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蘇聯客機被劫入境中國始末

198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仍處在「僵持」之中。但是,突發一蘇聯人劫持一架蘇聯客機降落我國的事件,這迫使雙方高層不得不「往來」和「溝通」,也給了客機上四十多個蘇聯公民「零距離」觀察和瞭解正掀起改革開放熱潮的中國的機會。時隔多年後,作為唯一參與探訪的新華社記者、本文作者講述了這起塵封多年的劫機事件……

「我要到中國避難」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將近10點鐘,採編主任老康要我趕快到黑龍江省公安廳瞭解情況,說基層通訊員反映,有一架蘇聯飛機被劫持到齊齊哈爾地區。

外國飛機劫持到中國,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當我趕到省公安廳指揮中心,這裏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我立即參與進去,很快摸清了情況:事情發生在下午2點30分左右,一架蘇聯AH—24b47845民航客機突然降落在齊齊哈爾市甘南縣長吉崗鄉農場的一塊平坦、狹長的麥茬地裏,飛機上有38名乘客、5名機組人員。機體上「CCCP」四個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語的人認出,這是「蘇聯民航」的縮寫。好奇的村民圍攏過來,當地公安人員也及時趕到。一名自稱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的副駕駛員下了飛機,打著手勢,與我方公安人員說,飛機是他用刀子逼著正駕駛員在這裏降落的,「我要到中國避難!」

黑龍江省和國務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機事件處理領導小組,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為總協調人。高層明確要求做好三項工作,一是審訊劫機者,把情況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機上人員,決不能因天寒地凍或其他原因發生意外;三是和蘇方聯絡,妥善處理後續事宜。

凌晨近3點趕到現場的王耀臣立即開展工作,並陸續傳來情況。他們提審了劫機者,據劫機者供述,他劫機的原因,是因為看不慣所在民航分局領導的做法和作風,對他們的腐敗現象不滿,給中央寫信反映,信被轉回當地處理,可當地紀委領導和民航分局領導有裙帶關係,非但不處理,還對他打擊報復,強行做精神病檢查,背對背開展批判,並調離空勤三年多才恢復,他感到壓抑,沒出頭之日,乘這次飛行機會,出逃中國,尋求避難。

我方人員在做機上人員工作的時候,碰到了一些問題。當這些蘇聯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國後,不免緊張起來。兩個國家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關係惡化,相互指責和批判已有二十多年,「分歧」和「積怨」不可謂不深。在他們的意識中,他們到了和蘇聯「敵視」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會怎麼對待他們。一開始,我方人員送上去禦寒的衣服、食品和飲用水,他們接受了。後來勸他們下飛機到附近的農場招待所休息時,他們則堅決不同意,都表示不能離開飛機。

「北京—莫斯科」成了熱線

具體情況很快匯報到省和中央。20日 大約9點多鐘,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的戴秉國等外交部人員乘坐的直升飛機降落。聽取王耀臣彙報和商議了下一步工作後,戴秉國即來到機倉,再次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乘客和機組人員表示慰問。乘客們紛紛表示感謝,但還是不願離開飛機,一定要等大使館的人來了再決定下步行動。 11點多鐘,蘇聯大使館人員乘坐的第二架直升飛機降落,為首的是領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見到戴秉國這個「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條要求,一、和乘客見面;二、和劫機者見面;三、與大使館通電話。戴秉國說:劫機者已經到了一個安全的地點,你不可能和他見面。這裏通訊條件很差,和大使館通電話只能到齊齊哈爾。和乘客見面則毫無問題。格里山來到現場,拉著機長往田野遠處走去,以避開中方懂俄語的人。他們大約談了半個小時。回到飛機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館通電話。可當地實在沒有這個通訊條件。他就讓中方派一輛車,讓隨他來的兩個人立即出發到齊齊哈爾向大使館彙報。傍晚5點,陳俊生的電話又來了,他對黑龍江省的領導說,我駐蘇聯大使會見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告訴他機上人員不願下飛機到齊齊哈爾時,他馬上表態說,這是錯誤的,應該按中方的安排到齊齊哈爾。並將意見立即電告了駐華大使舍爾巴科夫。舍爾巴科夫又迅速轉告了我外交部,並要求通過我外交部把口信傳到現場。這時,那兩名趕路的蘇聯大使館人員還在路途之中。戴秉國和王耀臣帶著蘇方的口信和十一輛空調車來到了現場。這時是5點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蘇方人員開始行動。在整理行李、封存飛機、移交兩顆手槍和書寫交接文書等後,車隊終於向齊齊哈爾出發。到達齊齊哈爾湖濱賓館已是深夜11點多鐘。賓館特意空出了兩個樓面的客房,準備了熱水,客人們洗澡後,吃了頓熱氣騰騰的晚餐。

事件圓滿解決

22日,劫機者阿里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黑龍江省公安廳外籍越境人員管理所。我在這裏看到了這個個頭不高、有些禿頂的33歲的中年人。他在這裏要接受進一步的審查。

同一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訪問保加利亞回國途中抵達莫斯科作短暫停留,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和副外長賈丕才到機場迎接。第二天,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會見了李鵬副總理,雙方就兩國關係問題和共同關心的一些國際問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新華社在就此播發的新聞稿中特意指明,「會見是應蘇方安排進行的。」這意味著此次會見是「計畫」外的,是臨時安排的。很顯然,這與中方妥善處置劫機事件有密切的關係。

當時在黑龍江省邊防局擔任俄語翻譯的郝國利,負責和阿里穆拉多夫「談心」,以瞭解和掌握情況。交談中,阿里穆拉多夫說,他曾想逃到美國駐蘇聯大使館避難,可那裏克格勃看管很嚴。又想逃到歐洲去,但沒有機會。這次逃到中國,是因為航線靠近中國。

誰能料到,正是他這個偶然的選擇,給了兩個關係冷淡的鄰國的高層以頻繁接觸和緩和關係的機會。

從被劫持的飛機降落中國,到蘇聯專機接乘客返回,共計51個半小時。在這51個半小時中,兩國相關方面不分晝夜地、高效率地緊急運轉,這是冷淡時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擬不了的,對今後兩國關係的緩和必將產生影響。

25日,我國外交部舉行新聞發佈會,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了劫機事件和中方的處置情況。塔斯社隨即發佈消息,說「蘇聯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的睦鄰合作精神表示感謝。」

1986年元旦過後的第三天,以蘇聯航空部飛行局局長帶隊的7人專家組,在中國民航總局飛行司司長的陪同下,來到長吉崗農場,對停在那片麥地上已達14天的蘇聯安—24飛機進行檢查。蘇聯飛行局局長親自駕駛,順利地將飛機飛回了國內。

兩個多月後的1986年3月4日,我國司法機關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在哈爾濱判處蘇聯劫機犯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有期徒刑八年。我是唯一到庭採訪的新聞記者,當天,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中國審判阿里穆拉多夫的消息。至此,發生在蘇聯和中國之間的劫機事件告一段落。然而,中國政府通過處理這起事件所展示的改革開放的新形象和傳遞出的珍視中蘇兩國人民友誼的資訊,已遠遠超出了劫機事件本身。

刼機犯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服刑期間蘇聯解體,他的家鄉劃歸俄羅斯,1991年他被中方遣送回俄羅斯。

(張持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