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冷戰結束，曰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歷史的終結》。書名的意思就是說人類社會現在已經是最高階段,也就是西方民主社會。但事實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呢？

要討論這個話題，首先要清楚一個事實：民主這個詞雖然聽起來很時髦，並且民主制被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所採用，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制是一個先進的制度。事實上，民主制是一個古老的制度。

民主的雅典輸給了專制的斯巴達

民主制誕生於西元前509年的古希臘雅典城邦。雅典在這一年進行了民主改革，改革者克里斯提尼設計了一套精妙的民主制度：執政官大家選，任期一年，不能連任；每個部落選出五十人，組成一個五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的職責是組織五六萬的雅典公民定期開公民大會（一週一次）；審理案件時，從這五六萬人裏選出五千人組成法庭，投票決定案子的判決……這套制度現在看起來雖然粗糙了一點，但和現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框架是一致的。

這一套「先進」的民主制度，有沒有帶領雅典走向繁榮富強呢？歷史給雅典文明帶來了一場大考——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是民主富強的雅典對陣寡頭專制的斯巴達。戰爭的結果是斯巴達勝了，希臘從此由盛轉衰。

雅典有錢、制度又先進，怎麼就敗了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攫取戰爭過程中的幾個片段，來管中窺豹。

戰爭的第一階段，雅典執政官伯里克利制定了陸地堅壁清野死守衛城，海上四處出擊騷擾敵方的戰略。本來一切順利，雅典佔據主動。但死守畢竟是件苦事，而堅壁清野造成的損失讓人心疼，民眾的不滿漸漸積累，最終發洩到了伯里克利的頭上。大家開始罵伯里克利是膽小鬼，最終政敵克里昂一陣煽動，民眾竟然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伯里克利，結果伯里克利抑鬱而亡。克里昂能力實在有限，在台下的時候整天攻擊伯里克利膽小無能，自己上臺後門都不敢出。公民大會於是忍無可忍，強迫克里昂帶兵出城進攻，克里昂帶兵出城最終戰死、全軍覆沒。

戰爭進入第二階段後，老一對政敵掛掉了，雅典又出現了新一對政敵。主和的尼基阿斯與主戰亞希比德。為了說服民眾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張，尼基阿斯到處捐神廟造神像，試圖用端莊慈愛的神像感化民眾，放棄戰爭；亞希比德則花大價錢贊助馬車參加希臘奧運會，為雅典贏得了非常好的成績，鼓勵民眾相信自己的能力，與斯巴達死磕到底。於是公民大會一商量，得出了一個荒謬的決策：亞希比德是對的，雅典人孔武有力，應該死磕到底。而尼基阿斯造了那麼多神像，肯定受神靈庇佑，最適合帶兵出擊。於是不情不願的尼基阿斯帶著舉國之兵出城尋戰，最後尼基阿斯在明知打不過的情況下被迫發動了大決戰（不打回去就會被投票處決）,又戰死沙場、全軍覆沒。至此雅典大勢已去。

簡單的看完這場戰爭的幾個片段，我們大體上可以總結出雅典民主制的幾個缺點：

——民主制度強調人人對國家負責，而人人負責的另一面就是無人負責；

——民主制度效率低下。任何決策，即使是戰時決策，也要通過公民大會。辯論輸了，戰略也就沒了，辯論贏一半，戰略也就實施一半。為了獲取支援，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在無用的作秀上，極大的降低了本國資源的利用率。

——民主制度容易導致民粹盛行，精英的意見完全被忽略。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蘇格拉底經常告誡雅典的年輕人不要讓暴民統治國家。就因為說過這個話，在戰爭結束後，他成為民眾洩憤的對象，被一通投票判處了死刑，罪名是腐蝕雅典青年思想。

國家一旦陷入民主制度的混亂中，就不可逆轉。因為一切權力屬於普通公民，在民意的巨浪中，無人可以力挽狂瀾。尼基阿斯戰死後的雅典已經是危如累卵，而這種危局絲毫沒有讓雅典人從混亂中清醒過來。公民大會在一場又一場的鬧劇中，瘋狂而草率的投票處決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家、一波又一波前線將領。極少數清醒人士所擁有的也僅僅是一張選票而已，根本無濟於事。

在這段歷史裏，民主制度將人性的弱點無限放大，最終招致大禍。雅典衰落後，民主制度就退出了人類文明的舞臺。但是他造成的巨大破壞，仍然令後人心有餘悸。

柏拉圖認為民主制和暴君制一樣是最壞的制度，亞里斯多德甚至認為民主制比暴君制更壞（你可以推翻暴君卻無法推翻暴民）。

美國的民主靠憲政「反制」

即使是被認為是民主世界燈塔的美國，在立國之初，國父們也是千方百計的設計一套憲政制度來反制民主一併搗鼓出「美國總統」這麼一個職位。

為什麼說美國總統可以反制民主7我們可以簡單瞭解一下美國總統的權力：行政方面，總統有權處理政府的各種工作，並有權任命所有聯邦政府的高級官員。立法方面，總統可以否決任何法案，並可以建議立法和委託立法。司法方面，總統有權任命聯邦最高司法官員。軍事方面，總統是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外交方面，總統可以不經參院批准而與外國簽訂一切行政協定。所以說美國總統是世界上權力最大的職位之一，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三權分立，而是三權統一，總統一旦選出，普通民眾再無權干涉國家運作。本質上，美國總統是一個君主，除了不能世襲。

設立強總統，還只是美國國父們反制民主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國父們還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設立了一個直接壓制眾議院民主熱情的參議院。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國父們對民主的態度，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充滿懷疑，層層設防。

所以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是一個共和制國家。民主共和這兩個詞雖然經常放在一起來說，但是實上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東西。

民主和共和的區別在於：民主指平民統治。共和則是一種混合的政體，講的是君主、貴族、平民共治；民主更側重體現多數人的意志，而共和更側重不同人群和力量的平衡；兩個制度下的價值觀也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制強調多數決定，強調人人平等，共和制強調愛國主義，強調公共利益高於個人私利。

美國的這一套體系，一方面保證了國家控制在精英手裏，另一方面又保證了普通人不會受到國家機器的欺負。合理的制度很快就使美國向著一流強國的方向邁進。

拉美被民主反噬

1920年美國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從這一年開始，美國才有資格跟別人吹牛說自己是民主國家。同一時間，很多西方國家也都跨出了這一步。

這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同時也意味著民主開始成為人類社會的認知主流，甚至開始從人類社會防範的對象變成人類社會的政治正確。但二十世紀通信技術的大發展，媒體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平民的意見很容易就形成一股碾壓一切的合力。於是一開始為民主留下空間的共和政體，走向被民主反噬的結局。

阿根廷，曾經是個發達國家。1908年，阿根廷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人均收入與德國比肩。1912年，阿根廷決定開始實施普通男性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總統，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民主形式。1945年，貝隆將軍贏得大選。貝隆的夫人出身於貧民窟，代表的是社會上數量最多的窮人的呼聲，在貝隆將軍競選期間發表了大量同情窮人的演說，幫助貝隆將軍登上了總統的寶座。貝隆上臺後，貝隆夫人自己也擔任了勞工部部長。

（鄭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