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51比49通過稅改法案。根據稅改法案，美國企業稅稅率將大幅下降，從35%降低到20%。稅改還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多項稅制都將被簡化，現行的多數專案式減稅辦法將被取消，以較低稅率對美國企業轉移回國的海外資產進行一次性徵稅等。由於美國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經濟體，這一減稅法案必將產生外溢效應。一段時間以來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已經採取了或正在醞釀應對方案，類似「減稅競爭」的局面恐難避免。有分析指出，美國減稅對中小微經濟體影響較大。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也是經濟發展外向度很高的經濟體，而構成澳門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博彩龍頭企業，相當大部分為外資，其中又以美資為主。美國減稅必然會對本澳經濟產生影響，特區政府需要積極應對，詳細分析其中的利弊關係，儘量減少對本澳經濟發展的負面衝擊。
美國減稅對中小微經濟體影響大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的一舉一動對全球經濟均會產生重要影響，更何況是號稱美國31年來最大的稅改法案，當然備受各國關注。對於美國政府大規模減稅方案，有鼓掌叫好的，有潑冷水的，各種分析文章立場鮮明。
對美國而言，此次減稅有利有弊。如果對美國全是利好，那美國參議院投票贊成的應該更多，而不是51比49的險勝。這也表明，稅改法案對美國未來的影響，還需要時間進行觀察，再下結論不遲。
一直以來，稅收主要強調的是籌集收入功能。但近年來，國際稅制改革的趨勢顯現，其激勵功能的重要性更為突出，美國減稅立意在此。從理論上說，美國此次減稅有利於企業增加投資，吸引資金、人才等經濟要素從世界其他市場的回流，此外，還包括招徠嚴重外流的製造業回歸美國等目標。不過減稅並不必然導致這些結果，必須有一系列其他條件的助力，減稅理論上的作用才能釋放出來。總之，稅收激勵是對經濟的間接刺激，刺激的效果有一定的時滯性，也存在不確定性。
例如作為特朗普減稅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匯回稅」(repatriation tax)，歷史上就曾有不太成功的經驗。匯回稅是指跨國公司或者個人在海外獲得收入匯回母國時母國政府對匯回收入徵收的所得稅。美國2004年曾經實施過一次性「匯回稅」減免，當時布希政府將一次性稅收降低至5.25%。減稅後，跨國公司2005年匯回美國的利潤的確增加至3000億美元，是2004年的820億美元的2.66倍。但是，2005年美國經濟並沒有因此明顯提升，當年GDP的增速為2.9%，比2004年的3.6%反而更低。不過，美國股市從2005年開始了明顯的上升，道鐘斯工業股票指數從2004年曾經一度低於10000點上升至2005年底近11000點。跨國公司利潤匯回國後回購本公司股票，推動了股市上漲。因此，如果沒有其他相關的財政政策加以匹配，引導跨國公司的匯回資金投入到所謂希望發展的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匯回稅」的影響並不會如期望的那樣美好。
美國減稅對於美國政府來說負擔就是增加赤字，但增加赤字對於美國也就是多印點美元而已，然而對於美國企業和民眾來說卻是意義重大的。美國減稅可以顯著降低美國企業的負擔，從而增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並且給創業者降低創業成本，增加創業熱情，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低稅率會吸引企業回歸美國，甚至吸引外資投資美國。
對於美國民眾來說，減稅可以直接增加民眾收入，將財富藏富於民，並且企業成本低了也就有能力給民眾多發工資了，這種好處對於獲得企業支援，拿到選民的選票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特朗普提出的針對企業的減稅政策包括兩方面：一是將最高聯邦企業稅率由現行的35%降至15%（後來是20%）；二是對企業匯回國內利潤徵收10%的一次性優惠稅率。特朗普之所以實行如此規模巨大的減稅政策，根源在於美國企業部門的重稅負，在全球範圍內較為少見。一方面，美國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高企。當前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為35%，在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處於最高水準，加上各州稅率後，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負水準可能更高，這造成美國大量企業將總部設在稅率較低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一旦企業所得稅降至15%，美國企業將會更傾向於在美國本土進行生產，從而促進美國國內就業和投資。
有專家分析，從目前披露的減稅方案來看，這種減稅是不管金融資本還是產業資本，都在減稅之列。產業資本收到生產要素價格的影響更大。美國的大規模減稅措施，首先刺激的，帶來規模效應的，應該是金融資本。也就是金融資本會加速的回流到美國。產業資本還需要觀察觀察風向，畢竟還要受到生產要素成本、交易成本的制約。
專家指出，金融資本回流，的確是美國優先了，各個小國就慘了。而美元依然在加息通道，特朗普就是要促進資本回流美國。美元加息疊加減稅，美元應該跑步回流美國。世界各個中小經濟體，面臨持續的失血。
從最近一段時間來看，特朗普的減稅政策預期對美國資本回流和外資流入美國已見成效，如富士康正計畫把蘋果手機生產線轉移到美國，日本最大的高科技企業軟銀集團計畫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創造5萬個工作崗位。主觀上而言，歐元區、日本等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在財政和債務負擔沉重的環境下，並不願意跟進特朗普的減稅政策，然而，一旦面臨國際資本大量回流美國，各國政府勢必被動減稅留住外國資本。因此，將可能引領新一輪全球減稅潮。
美國減稅對澳門有哪些影響
澳門屬於微型經濟體，無論是傳統博彩業壟斷專營的過去，還是適應現代博彩業發展出現變化的今天，在澳門的產業版圖中，只有博彩業能夠在100多年間保持地區比較優勢和具備世界性地位。這個產業的發展和演進，是市場的選擇，也是澳門在這個區域中比較優勢的體現。今天澳門在全球的世界級博彩之都地位，正是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結果，也是微型或小型經濟體能夠在全球競爭中突圍而出、所反覆復證實的規律表現。
在經濟發展外向度很高的經濟體中，博彩業的財富集聚會凸顯「以鄰為壑」的特點，大量的財富從其他地區的流入實質為其他地區的國民財富流出，其表現為開賭地區的服務貿易巨額順差與禁賭地區的逆差。開賭地區吸聚財富的力度越大，則禁賭地區的財富損失越大。這凸顯其經濟體系的寄生性，也是為何澳門經濟高度依賴內地旅客的原因之一。
在如今的世界經濟中，全世界都已經成為了一個整體，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一個超級大國的經濟政策的調整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國家，中國作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更是不容小覷。而澳門經濟與內地經濟息息相關，內地好，澳門好；內地不好，澳門也不會好。
學者指出，美國減稅對中國直接影響有：一是影響中國的資本走勢。美國減稅讓美國的投資環境有了顯著的改善，從所得稅稅率來說，美國將所得稅從35%降到了20%，這比中國企業所得稅的25%還低了5個百分點，這樣的結果就是原先要投資中國的企業看到這麼低的稅率轉移投資美國的可能性大大提升，導致大量資本外流這是有可能發生的現象。二是影響中國的股票走勢。美國政府的減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所有企業的一個大利好，所以減稅政策一出現，對於美國的股市來說將會形成一輪新的刺激，在這種刺激下，美國股市有可能走出一輪新牛市，那麼對於中國的股票來說，美股的走好有可能導致大量在中國股市當中的熱錢流出國內股市，在某種程度上帶來股市的下跌壓力。三是影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美國政策的影響，特別是減稅+加息的聯合影響，將有可能引發中國央行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讓房地產市場進一步冰封趨冷。四是對於中國製造業的影響。對於一國經濟來說，支持國家經濟發展的是三大馬車，這就是投資、消費和出口，而美國減稅有可能引發一場全世界的稅收戰爭，這樣導致整個中國出口製造業的相對競爭優勢降低，因為美國企業的成本更低了，所以中國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將會更少，再加上中國原材料成本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中國企業可能更加艱難。
就澳門自身來說，賭權開放後，在澳門歷史上從未見過的資本、經營資源雄厚的國際性財團突然嶄露在澳門的企業舞臺上，他們不僅帶來了巨大的資本，更為澳門企業帶來了國際化、現代化經營的知識與科學管理手段。但與此同時，澳門本土的大企業在競爭中且行且少，最終形成了澳門十分獨特、世上罕見的市場生態與企業組織結構，即現有的大型企業幾乎清一色以外資為主企業（澳門本土主要集中在公用、醫療等事業領域），澳門本土則以中小微企為主。大企業與中小微企的分野，實質上就是外資與本土資本的關係。
一方面，構成澳門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博彩龍頭企業，大部分為外資，而非本土的企業。由此形成了外資龍頭產業與本土其他產業的資本關係，以及大型外資企業與本土中小企業的特有產業組織結構。在這種狀況下，澳門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擠出效應，本身就內涵了外資大型企業對本土中小微業的擠出效應。
另一方面，一般來說，由外資掌控一個經濟體的龍頭產業，不僅顯示本土經濟的命脈控制在外資手裡，為本土經濟風險帶來隱患；且外資掌控經濟體中最為賺錢的產業，在競爭中對本土經濟占盡強勢，不僅不利於本土經濟的成長，更會形成不利於本土的分配結構。據過往資料顯示，如2013年澳門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資料反映，當年外資在澳門獲取流出本土的資本收益達到787億澳門元，接近當年GDP的20%，即幾乎1/5的本地生產總值為外資掌控並流出。在美國大肆減稅、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將大幅度回流的今天，這種情況會否進一步加劇，似乎不言自明。
澳門需要新結構性降企業成本方案
2002年賭權開放，標誌著澳門博彩業由一家企業的壟斷市場轉變成為幾家寡頭的競爭性市場。與博彩業的市場化改造相反，由於許多外資大公司的進入，澳門本地市場的壟斷化日趨嚴重。在這兩重力量的作用之下，澳門的市場結構和市場環境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形成了「百年未有之變局」。
但當如今國際資本掌控著澳門的主要經濟命脈博彩業之時，澳門經濟的對外依賴性和高度依附型，究竟是更強還是減弱了呢？事實上，世界上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經濟體，依靠外國資本去培育自身內在的自主發展因素，而獲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國際資本不是慈善家，更非培育東道國和地區內部自主成長基因的播種者。資本歸根結底是逐利的。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資本追逐豐美水草「窪地」的遊牧特性更為凸顯。在這種情況下，把國際資本當作穩定本土經濟，發育內生增長因素的主力企業，澳門經濟只能更加「隨波逐流」，而非自主發展。
美國減稅後，由於美國稅收比主要經濟體稅率要低，而且簡便，會吸引世界各國的投資從實體到金融資本，向美國政府納稅的企業從世界各地轉移到美國是一個趨勢，特別是對稅率很高的新興市場國家，會帶來嚴重的衝擊，從實體經濟到金融市場等。其次，會讓美國的跨國公司將海外利潤轉移到美國本土，而美國會從逃稅區變成避稅天堂。因此稅收的戰爭是存在的，如果美國減稅而稅率高企的國家不跟著減稅的話，那麼，很多國家只會在你們國家生產銷售，利潤都轉移到美國，向低稅率的美國政府交稅。
面對可能的外資流出，那麼澳門是否需不要跟進減稅呢？筆者認為不需要跟進。本澳企業稅率只有15%，和周邊地區以及歐美國家相比，已經是最低。在稅負本來不高的情況下，減稅根本沒有任何價值，減稅其實根本就不增加企業任何利潤。而對於澳門來說，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多元化和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推進經濟多元化首先應該是一條改革之路。既然改變不了外部生態環境，也改變不了歷史趨勢，只有改變自己，才能適應適應新的環境和潮流，求得生存和發展。本澳推進經濟多元化需要改革的方面有很多，但核心的問題是提高自身產業的市場競爭力。當中輔助中小微企發展，是推動經濟多元化、防範未來風險的核心工程。澳門經濟財政高度依賴博彩業，澳門主要產業被外資大公司高度掌控，以及澳門賭客來源高度依賴中國內地，都是風險極大的事情。要防範未來風險，就必須推動經濟多元化。而要推動經濟多元化，核心工程就在於扶助本地中小微企業的發展，孕育新的產業形態。
自回歸後，中小微企發展問題受到特區政府的重視，實施了一系列的扶助政策。但總體上還存在三大問題：一是尚停留在個別政策狀態，而未形成完整的政策體系；二是尚停留在行政法規層次，而未提升到更高的法律層面；三是政策執行機構不健全，政策落實不到位，政策效果不彰顯。多數企業對澳門輔助中小微企的政策不大滿意，但就如何改進目前澳門的營商環境，大多企業還是選擇應該主要依靠特區政府的力量。
本澳中小微企橫向上受到博彩業高利潤的擠壓，國際上還受到美國減稅和其他降低成本舉措的競爭，在澳跨國公司利益也受到美國提高海外利潤徵稅率的威脅。如不認真應對，本澳經濟則可能會發生本地資金外流、外資減少、中小微企經營更加困難等一系列的不良反應。因此，對於美國政府的這次減稅行動，特區政府不能無動於衷，應當有自己的新結構性降企業成本方案，使本土企業能夠真正感受到有效的應對性財政政策出臺。
「租金」、「稅收」都是企業和個人使用生產要素和享用公共服務、而不得不支出的費用。租金和稅收加在一起，就是企業的總體成本了。人員的工資、獎金、提成等，可以看成是使用「人力」這個生產要素，而不得不支付的「租金」。支付的金融機構利息，可以看成是使用「資本「生產要素，而不得不支付的租金。換句話說，生產要素皆有租金，無論是物理上使用，還是時間上使用。所以，企業成本分成了三大塊：「租金、稅收、交易費用」。如果企業扣除這三大部分，還有盈餘，那就是利潤啦。
決定租金高低的，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地價和地租，金融資本的價格，人力資本的價格，資料資本的價格等等。決定稅收高低的，是政府公共服務的剛性支出需求。經濟上最優的選擇，就是量力而行，收到多少稅，就提供多少公共服務。稅收是營商環境和綜合競爭力的組成部分之一，這就是政府財稅政策的精義所在。
為了扶持中小微企業，推動多元化，過去澳門在財稅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錢撒出去了，實際效果不大。在這方面，關鍵的問題不是推出各種臨時性的援助計畫，而是建立長效的中小微企融資機制和幫助企業建立規範的企業財務制度和信用擔保體系。企業有了規範的企業財務制度和信用擔保體系，就能順利地與銀行體系接軌，從而解決融資難的問題。此外，隨著電子商務的井噴式發展，「平臺經濟」成為大勢所趨，革新了小微金融市場。從創新小企業金融服務入手，推進互聯網技術與金融技術的深度融合，致力打造「平臺金融」業務模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總之，建立多元化、多層次、多管道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應該是金融財稅扶持政策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