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隨著蔡孝乾等人叛變和吳石、朱諶之等人被殺，中共臺灣地下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但之後的臺灣仍然打出不少「匪諜」案。影響較大的，有郭廷亮「匪諜」案，整掉了孫立人，整高了蔣經國在軍中的地位；《自由中國》「匪諜」案，整垮了《自由中國》雜誌，整啞了胡適，也將雷震整進了監獄；”大力水手”「匪諜」案，居然將柏楊先生等人打成了「匪諜」，整慘了臺灣思想界，也整殘了臺灣所謂輿論自由。這些「匪碟」案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呢？

動輒「匪諜」整肅異己或異見人士

這些「匪諜」案基本上都是蔣經國「打」出來的。蔣介石極力支持蔣經國推行他在蘇聯留學期間領教領會的「契卡」制度。在軍中推行政工制度密佈特務爪牙，有哪位即使是非常私下裏交談對反共復「國」無望的消極言論，只要這些人聽到了，就會馬上彙報上去，然後立即會以「匪諜」名義加以逮捕整肅；在社會上借重彭孟緝（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強化情治機關構建，打壓各方異見人士，稍微有點不同意見，即會被扣上一頂容共應共通共罪嫌的帽子。雷震1951年6月I1日就拍攝了特務監視其住宅的照片。許多人在回憶台靜農先生時，都說到在其臺北龍坡裏九鄰的宿舍巷口，常年有特務對其進行監視。對彭孟緝的「成就」，蔣介石曾這樣評價：「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實非淺鮮」，「孟緝對臺灣之安定……掃蕩廓清之決心與行動實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實為難得之將才，要當培植有方，使之不驕不矜，堪負第三期國民革命重任之準備也」（見蔣介石1949年反省錄）。據胡適1953年1月16日日記，他當日與蔣介石見面時，直陳臺灣此時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個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為什麼非要「打」成「匪諜」呢?第一，好堵美國的「干預」。二蔣之所以要整孫立人，一大原因就是蔣介石敗退臺灣後，美國欲扶持孫立人取蔣而代之。韓戰爆發後，美國開始協保臺灣，並全面給予援助，臺灣安全有了保障，蔣介石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二蔣整治孫立人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名不正」地整治孫立人，美國肯定會有想法。如果將孫案定為「匪諜」性質，在兩極對立的態勢下，美國則可能面上無話可說。當蔣經國將孫立人案終於「打」成「匪諜」案後，蔣介石不無得意地在日記中記道：「此案主動乃為共‘匪’滲透顛覆，而為我破獲徹底並未為共‘匪’所算，孫不過是一被動盲從，故于政府之威信並無所損」；「孫之美友以事實俱在，不能為其抱不平洗冤，或以此反對我政府」；「此在美人心目中以有證據之事，而且為其所主動，不能認我為法西斯也」。第二，好堵友好者的說情。《自由中國》案發生後，在美國的胡適即提出了不同意見和批評。胡適準備回臺灣時，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為了封胡適的「口」，立即給臺灣當局駐日本「大使」張厲生髮一密電，指示胡適到東京後，將胡適留住幾天，並熱情招待，在此過程中，說明臺灣當局不是與《自由中國》過不去，而是《自由中國》內部確實隱藏著「匪諜」，當局逮捕雷震等人，也是迫不得已。胡適回到臺灣後，蔣介石於11月18日上午11點30分禮節性地見了胡適一面，胡適在會見的最後還是將對《自由中國》案以及逮捕雷震等人的意見提了出來，蔣介石又是用「匪諜」的理由來回應堵截胡適：「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反共救‘國’的‘政府’，雷震背後有‘匪諜’，‘政府’不能不辦他。我也曉得這個案子會在國際上產生不利的反響，但一個‘國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權，我們不能不照‘法律’辦。」徹底走上「臺灣」這條船上的胡適，只好無計可施。《自由中國》案發生後，孫立人對前來看望他的義子揭鈞悄悄說：「雷震不就是第二個我嗎﹗」第三，好採用軍法審判。並且能以此秘密處置殺一儆百，還能擺脫所謂「司法審判」所可能揭出的冤假，仍保持此刻所謂「自由中國」遮羞布的「顏色」孫案中郭廷亮等人全是軍法審判。據沈克勤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孫立人傳》記載：1956年8月29日上午，「郭廷亮被押到軍法局接受審判。在他答辯中，郭曾一再強調絕對不是‘匪’諜。然而，審判官曾豈凡上校大聲指責說：‘郭廷亮，你爭辯也沒有用，憑軍事檢察官的起訴書，就可判你重刑。」’雷震被捕後，胡適一再希望「政府」能用司法審判，即使見蔣時，胡適仍然說，因為「全世界無人相信軍法審判的結果」。可事實是什麼呢?此案不僅使用了軍法審判，而且草草收場。用此時胡適責問蔣的話，軍法審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師查卷只有一天半時間，這怎麼調查事實，怎麼搜集材料呢?這麼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小時的庭，就匆匆宣佈終結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這是什麼審判?

柏楊先生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評論：「自從羅馬法頒佈以來，再野蠻國家的法律都有一個基本原則：‘不溯及既往。」’可蔣家班的大法官為了使特務的殺戮合法化，在第六十五次會議上作成決議，認定法律可以溯及既往，「即令在這項條例頒佈前五十年加入過共產黨，也等於現在加入」。於是被押在柏楊隔壁牢房裏臺北市挑挽業公會理事長，八九歲時加入過共產黨的兒童團，現在就對人說了這麼一句話——共產黨在長江上建了一座橋，前者屬於參加叛亂組織，後者是替「匪」宣傳，屬於叛亂行為，結果被判處死刑。

靠酷刑靠無盡的折磨

蔣經國是怎麼把這些人「打」成「匪諜」的呢?

首先是靠「打」，即靠酷刑靠無盡的折磨。孫立人手下最早被當作「匪諜」殺害的竟是他的軍法處長周芝雨。周1950年7月1日被捕，兩個月後，其夫人韓鏡良被允許第一次探視，見面時竟嚇了一跳，「扣押才兩個月的丈夫，頭上、臉上、身上、腳上，傷痕累累，瘦得不成人形」，她一共作了三次探視，最後一次時，只見「丈夫手指頭被砍掉了，腳打斷了，佝僂不能行動……已經失去說話的能力」曾自豪聲稱是東北國民黨軍「天字第一號特務」的潘德輝也受牽連，後來他說一人在矮籠裏關了四十多天。孫案發生後，所有受牽連者無一不受到酷刑折磨。據王學斌（時為臺灣陸軍第十軍第四十九師上尉參謀）回憶：他們把我關在一間暗房，審訊開始，先下馬威打我兩個耳光，見不能這樣取得口供，他們便開始以恐怖的刑具用刑，像老虎凳、烤栗子（用強光照射眼睛）、坐冰（身體扒光置於零下溫度中冷凍）據張熊飛（時為臺灣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上尉教官）回憶，「我們這些人中，苦頭吃得最多的是郭廷亮，他在老虎凳上十天，挨了很多毒打，其他也有不少人被上酷刑，逼他們招供」，「政工幫亂提了三百多人，捉到就打，上刑」，「我們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非常痛苦，他們把我們關進小小的牢房，那扇門厚得可怕，進去以後生死難測，那種恐懼非一般人所能瞭解。晚上睡不著覺，白天要被審訊，坐在三面白牆的房子裏，審問人背對著黑牆，面對著我們，還用強光照著我們的臉，真難受。回想起來，真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麼過的」柏楊抓進去想不招是「匪諜」自然不能例外。他在其回憶錄中記述了住進軍法處看守所的情景，「看守所全是新建築，而且廁所是蹲式的抽水馬桶，不過奇特的是：距地面約一公尺，也就是約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塊橫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著身子，根本走不進去，只能爬著進去，無論大小便，都無法蹲下，只能趴在那裏，像狗一樣地拉屎撒尿」。

「政治覺悟」誘和利誘

其次是靠「誘」，一靠「政治覺悟」誘，一靠利誘，而此又分兩種：豐富的物質利益和釋放。孫案中的郭廷亮，被捕當天即被送上老虎凳進行殘酷刑求，十天后奄奄一息才被放下，稍一清醒，又被押到一間大廳，接受一百多位各師團政工人員疲勞式的大公審。面對各種指控，特別是「叛亂」罪名以及有關孫立人的謀叛計畫，郭廷亮居然扛住了。他要攻不下來，此時抓起來的三百多號人不僅無法交待，主要目的孫立人也就會安然無恙。怎麼辦?主審者毛惕園設計了一個軟化利誘的圈套，乘毛人風赴美就醫的機會，找了個人頭，假扮毛人鳳，兩人向郭廷亮承認，只要肯擔下「匪諜」罪名，保證他軍法審判時，得以無期徒刑結案，並在適當時機，給予減刑，特赦，此外，政府還會負責照顧他一家老小，並且給他一棟房子。郭廷亮後來在牢裏，利用家人探望時包裹食物的廢紙，用竹簽蘸著鐵銹水將這一經過斷續寫了出來。他記道：I955年6月20日，毛惕園首先展開了對他的勸說，「由於被捕軍官300余人，而今義找不出你們罪證，致使中外輿論譁然，社會謠言四起，眾說紛紜，所以你必須站在黨國利益的立場，來跟我們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諜自首，使政府對輿論及社會各界有所交代」；7月14日，「假」毛人風又把他請去公館給予開導，「你是誓死不願扮演假‘匪’諜自首的，這表示你對三民主義信仰的篤實及反共意志的堅定。我看你的黨齡已15年，而在抗戰戡‘亂’各戰役中，並為黨國流過血，流過汗，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應該是具有的」之後，二毛還給郭廷亮親筆寫下保證書，交給郭廷亮夫人李玉竹。7月15日，一套已經編好的假「匪諜」自首書和口供筆錄擺到了郭廷亮面前。讓郭廷亮駭異的是，居然加進了經共產黨授予進行兵運工作的諸多細節，以及要在蔣介石親校時呈遞意見書，視情況許可，激成兵變，以達成為共產黨進行兵運工作日的的「罪狀」。為了一個國民黨員的政治責任，郭廷亮雖然心有不甘，心下狐疑，只好照單全收了。柏楊也上了這一幕的當。在審訊室裏住了一個多月，「我的口供無法使特務們滿意，也就是報上所常看到的辭彙：‘堅不吐實」’。這時特務們把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的調查員高義儒調來了，柏楊在回憶錄中記下他們之間這樣的對話：

他聲稱是一向和我交往很密的《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的朋友，把我帶到另外一間審訊室，誠懇地說：「柏楊先生，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一個作家。」

「不，你是一個名人。既然扣押了你這麼久，如果不查出一點毛病，社會一定譁然。我們也知道你沒有被俘過，你以為我們調查局都酒囊飯袋?可是我們如果不咬定你被俘過，這件案子怎麼交代?你一定要給我們下臺階。如果你非堅持不可，我們下不了臺，怎麼能夠結案?」

「那我怎麼辦?」我說。

「被俘是一件小事，當年，千千萬萬官兵被俘，如果統統判罪的話，全國軍人豈不都坐牢去了?你只要承認確實被俘過，在俘虜營關三天就放你出來，表示我們的情報確實沒有錯誤，就足夠了。」

「被俘會不會判刑?」

高義儒啞然失笑，說：「被俘三天，竟然要判刑，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你把國民黨看成一個沒有理性的瘋狗黨了。我保證，你上午承認，下午就可以出去。我一生從沒有騙過朋友，也絕不騙你。」

我沉吟了很久，望著那設備簡單的審訊室，終於屈服。長歎了一口氣說：「好吧﹗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柏楊終於把自己放進了「誘」的圈套。

「串」出來的罪証

其三是靠「串」，即是相互比照逐漸「深」挖。這當然是建立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雖然是莫須有，但終於自承了，總得有同案者和證人吧，好，再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由於都是「打」出來的，自然是破綻百出，但這「綻」自然又成了前者的不老實，就再交待向後者的「綻」串吧。於是在相互「串」的過程中，一千人馬的罪證越來越「實」，罪名也越來越重。郭廷亮的口供被政治覺悟誘出來後，那些同時或隨後抓進來的，總得和郭保持一致吧。先得摧毀他們的意志，或直接用刑，或送進郭廷亮刑求室，「觀摩」郭廷亮用刑，或關在刑求室隔壁，聽郭廷亮或其他人受刑的慘叫。當這些人一個個神經不堪忍受時，拿出郭的口供，逼著他們比照著寫。孫案整體從「兵變」到「匪諜」的性質演變就統一定型了。王學斌說，刑訊的政工人員寫了很多口供，要其承認孫立人分派其謀反的任務，並照著寫，不照著寫就要整人。王霖（第四十九師第一四五團上尉訓練官）回憶，1955年5月28日，團部政治幹事王中尉帶著兩個憲兵將我逮捕，送往鳳山一處秘密監獄。一連數日，不分晝夜，受到第十海軍政治部的政工人員接力式的疲勞訊問，威脅、利誘、刑求，使我陷入栽贓、變質的圈套。移往臺北後，又經過保密局、保安處、軍法局的問訊，他們同樣以孫立人為核心，自白書和口供反復修補拼湊，羅織成「孫立人兵變案」。我成了一四五團的連聯絡人。拖了一段時間不曾問話，後來又忽然忙碌起來，問話的聲音變得很和善，只問我與郭廷亮的關係，我是否知道郭是「匪諜」?特別強調郭「匪」的陰謀。孫立人秘書陳良塤被捕後，他們要其寫自白書，他寫時總會停筆回想，便衣一看到他停筆，就開口大罵。後來毛惕園來了，並「帶我到另外的房間，那房間很高，很小，人站在桌子上都摸不到屋頂的電燈，牆壁都是軟橡皮做的，毛惕園要我在裏頭寫自白書，當寫到去北投玩的事情，他提出了王善從的自白書，說我寫的跟王善從的不一樣，並要我照著寫。我沒辦法，只好照抄」但不管怎麼說，孫立人的罪狀就是靠著這樣的「串」整出來了。柏楊的「經歷」同樣如此。他1948年11月初靠著孫建章用肥皂刻印的路條乘火車離開了瀋陽，此番被捕後，當審問他當初這次經歷時，他毫不猶豫說出了孫建章的名字，因為這時孫在臺灣苗栗警察局當局長，他認為孫是情治單位的人，他們應該信任孫，而孫給自己作證，應該能保自己過關。沒想到柏楊由此害了孫建章，孫也被抓了進去。怎麼才能讓兩人口供一致，柏楊後來回憶，當審問者「把同案被告的孫建章承認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給我看，同一時間，再把我加人民主同盟的口供，拿給孫建章看，兩個人黯然神傷」。兩個人就這樣被統一「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這樣被「打」出來的「匪諜」，許多很快被拉到馬場町槍決。但由於都是「打」出來的，如果態度好些，也有一些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其中個人名氣大的，或案件影響大的，個人或主「犯」即使刑滿後，也不得釋放，而是被「流放」到綠島軟禁，無限期「教」化。

為了反攻大陸的幻夢，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如此大「打」「匪諜」，無疑也大大傷了民心，特別是許多知識份子的心。應該說蔣經國時代臺灣經濟得以高速發展，並進入亞洲四小龍，但經濟發展並不代表就一定能夠贏得民心。如果把經濟發展與民心等同起來，而一邊又用高壓手段甚至殘暴方式去摧殘哪怕一點點異見，那民心可能同發展錯位更大，民心的認同可能就動搖甚至危險了。

（李傳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