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宜居宜遊宜樂城市」、「智慧城市」後，政府又提出建設澳門的新理念。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早前在立法會施政辯論時表示，澳門經濟規模有限、結構單一，受外來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比其他地方更顯著，有必要增加「容受力」和「回復力」，建設澳門為「韌性城市」。 「韌性城市」也稱彈性城市、包容城市或活力城市，最早由加拿大知名生態學家Holling於1973年提出。是指系統能夠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並且保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能力。最初是關注防災減災方面，逐漸發展到關注城市的健康持續發展、居民的幸福生活品質等。梁維特提出的「韌性城市」概念應該屬於後者：城市的健康持續發展。就本澳的情況來說，其首要問題還是老生常談的如何實現經濟多元化，而經過近2年博彩業發展下滑的經歷，怎麼擺脫博彩業存在的極大危機而推進新產業革命，是重中之重。

韌性城市概念源於城市防災

關於城市的概念有很多，智慧城市，可持續城市，綠色城市，包含了人們對未來的各種美好期望。應該怎樣發展未來的城市，不同的機構從各自的立場來看，自然關注不同的焦點。

韌性城市也稱彈性城市（Resilience City）、包容城市或活力城市。彈性城市的理念，是指系統能夠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並且保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能力。最初的觀點認為，在各種潛在災害威脅下，保證人類社會的生存且正常運轉下去是大前提。歸根結底城市的韌性是根本，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研究其它的潛能，綠色也好，創新也好，智慧也好。韌性的概念最早是由ICLEI於2002年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峰會上提出的，這兩年更是因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100韌性城市項目而備受關注。

洛克菲勒基金會對韌性的定義是：城市裡的個人，社區，機構，商業以及系統在經歷無論何種慢性應激或急性休克時都能夠存活，適應並發展的能力 。

「韌性」的概念來自上世紀70年代的生態學，近年來開始被應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和減緩自然災害等領域的研究。與傳統的基於災害評估和針對於明確災害的風險管理相比，韌性包含了更大範圍內可能發生卻沒有預測必要的各種災害事件。它聚焦于增強一個系統面對多種災害的能力，而不是預防和減輕特殊事件造成的財產損失。

這兩年國際上有一個趨勢，特別重視「韌性」（Resilience）這個詞。國際標準組織ISO新組建了一個國際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ISO-TC292），將Security 拓展為 Security and Resilience。在第三屆聯合國減災大會上，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韌性。最簡單地來講，安全領域的風險評估是韌性評價和增強的一個基礎。

國外近些年開展了構建韌性城市工作，倫敦明確提出倫敦韌性，核心是要評估倫敦可能要發生的重大災害事故風險的應對能力和措施，當重大事故發生時，城市可以適應承受和快速決策回應，減少損失。2015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和國家標準局分別出資2000萬美元資助城市韌性研究，其中一個資助方向，就是構建韌性城市—邁向韌性智慧城市。紐約、新加坡也在構建韌性城市。在歐盟FP7的專案裡，還有一個關於城市安全空間的設計，包括了建立城市空間安全事件資料庫、安保和恢復整合設計框架，建立一系列綜合設計方法和支撐工具，有基於網路決策的支撐系統。歐盟FP7還有一個支持項目，是關鍵基礎設施風險預測、分析與應急反應工具。實際上就是保障基礎設施不至於在網路上受到侵犯和攻擊，使得基礎設施能夠正常的運行。歐盟FP7還有關於安全理念和運行的虛擬演播室系統，把平常的討論、分析、研判與資料通過虛擬實境顯示和交互，包括自動的情景線上、虛擬安全編輯器、安全知識共用等。

雖然突發事件的類型和種類影響範圍都很不一樣，但是，總的來講，可以用一個三角形模型來說明公共安全的體系，包括突發事件、承災載體、應急管理，突發事件是發出或者攜帶災害性作用，災害性作用在承災載體上，超過一定臨界時，導致承災載體破壞。因此，學者提出，要編制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公共安全網的目的是使人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

支撐公共安全網的建設，從科技角度看需要有五個方面：一是公共安全的物聯網；二是大資料深度的計算和分析；三是風險評估與預測預警；四是決策分析服務；五是防護處置救援。與此相適應，對於構建智慧韌性城市，對於各個不同類型的城市來講，它所面臨的各種突發事件威脅的類型是不一樣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所以，要根據自己城市風險分析結果來規劃如何構建智慧韌性的城市。另外，綜合評價也很重要，在研發的基礎上要制定相應的國家標準，這樣才能成為韌性城市。

作為智慧韌性城市研究框架的一個例子，構建智慧韌性城市，需要研究智慧韌性城市體系與城市風險動態評估精細化技術、城市防恐反恐、維穩關鍵技術、人員密集場所監控預警關鍵技術、立體化社區風險治理技術、城市生命線系統安全運行監測與預警關鍵技術、城市地鐵安全運行保障關鍵技術、智慧韌性城市綜合評價與安全規劃技術等，並選取典型城市開展智慧韌性城市綜合示範。

公共安全領域的城市韌性作為一個理論概念正在世界上被越來越多的接受，並在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以公共安全技術為支撐，充分利用物聯網、大資料、雲計算、移動互聯等「互聯網+」技術在智慧城市的框架內注入和增強城市韌性是編制全方位立體化城市公共安全網，從而保障城市安全的根本途徑。

據瞭解，城市韌性框架由健康及福祉、經濟及社會、基礎設施及環境、領導力及策略等4個緯度組成，包含滿足基本需求、支援民生和就業、保障公共衛生服務等12個驅動因素。「全球100韌性城市」項目由洛克菲勒基金會創立，致力於協助世界各地城市增強韌性，以應對自然、社會和經濟挑戰。該專案在全球分三批選出100座城市，協助會員城市設立首席韌性官，聯繫私營、公共和非盈利機構，制定並執行韌性建設戰略，幫助全球城市打造韌性。

與傳統的基於災害評估和針對於明確災害的風險管理相比，韌性包含了更大範圍內可能發生卻沒有預測必要的各種災害事件。有韌性的城市意味著城市系統能夠準備、回應特定的多重威脅並從中恢復，還能將其對公共安全健康和經濟的影響降至最低。

本澳建設「韌性城市」意義有擴展

有韌性的城市意味著城市系統能夠準備、回應特定的多重威脅並從中恢復，還能將其對公共安全健康和經濟的影響降至最低。經濟學家解釋，所謂韌性城市，就如同竹子一樣柔韌具有韌性，壓力過後能迅速恢復；同理，它能夠在災害之後快速恢復並迅速適應新的環境，並且不會影響到城市的中長期發展。

2013年12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啟動100座最具韌性城市挑戰賽，旨在説明城市在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的背景下提高韌性。該基金會稱：「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個災難，但我們可以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些災難。我們可以適應壓力和衝擊，並將其轉化為增長的機會。」

韌性城市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經濟韌性：具有應對外部經濟動盪的能力，以多元經濟結構為新的發展目標。以Smart Development（新知識驅動的發展），Sustainable（可持續性）、Inclusive（包容性）；（2）社會韌性：應對社會變化的能力，社區歸屬感，通過社會整合實現自我振興的能力；（3）生態環境韌性：具有應對外部自然災害的能力，城市空間及城市基礎設施規劃留有餘地，災害來臨後能夠自我承受、消化、調整、適應、實現再造和復蘇。

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在立法會引介明年度經濟財政領域施政方針表示，今年第一至三季度本地經濟實質增長9.3%，經濟正逐步走出深度調整期，初步呈現穩中趨好態勢，全年展望將維持正增長。但議員馮家超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本澳經濟增長率的預測在過去一年非常波動，從一六年十月的0.2%，到今年四月的2.8%，十月又調整至13.4%，如此國際權威組織在一年內對澳門經濟增長預測波動六十七倍，相信與博彩業比重、市場結構有關。梁維特認同，本澳經濟規模有限、結構單一，高度依賴外部需求，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呈現較大的波動性，經濟不確定性比其他地方更顯著。澳門面對抗風險壓力的極大挑戰，就要將澳門建設為「韌性城市」。

梁維特進一步解釋，建設「韌性城市」，包括要提高將外部衝擊最小化的「容受力」，以及受到衝擊後恢復原來經濟、生活秩序的「回復力」。梁維特稱，政府居安思危，按照五年發展規劃的要求，緊扣澳門「一中心、一平臺」的發展定位，透過提升自身發展質素和深化區域合作「兩條腿走路」。

由此可見，對於韌性城市的理解，不僅僅停留在防災減災方面，更應關注城市的健康持續發展、居民的幸福生活品質。梁維特稱，要增加韌性，需積極發展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培養青年人的企業家精神，在澳門和區域創業創新；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特別是拓展專業人士和年輕人的發展空間。此外，與時俱進，逐步修訂經濟金融範疇法律法規，提升營商活力；加強防範和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能力亦是重要的工作。

一座韌性城市是一個由物質系統和人類社區組成的可持續網路。物質系統是城市中的自然和人造環境要素，包括建成的道路、建築、基礎設施、通信和能源以及水系、土壤、地形、地質和其他自然系統。在災害中，物質系統必須能夠在極端的壓力下保存，並繼續發揮作用。如果物質系統大部分都經受了不能修復的損傷，城市的損失就會加劇且恢復緩慢。一座沒有韌性物質系統的城市在面對災害時將極度脆弱。

因此，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設「韌性城市」，一方面將博彩業一業獨大視作今後對本澳經濟社會的主要威脅和災害，另一方面對「韌性城市」概念理解主要從經濟韌性方面解讀。

澳門不能置身新產業革命潮流之外

梁維特也提到，在過去經歷連續八季的經濟負增長時，政府在經濟適度多元方面做了更多工作，開拓更多新的經濟增長點；對博彩業的健康發展、有效監管加強力度；培育以「會議為先」的會展業、特色金融、中醫藥健康、文創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改善營商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應用新知識、新技術提升創新能力，促進社區經濟發展。

不錯，澳門發展博彩業確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央政府貫徹「一國兩制」，在政策上也對澳門予以特別關照。不過，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在加速變革的當代，「一招鮮，吃遍天」的好日子是不可能長久的。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如果從長遠的和全域的角度深入思考，不難發現，澳門是不可能置身於新產業革命潮流之外的。

首先，推進新產業革命，是澳門提高內生經濟增長動力的迫切需要。長期以來，澳門主打博彩業，這是澳門的優勢所在，但也是澳門經濟發展的瓶頸所在。博彩本身並不創造財富而只是轉移財富，它主要是基於賭客投機發財的心理，把別人的錢巧妙地轉移到自己口袋裏來。因此博彩業本質上是一種以鄰為壑的非健康產業，它本身並不具有內生的經濟動力。澳門人自己是不賭博的，博彩業的市場需求幾乎全來自境外。因此主要靠博彩業支撐和帶動的澳門經濟自然就主要依賴境外地區的財富轉移，本質上屬於一種不可持續的寄生性經濟。並且，博彩業的極度膨脹和一業獨大，導致資源過度聚集，必然擠壓其他行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從而導致澳門經濟的內生動力更加不足。正如任何生命體的壽命取決於其內生的生命力，內生經濟動力也是任何獨立經濟體賴以生存的根本。要真正保持澳門經濟的長期繁 榮穩定，不能不提高澳門經濟的內生動力。而要提高澳門經濟的內生動力，在當今形勢下非迎接新產業革命莫屬。

其次，迎接新產業革命也是提高澳門經濟抗風險能力的客觀要求。不可否認，博彩業「一業獨大」，是澳門經濟發展的產物，是獨具澳門特色的競爭優勢，也是澳門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生存之道。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賭地與客源地之間是存在尖銳矛盾的。作為以鄰為壑的產業，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必然以客源地經濟的失血為前提，同時亦以客源地政府的忍受度為限度。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誰心甘情願當犧牲品呢？更何況國際財團成為澳門博彩業的主體之後，肥水流到了外人田。賭地與客源地之間與生俱來的矛盾，決定了發展博彩業的高風險性，即取決於外部環境及其政策的變化。澳門博彩業的高度興旺發達，對中國內地的經濟安全是有 影響的。且不說中國內地為澳門博彩業承擔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單說每年上千億資金的流失，勢必將影響到國家的經濟安全。本澳博彩業發展的政策資源來自外部，更具有靈活性或可變性，一旦這種「資源」改變或枯竭，澳門經濟就會受到嚴重打擊。澳門需要推行產業多元化；而推行產業多元化的最佳途徑，非新產業革命莫屬。

再次，推進新產業革命是緩解澳門社會經濟嚴重失衡的有效途徑。十餘年博彩業的高歌猛進，在推進澳門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也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兩極化和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澳門單一的博彩業發展模式，加劇了整個社會經濟對博彩業的依賴度。如果長此以往，有可能從根本上動搖澳門的經濟社會基礎。作為 最具活力和創造力的新經濟形式，新產業革命無疑是緩解澳門社會經濟失衡狀態的最佳途徑。

還有，更應該看到的是，新產業革命下興起的網路博彩將對澳門博彩業產生致命的威脅。在澳門博彩業吸金示範效應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俄羅斯 和中國臺灣等地，甚至包括朝鮮，都在中國四周相繼開賭，目標也是澳門的客源主體即中國內地遊客。不過，在澳門博彩業的巨大競爭優勢之下，周邊博彩業的影響 有限。真正對澳門博彩業構成致命威脅的是網路博彩。隨著網路技術的高度發展和互聯網、移動網的普及，網遊博彩平臺國際化和協力廠商支付平臺的完善，專業化網路博彩公司越來越多，組織結構更加嚴密，帶來了網路博彩的迅速發展。據內地相關機構的調查顯示，內地每年由於網路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賭資高達數千億元，遠高於流向澳門的賭資。雖然中國內地視網路博彩為非法，但網路博彩形式一旦發展起來，由於其相當的隱蔽性和中國龐大的網路遊戲用戶的存在，其傳播範圍可能更廣、發展變化更快，很難禁止。在網路化的未來，大眾博彩很可能以網路博彩為主，甚至將逐漸取代傳統的賭城。也許，拉斯維加斯賭業的衰退也與此有關。相比網路博彩，澳門賭城無論如何金碧輝煌，也顯得與時代有些落伍了，尤其對線民和年輕人已經沒有多大吸引力了。

「未雨綢繆」是韌性城市的主要涵義。在城市發展中，很多領域的工作與韌性城市相關，除了傳統觀念中的城市防災，還有城市安全與預警、應對經濟危機和人口老齡化、應對交通污染和環境變化等。城市的韌性與我們每個人的未來都息息相關，建設「韌性城市」未來如何推進仍有很多工作需要落實，而發展經濟多元化、推動新產業革命正是首要和重中之重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