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怎樣用「憲制」反制「民主」

1992年冷戰結束,曰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歷史的終結》。書名的意思就是說人類社會現在已經是最高階段,也就是西方民主社會。但事實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要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要清楚一個事實:民主這個詞雖然聽起來很時髦,並且民主制被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所採用,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制是一個先進的制度。事實上,民主制是一個古老的制度。

民主的雅典輸給了專制的斯巴達

民主制誕生於西元前509年的古希臘雅典城邦。雅典在這一年進行了民主改革,改革者克里斯提尼設計了一套精妙的民主制度:執政官大家選,任期一年,不能連任;每個部落選出五十人,組成一個五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職責是組織五六萬的雅典公民定期開公民大會(一週一次);審理案件時,從這五六萬人裏選出五千人組成法庭,投票決定案子的判決……這套制度現在看起來雖然粗糙了一點,但和現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

這一套「先進」的民主制度,有沒有帶領雅典走向繁榮富強呢?歷史給雅典文明帶來了一場大考——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民主富強的雅典對陣寡頭專制的斯巴達。戰爭的結果是斯巴達勝了,希臘從此由盛轉衰。

雅典有錢、制度又先進,怎麼就敗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攫取戰爭過程中的幾個片段,來管中窺豹。

戰爭的第一階段,雅典執政官伯里克利制定了陸地堅壁清野死守衛城,海上四處出擊騷擾敵方的戰略。本來一切順利,雅典佔據主動。但死守畢竟是件苦事,而堅壁清野造成的損失讓人心疼,民眾的不滿漸漸積累,最終發洩到了伯里克利的頭上。大家開始罵伯里克利是膽小鬼,最終政敵克里昂一陣煽動,民眾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伯里克利,結果伯里克利抑鬱而亡。克里昂能力實在有限,在台下的時候整天攻擊伯里克利膽小無能,自己上臺後門都不敢出。公民大會於是忍無可忍,強迫克里昂帶兵出城進攻,克里昂帶兵出城最終戰死、全軍覆沒。

戰爭進入第二階段後,老一對政敵掛掉了,雅典又出現了新一對政敵。主和的尼基阿斯與主戰亞希比德。為了說服民眾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尼基阿斯到處捐神廟造神像,試圖用端莊慈愛的神像感化民眾,放棄戰爭;亞希比德則花大價錢贊助馬車參加希臘奧運會,為雅典贏得了非常好的成績,鼓勵民眾相信自己的能力,與斯巴達死磕到底。於是公民大會一商量,得出了一個荒謬的決策:亞希比德是對的,雅典人孔武有力,應該死磕到底。而尼基阿斯造了那麼多神像,肯定受神靈庇佑,最適合帶兵出擊。於是不情不願的尼基阿斯帶著舉國之兵出城尋戰,最後尼基阿斯在明知打不過的情況下被迫發動了大決戰(不打回去就會被投票處決),又戰死沙場、全軍覆沒。至此雅典大勢已去。

簡單的看完這場戰爭的幾個片段,我們大體上可以總結出雅典民主制的幾個缺點:

——民主制度強調人人對國家負責,而人人負責的另一面就是無人負責;

——民主制度效率低下。任何決策,即使是戰時決策,也要通過公民大會。辯論輸了,戰略也就沒了,辯論贏一半,戰略也就實施一半。為了獲取支援,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在無用的作秀上,極大的降低了本國資源的利用率。

——民主制度容易導致民粹盛行,精英的意見完全被忽略。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蘇格拉底經常告誡雅典的年輕人不要讓暴民統治國家。就因為說過這個話,在戰爭結束後,他成為民眾洩憤的對象,被一通投票判處了死刑,罪名是腐蝕雅典青年思想。

國家一旦陷入民主制度的混亂中,就不可逆轉。因為一切權力屬於普通公民,在民意的巨浪中,無人可以力挽狂瀾。尼基阿斯戰死後的雅典已經是危如累卵,而這種危局絲毫沒有讓雅典人從混亂中清醒過來。公民大會在一場又一場的鬧劇中,瘋狂而草率的投票處決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家、一波又一波前線將領。極少數清醒人士所擁有的也僅僅是一張選票而已,根本無濟於事。

在這段歷史裏,民主制度將人性的弱點無限放大,最終招致大禍。雅典衰落後,民主制度就退出了人類文明的舞臺。但是他造成的巨大破壞,仍然令後人心有餘悸。

柏拉圖認為民主制和暴君制一樣是最壞的制度,亞里斯多德甚至認為民主制比暴君制更壞(你可以推翻暴君卻無法推翻暴民)。

美國的民主靠憲政「反制」

即使是被認為是民主世界燈塔的美國,在立國之初,國父們也是千方百計的設計一套憲政制度來反制民主一併搗鼓出「美國總統」這麼一個職位。

為什麼說美國總統可以反制民主7我們可以簡單瞭解一下美國總統的權力:行政方面,總統有權處理政府的各種工作,並有權任命所有聯邦政府的高級官員。立法方面,總統可以否決任何法案,並可以建議立法和委託立法。司法方面,總統有權任命聯邦最高司法官員。軍事方面,總統是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外交方面,總統可以不經參院批准而與外國簽訂一切行政協定。所以說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職位之一,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三權統一,總統一旦選出,普通民眾再無權干涉國家運作。本質上,美國總統是一個君主,除了不能世襲。

設立強總統,還只是美國國父們反制民主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國父們還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設立了一個直接壓制眾議院民主熱情的參議院。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國父們對民主的態度,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充滿懷疑,層層設防。

所以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是一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這兩個詞雖然經常放在一起來說,但是實上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東西。

民主和共和的區別在於:民主指平民統治。共和則是一種混合的政體,講的是君主、貴族、平民共治;民主更側重體現多數人的意志,而共和更側重不同人群和力量的平衡;兩個制度下的價值觀也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強調多數決定,強調人人平等,共和制強調愛國主義,強調公共利益高於個人私利。

美國的這一套體系,一方面保證了國家控制在精英手裏,另一方面又保證了普通人不會受到國家機器的欺負。合理的制度很快就使美國向著一流強國的方向邁進。

拉美被民主反噬

1920年美國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從這一年開始,美國才有資格跟別人吹牛說自己是民主國家。同一時間,很多西方國家也都跨出了這一步。

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也意味著民主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的認知主流,甚至開始從人類社會防範的對象變成人類社會的政治正確。但二十世紀通信技術的大發展,媒體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平民的意見很容易就形成一股碾壓一切的合力。於是一開始為民主留下空間的共和政體,走向被民主反噬的結局。

阿根廷,曾經是個發達國家。1908年,阿根廷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人均收入與德國比肩。1912年,阿根廷決定開始實施普通男性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總統,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形式。1945年,貝隆將軍贏得大選。貝隆的夫人出身於貧民窟,代表的是社會上數量最多的窮人的呼聲,在貝隆將軍競選期間發表了大量同情窮人的演說,幫助貝隆將軍登上了總統的寶座。貝隆上臺後,貝隆夫人自己也擔任了勞工部部長。

(鄭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