中國水電佔世界總量比重為28.5%，風能佔世界總量比重為22.0%，太陽能佔世界總量比重為15.5%，其他可再生能源佔世界的比重為17.2%；「十二五」規劃提出的4項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約束性指標，全部超額完成；碳排放增長率從2011年的8.0%下降至2014年的0.18%，且提前達到碳排放高峰，2015年首次出現負增長。

「十二五」時期，我國森林覆蓋率從20.36%提高至21.66%，森林面積達到2.08億公頃，人工林面積繼續居世界首位，森林蓄積量達到151億立方米，超額完成原定143億立方米；生態主體功能區逐步健全。國家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水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十條），開展前所未有的環境治理。這是中國綠色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的最好時期。

「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取得重大進展，更重要的是，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胡鞍鋼向《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按照2011年國際美元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佔世界總量比重從2010年的13.89%提高至2015年的17.14%，2016年將達到17.80%，實際已經超過美國15.80%的比重。

對此，他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公開競爭中，不進則退，進慢也是退。當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綜合國力相對差距的動態變化日益加速，形成了於我越來越有利、越來越主動的新的戰略格局，這是過去四年多最令人矚目的全球性發展現象。」

「山雨欲來」的全球化大抉擇時刻

2016年底，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一篇題為《全球化死亡之旅始於2016》的文章悲嘆，「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說︰2016年是自由貿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進程終結的開端之年。」

尤其當以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首的一些西方政要們，將問題歸罪於全球化並企圖逆轉這一時代潮流的時候，全世界都將目光轉向了中國。

「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

1月17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用一場主旨演講警醒世界，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問題，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思路。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

采訪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告訴《望》新聞周刊記者，全球化是人類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自然過程，它的包容性天然地要求市場和貿易規則不斷擴大和統一，「這一特征決定了全球化進程不可能被中斷。所謂中斷，也只能是中斷通過權力讓步和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的一體化進程，比如TPP。」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進一步為《望》新聞周刊記者分析說，經濟全球化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後，「貿易投資自由化向深度發展，要求各國國內體制實現更高水平開放，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化後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各成員方利益分配關系更為復雜，導致一些國家人為地停滯或反對參與全球化。」

尤其是當世界經濟處於下行期的時候，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受到壓力和沖擊。

張幼文告訴《望》記者，「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出發，通過自身的結構調整和內部改革，有效應對挑戰。」

一是遵循生產力的基礎性作用原理，注重自主創新，以創新驅動發展；二是遵循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發展新動能；三是遵循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規律，抓執政黨自身建設、抓服務型政府建設、抓政府對市場的監管。

「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和改革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則。」黃衛平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為世界作出了榜樣，「不是將問題歸咎於別人，而是以自勝者強的進取心態，改革自身以主動適應時代變化。」

具體而言，就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世情、國情、黨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領會人類文明發展的時代要求，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中國發展；主動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大邏輯，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始終把「三農」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最終通過自身努力，抵達民族偉大復興的勝利彼岸。

因此，面對當前全球範圍內「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大氣候，多位國情權威研究人士向《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一方面，要清楚「一山放出一山攔」，提醒國人「常懷憂患之思」；另一方面，則必須「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一是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又好又快地繼續做強國家經濟實力、做大國民財富「蛋糕」；二是矢志不渝將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到底。

在黃衛平看來，經濟發展就是逆水行舟，按照勞動生產率計算，2016年，我國8億勞動力創造了11萬億美元GDP，美國1.7億勞動力創造了18萬億美元GDP，「這意味著，我國財富創造能力，與發達國家差距甚遠，決不能未富先驕、未富先懶。」

劉尚希認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治國理政總方略，是完整的戰略部署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手段和保障。」

「這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治國理政的核心問題，是牛鼻子。」所以，他強調，能否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事關「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

開闢通向共同富裕的人類新道路

劉尚希告訴《望》新聞周刊記者，過去30多年的改革發展，主要是以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的市場化改革，主要是「長個子」，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不僅需要強健的體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遺憾的是，以政府與社會關系為主線的社會化改革有些滯後。」

市場改革培育經濟理性，社會改革培養社會理性，即公共理性。他說，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社會中，經濟理性超前發育，而社會理性也即公共理性嚴重滯後，表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倫理道德、職業操守和社會責任缺失；而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講誠信一度成風；創新意識不足，投機、泡沫、短期化行為頻生。

這位財稅研究權威學者，從自己幾十年追蹤研究中國財政改革的視角感受到，「社會改革應當成為整個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只有社會改革推進了，社會理性不斷發育，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乃至生態文明建設才會有更穩定推進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即意味著資本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資本說了算；推進社會改革，就是擴大社會主義因素、堅持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形成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

在劉尚希看來，十八大以來，無論是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包括「五大發展理念」，都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文化富有時代內涵的極大創新、豐富和完善，「中國能不能引領21世紀的人類文明，就看能不能通過市場經濟從先富帶動後富，走進共同富裕。這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最難解決的發展問題。」

采訪中，胡鞍鋼從國情研究層面也作了殊途同歸的思考，「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發生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一是用20年時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二是到2030年構建共同富裕社會；三是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其中，構建共同富裕社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他特別強調，共富社會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指社會差異相對較小，且可管理、可調整；共富社會的核心是共同建設、共同發展、共同分享，使十幾億人能夠共同享有發展機會、共同提高發展能力、共同提高發展水平、共同分享發展成果，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共富社會；共富社會的底線是發展不出現貧富兩極分化，消除各類絕對貧困人口。

胡鞍鋼認為，建設共富社會，必然也將延伸到國際社會，也就是中國與世界共同繁榮，「中國與世界既是利益共同體，更是命運共同體。只有世界特別是南方國家（指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發展繁榮了，世界和中國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繁榮。」

這意味著，中國不但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特別是幫助南方國家富裕起來；不但要支持和參與全球化，也要積極主導全球化，使之朝著更加公平、合理、均衡的方向發展。

「2020年，中國實現貧困人口全面脫貧和14億人全面小康，進而將14億多人從小康社會帶向共富社會建設，這對人類發展理論、發展道路、發展模式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從這個層面，黃衛平把「一帶一路」倡議看作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脫貧共富工程。

過去三年多來，中國正是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設立，將自己在全球化中獲得的寶貴資金、發展成果、先進技術和脫貧經驗，分享和回饋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使得南方國家第一次集體搭上了駛向發展繁榮的「全球化高鐵」。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所言，「中國人民深知實現國家繁榮富強的艱辛，對各國人民取得的發展成就都點贊，都為他們祝福，都希望他們的日子越過越好，不會犯『紅眼病』，不會抱怨他人從中國發展中得到了巨大機遇和豐厚回報。中國人民張開雙臂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

現在，已是十九大準備「開題」的時刻，胡鞍鋼認為，長遠性、戰略性、前瞻性規劃跨越2020年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方略的時機已經成熟。

（王健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