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響應，並已取得初步成效，不僅為世界經濟復甦貢獻著“中國力量”，也為國際政經格局調整和全球治理機制轉變發出了“中國聲音”，提供了“中國方案”。

當前，世界經濟仍未走出深度調整期，風險與不確定性依然較多，但其中也不乏階段性機遇。進入2017年後，國際上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的因素增多，為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難得機遇。可以說，中國正面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窗口機遇期。

“一帶一路”建設面臨四大機遇

其一，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前景改善。

繼2016年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增速降至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低後，世界經濟前景在今年出現改觀。國際組織普遍預計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將持續回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2017～2018年的世界GDP增速將分別為3.5%和3.6%，高於去年的3.1%。

同時，國際貿易也有望出現增長。IMF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量將由2016年的2.2%提高至2017～2018年的3.8%和3.9%。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增長前景的改善，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其中，歐洲經濟增速在去年實現首次超過美國後，今年PMI等先行指標顯示經濟復甦在加速，IMF預計歐元區將達到1.7%。

獨聯體、海灣地區國家在大宗商品價格回升下也有望觸底反彈。預計俄羅斯今年將實現正增長，亞洲新興國家GDP增速則繼續領跑全球經濟，聯合國預計東亞和南亞新興經濟體將增長5.6%和6.9%，分別比去年提高0.1個和0.2個百分點。

這些將有利於提高沿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加速區域經濟合作和經貿往來。

其二，全球宏觀經濟政策有從貨幣刺激轉向財政擴張之勢。

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趨向分化且通脹壓力回升的情況下，繼續依靠貨幣政策進一步刺激經濟的空間已十分有限，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正轉向以推動經濟結構性調整為目標的財政政策，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成為財政支出的重點領域。

歐盟委員會年初提出，歐元區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不對稱，導致二者無法進行有效配合，之前採取的緊縮性財政措施已經不再適應當下需求。為此，不僅要加大對“歐洲投資計劃”的支持力度，而且有剩餘預算的國家應該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

普華永道的報告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普遍採取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持續增長，以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來抵消經濟下行的壓力。2013年以來，沿線國家和地區基建項目平均投資金額複合年增長率為33%，2016年達到47%。2016年“一帶一路”倡議下國家和地區，包括公用事業、交通、電信、能源和環境等在內的核心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和併購交易，金額達到4940億美元。

三，逆全球化升溫加大沿線國家對中國的倚重。

長期以來，推動全球化發展的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陷於持續調整，國內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對外更趨向於採取本土主義政策。尤其是美國新政府大力推行“美國優先”，主張貿易投資保護，鼓勵產業和資本回流。而且，歐洲今年多個國家迎來大選，未來實行貿易保護和投資限制政策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

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為發展經濟欲加大基礎設施和產業投資力度，但往往迫於資金、技術水平掣肘。亞洲開發銀行報告顯示，2016～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將超過26萬億美元，年均達到1.7萬億美元。

在此背景下，作為全球貿易大國和重要的對外投資國，中國在全球貿易及投資版圖中的分量和地位有望持續上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倚重將進一步增強。

其四，部分早期收穫示範效應開始顯現。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三年多來，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了廣泛的經貿合作。據海關總署的數據，在2016年進出口比2015年下降0.9%的情況下，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總額仍實現了0.6%的增長。同時，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2016年達到145億美元，與沿線國家新籤對外承包工程合同增長36%至1260億美元。

隨著一系列早期收穫的取得，“一帶一路”對於沿線國家正在由合作倡議轉變為切實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效。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建設了56個經貿合作區，為東道國創造了近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部分重大項目建設完工並投入運營，對沿線國家民生改善、經濟發展和對外聯通，已產生積極的引領和示範效應。

巴基斯坦恰希瑪核電站三號機組及多個光伏、風電項目實現發電，明顯改善了巴電力供應情況，2016年底巴政府宣佈大幅縮減全國停電時間。

2017年初，中國企業承建和運營的亞吉鐵路吉布提段正式通車，不僅是中國在海外建設的第一個全產業鏈、全流程“中國化”的跨國電氣化鐵路項目，而且該鐵路還成為非洲第一條現代電氣化鐵路，顯著提升了埃塞俄比亞和吉布提的基礎設施聯通水平。

把握好重要窗口機遇期

未來一段時期內，把握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窗口機遇期，首先是要進一步完善“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機制。

具體來說，一是密切跟蹤國際政經形勢變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影響，加強對熱點地區經濟、政治和安全形勢的監測分析研判。

二是完善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政府間交流機制，深度對接各國發展戰略。在共同協商基礎上制定共建“一帶一路”的短、中、長期規劃，加強各國間貿易投資政策協調及合作項目的聯合推進，帶動有關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

三是明確政企定位與分工。戰略性項目由政府主導，原則上按市場規律進行商業化運作，政府給予企業必要的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和防範境外風險指導。

其次，推動與沿線國家間的務實合作。

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和產業發展對接，充分發揮中國在“鐵公機港”建設上的技術優勢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的資金優勢，幫助各國打通互聯互通的關節，助力經濟發展。

及時跟進製造業、物流、金融、航空、通信等後續產業合作，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互聯互通的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提高所在國生產能力，健全產業體系，帶動這些國家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將“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建立起較為平衡的雙邊貿易關係。

第三，著力增強“軟實力”聯通。

在市場準入、項目環評、產品質量、知識產權等方面，打造和推廣“共同標準”。在經濟合作方面制定互利共贏的“共同規則”。在經濟一體化方面，通過提高投資貿易便利化，塑造符合周邊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共同秩序”。

加強人文交流。擴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教育、醫療、旅遊、體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發揮政黨、議會、傳媒、智庫、非政府組織等的橋樑作用，增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民意和社會基礎。

（趙碩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