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馮驥才說：歷史不是他者，它已是你生命深處的一部分。

廖勝輝如今用的微信頭像，還是上世紀70年代他在廣州軍區41集團軍文藝宣傳隊時照的一張黑白照片，從來沒有換過。照片上的他只有19歲，笑得無憂無慮。不久前，在他的微信群裏，《芳華》如同一顆石子激起了層層波瀾。有的戰友頗有意見：「我們那會兒是善良的，並不像影片裏描繪得那麼陰暗。」有的戰友喜歡這部電影：「影片裏提及一些醜陋現象，但總的基調還是溫暖的，喚起了人們對於軍人的關注。」

看完電影《芳華》，廖勝輝一宿沒睡著，滿腦子想的都是過去的事。他是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從1969年的普通戰士，到2007年在原總裝備部北京軍事代表局政委的職位上退休，廖勝輝在部隊服役將近40年。他曾隨文藝宣傳隊四處演出，用歌舞詮釋軍人的浪漫情懷；也曾遠赴西南邊境浴血奮戰，在炮火硝煙中目睹戰士們的英雄氣概。

這些天，戰友們正張羅著舉辦一場聚會——他們的青春遠去了，但芳華永留心間。

「花兒與少年」

文工團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紅軍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各級政治部成立了藝術部門，這就是文工團的萌芽。抗戰開始後，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了專門的文工團，成為較早以藝術活動為主的軍中專業性團體。解放戰爭時期，文工團的人員規模有所擴大，工作模式逐漸成熟。新中國成立之初，海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成立，原先部隊中大大小小的文藝團體統一納入文工團編制。文工團成員，有的從民間文藝團體選拔而來，有的直接從部隊抽調而來，廖勝輝屬於後者。

我出生於1952年，在北京長大。父親是位老革命，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1969年1月7日，正當同學們奔赴延安等地的農村插隊時，我南下廣東湛江參軍了。當時，我還不到17歲，是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初二學生，屬於「老三屆」。那時候參軍可榮耀了，比考上清華、北大還光榮。

參軍之初，湛江鴨乸港有一項圍海造田工程，我們部隊和各地來的大學生參與。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一船沙子有30多噸，沙子卸下來就裝進沙袋，每袋200斤左右，裝完往背上一放，一趟趟運到岸邊，用來建堤壩。4個月的時間，我們總共卸了50多船沙子。

我在中學時學過手風琴，在這裏派上了用場。記得有一次，團裏組織文藝晚會，我參加演出，拉了一首曲子，調子用的是王洛賓的《花兒與少年》，中間有一段四三拍，是舞曲一樣的節奏，既活潑又優雅。當時，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賓被打倒了，他的作品不能公開演奏，我就把樂曲的名字說成《牧民熱愛毛主席》。

一曲終了，大學生們掌聲不停，不讓我下去，我只好行了個軍禮，再拉一遍。第二遍過後，他們還是不停鼓掌，我只好拉了第三遍。這說明，大家對《花兒與少年》這種樂曲帶來的浪漫感受太嚮往了。不過，那些流傳更廣的愛情歌曲，如《紅莓花兒開》，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

會拉琴，再加上我普通話比較標準，又會寫點文章，很快就被連隊安排去做宣傳工作。

1969年10月，我們部隊從廣東湛江移防廣西柳州，我也正式進入我們團的宣傳隊。那個年代的軍隊文藝工作團體，在集團軍及以下級別的部隊叫「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簡稱「宣傳隊」，在大軍區叫「文工團」。大軍區的文工團外出表演時，戰士們也常叫他們「宣傳隊」。

在團宣傳隊，我先是自己聽唱片，然後把唱片編成簡譜，琢磨完譜子後，再用手風琴練習。當時，上海音樂學院出了本教材——《作曲》，大概有磚頭那麼厚，我用半年時間把書讀了一遍，還把練習題做完了，可以說是自學成才，哈哈！我編寫了幾十個節目，有小歌劇、小話劇、快板詩等形式。

好多戰友是江西、湖南來的，他們經常哼起家鄉的小調。我雖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細微差別，寫歌時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點，再把那些經典旋律稍微改造一下，寫進自己作的革命曲子裏。這些歌曲可受歡迎了。我的手風琴技藝也突飛猛進，基本達到了專業水準。

一句「親愛的」把我嚇了一跳

上世紀70年代是解放軍員額最多的時期，曾達600多萬人。這一時期，部隊文藝演出團體數量多、編制多、人員多。各級文工團對青少年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不少會唱歌、跳舞、拉樂器甚至翻跟頭的中學生，都被特召入伍。1970年4月，廖勝輝由團宣傳隊轉入41集團軍宣傳隊。

我們的軍宣傳隊總共有四五十人，不算多，集團軍裏的戰友差不多都認識我們，我們算是明星了。我身高184釐米，一提到「拉手風琴的大個子」，戰友們都知道是在說我。

當時節目單裏有《紅色娘子軍》《快樂的女戰士》等器樂小合奏，這些曲子都非常受歡迎，常常返場演出。「臺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一點都不假，一個節目要練好多天。我們和其他戰士一樣，也是聽到起床號響就得起床。不過我們不用跑步出操，也不用站崗，而是在練功房一遍遍地下腰、踢腿、吊嗓子。我仍然負責手風琴演奏，還給舞蹈隊的訓練伴奏。

在訓練之外，少男少女之間自然少不了愛情故事，這些故事有著那個時代獨有的浪漫。「文革」期間，部隊裏談戀愛是很犯忌的事情。儘管如此，我身邊還是出現了三四對情侶。他們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約會，一般我們不會去揭發，甚至幫他們打掩護。

這些情侶一旦被發現，後果很嚴重。我們宣傳隊有個女孩歌唱得很好，人也漂亮，和一個男孩好上了。指導員接到舉報，帶著一幫人把他們堵在了甘蔗地裏，最後那個男孩被宣傳隊開除，回老家了。

部隊組織到山區野營拉練時，我認識了一個高挑的部隊女護士。每次相遇，她總是多看我兩眼。有一次，她走到我旁邊說：「你背手風琴太累了。」我點點頭，心裏很感動。因為山裏走路很熱，走到半道就得脫掉棉衣，這個女孩子索性幫我拿著。後來她總幫我抱著棉衣，跟我並排走山路。

有一天，她突然給我寫了一封信，前邊大部分內容都是些正常的問候，但是最後突然冒出來一句「親愛的」，把我嚇了一跳。當時我還沒有談戀愛的想法，一看完信就趕緊把它燒了。後來我們就慢慢失去了聯繫。

一年多之後，我覺得「吹拉彈唱」不利於進步，還是到野戰部隊更能得到鍛煉，就主動提出離開宣傳隊，又回到了連隊，從事軍事訓練工作，先後擔任了班長、排長、連隊指導員等職務。

但我並未從此遠離宣傳隊。隨後的幾年裏，我前後4次借調到軍宣傳隊幫忙，通常一到兩個月，有時3個月，工作內容還是文藝創作和拉手風琴。有些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記得在廣西桂林奇峰鎮的某師部大禮堂裏，我們幾千名官兵迎候阿爾巴尼亞人民軍訪華團。在演出的最後，我們同台合唱《國際歌》，全場掌聲雷動。

「文革」後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刮起。當時，我身邊有一個叫李志鵬的節目編劇，被要求在節目裏加入「批鄧」的內容，他拒絕執行，還為此和一名領導起了爭執。這名領導把李志鵬批了一頓。戲劇化的是，沒過多久，「四人幫」垮臺，那名領導反被批評了。

戰場的血色與亮色

宣傳隊屬於部隊業餘演出團體，文工團則是專業的。文工團的正式演員是幹部，宣傳隊的業餘演員是戰士，隨時準備上戰場。1979年初，在中國西南邊境，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為增強兵力，41集團軍宣傳隊在戰前解散，隊員補充到前線作戰。原先從連隊調到41軍宣傳隊的，回原單位；一入伍就在41軍宣傳隊的女兵，則被派到了前線衛生所。這時，廖勝輝已是一名連隊指導員。在前線，他遇到了以前在軍宣傳隊的隊友。

1979年的出境作戰，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戰爭。巧的是，我父親也曾于上世紀60年代在這裏參加抗美援越作戰。我在部隊裏算是幹部子弟，有的戰友不喜歡這類人，覺得這代表著嬌生慣養，所以我非常忌諱他們提這個詞。

這也鼓勵我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當時有一些所謂的「幹部子弟」臨陣脫逃，戰前突然被調到了其他工作崗位，實在是給軍人丟臉。我覺得，作為一個軍人，首先就要有擔當，幹部子弟更要以身作則，為國家安定做貢獻。我告訴我們營的全體戰士，特別是幹部子弟，臨陣脫逃者嚴肅處理。

上戰場時，我們營的很多士兵鬥志昂揚，邊行軍邊唱歌。可上了戰場不久，就看到一排排的擔架往回抬，上面都是我軍的傷亡官兵，血肉模糊。那些唱歌的戰士一下「熄火」了，整個部隊迅速安靜下來，默默行軍。

我們也曾遭遇敵軍特工隊的襲擊。他們長得跟廣西邊境的老百姓很像，一不小心就混到我們的民兵隊伍裏了。有一次，七八名敵軍越過了我們的警戒線，我們用手電筒一照，他們就躲了起來。突然一個人被我方戰士擊中，我們營的一名排長聽到槍聲就探出身來想看看，立即被敵軍子彈擊倒了。我過去扶他，一摸後脖子，血都是熱的。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的好戰友李江生的犧牲。他上戰場前剛剛結婚，妻子是福州軍區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這個身材苗條的女孩子在騎自行車時，腿抬得特別高，一看就是跳舞的。作戰期間，李江生和戰友前去清剿一個山洞，敵方用火箭彈襲擊了李江生一行的車輛。李江生坐在第一輛車的副駕駛位置，遇襲後他讓司機趕緊跑，自己留下來指揮撤離。沒多久，他就被槍彈擊中犧牲了。

戰後，李江生的母親到烈士陵園祭奠他，他的新婚妻子給他獻上了一個毛線織的花圈。當時毛線可是稀罕物。此後，他母親每年都到廣西的烈士陵園祭奠兒子。這位英雄母親，當年丈夫在渡江戰役時犧牲，遺腹子就是在江邊出生的，所以叫「江生」。李江生的故事激勵著我，有他這樣的好戰士，我軍何愁不勝。1981年，我又一次參加西南邊境作戰。後來，我把李江生的故事寫成了小說，現在還常拿出來翻翻，回想那段崢嶸歲月。

戰場上有血色也有亮色。廣西的很多少數民族女孩子都想嫁給我們的戰士。她們的表達方式就是唱歌給戰士聽。就這樣，我們營成了好幾對。

參戰前，我已經二十好幾了，開始有了談戀愛的想法。家裏給我介紹了一個物件，她是一名法語翻譯。1978年的秋天，我們在北京見了3次面。當時正趕上改革開放，我覺得法語翻譯這個職業將來有前途，比文工團的女孩子更穩定。回部隊後，我跟她通過幾次信。我母親還送給她一輛鳳凰牌自行車。我還給父親留了封信：「假如我在戰場上死了，我的東西都留給這個姑娘。」

不過我們沒能走到一起。因為沒等我回到北京，她就在1979年4月寫信和我斷絕了關係。戰友們替我打抱不平：「女孩子不是都往解放軍懷裏靠嗎？她怎麼反了？」我不怪她，她或許是出於對戰爭的緊張，加上當時陸陸續續有傷殘兵回到北京，她的顧慮可以理解。

戰爭結束後，我和父親在柳州見了一面，喝了不少酒。我們是兩代軍人，談到了戰爭和生死，也談到了國家責任和歷史使命，我們都為自己肩負過保家衛國的重擔而深感自豪。當時，我對這場戰爭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楚。現在看來，那真是意義重大，為改革開放創造了和平的環境。

我的侄女也在文工團

上世紀80年代後，解放軍經歷了多次精簡整編，部隊文工團也壓縮了編制。1980年12月，總政文工團撤銷，所屬團隊分別改編為獨立的總政歌舞團、總政歌劇團、總政話劇團，均直屬于原總政治部。武漢軍區、福州軍區、昆明軍區撤銷，所屬文工團一併撤銷。和平年代，當年的戰友各奔東西，但廖勝輝和他們一直沒有失去聯繫。

戰爭結束後，文工團幾經變革，我們這批戰友的發展也各不相同。舉幾個例子吧。我們41集團軍宣傳隊有位軍旅作家，筆名雷鐸，寫出了《男兒女兒踏著硝煙》《從懸崖到坦途》等著名的戰爭題材作品，寫的都是我們經歷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他不久前去世了，只活到60多歲，是我們這批戰友中最早去世的一個。很多戰友前去悼念他，都哭成了淚人。還有一位廖宗怡，是41集團軍宣傳隊的美工，他當年的代表作是《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軍宣傳隊解散後，他來到我所在的營部，我們共同作戰。1985年，他去了《解放軍報》美術組當組長，後來又回到了廣州，到一本名為《花城》的雜誌當美術編輯。如今，年近八旬的他已經是嶺南畫派的老畫家。他以戰爭為題材創作的繪畫作品，我至今還珍藏在家裏。

也有一些戰友投身商界，追趕改革開放的大潮。對越自衛反擊戰過後，跟我一起在宣傳隊裏演奏樂器的羅章才，原本轉業到了廣東省惠州市文化局，後來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受到了處分，索性下海經商，去深圳貸款拿地。如今他是深圳的一名房地產商，業餘還玩玩攝影。

上世紀80年代初，有個18歲的新兵跟著我當通信員。不久，有人告發他作風不好，常把部隊的書偷到自己的宿舍裏，還帶著我前去查看。我一看，果然有幾本書在抽屜裏保存著，書上還認真做了筆記。我覺得他的求知欲可貴，需要保護，就說：「魯迅先生講了，偷書不算偷。」幫他擋了處分。後來，他寫出了《連隊指導員做戰士思想工作一百問》，寄給廣州軍區政治部的報刊。編輯一看，如獲至寶，覺得特別貼合戰士的思想實際，於是據此寫了一份內參。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裏看到後，做了一個很長的批示。我的這個通信員因此被授予「模範思想工作骨幹」的榮譽稱號。如今，他是國防大學的一名教授。

至於我，後來的工作以寫機關文件為主，給三任總參謀長寫過講話稿。工作期間，我接觸了一些律師，對法律產生了興趣，於是自學通過了司法考試，又去中央黨校讀了3年的法學在職研究生。退休後，我當了一名律師。

剛開始從事法律工作時，我寫的文書還帶點文學色彩，同行都感到奇怪：「你的文書裏怎麼還有形容詞啊？！」現在，從事律師這行的時間久了，邏輯思維逐漸占了上風，年輕時那種豐富的感性思維已經沒有了，哈哈。

不過，在宣傳隊用過的手風琴，至今仍在我家裏掛著，有時我還會拿出來拉一拉。41集團軍後來又成立了軍樂隊。2004年，新隊員和我們這些老隊員在廣西柳州聚會。因為室內空間小，我們乾脆就找了塊空地，冒著小雨舉行了一場露天同台演出。老隊員們大多年邁，表演的主要是詩朗誦和唱歌。我和年輕的手風琴手合奏了曲子。拉著琴，看著這些年輕人，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歲月。

2015年，習近平主席宣佈裁軍30萬，軍中的文體單位再次服從軍事改革的大局，接受裁撤。大家也看到了，這幾年，文工團「被撤編」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文工團的光環正在慢慢褪去。我並不為此感到惋惜。任何事物均有始終，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於以前，思想交流和資訊傳播的方式豐富多彩，文工團傳遞資訊、鼓舞士氣的方式也要相應變化，縮編減員在情理之中。

當然，過去我軍的文工團、宣傳隊，歷史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他們的功勞值得銘記。老一輩演繹的《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我們這一代表現的《紅色娘子軍》，後來年輕一代在抗洪搶險中創作的《為了誰》等等，激勵了我軍一代代將士的士氣，抒發了一代代軍人各具特色的愛國情懷。這些作品融入了新時代的民族性格之中。

我仍然鼓勵晚輩從事這份職業。從12歲起，我的小侄女就開始學習跳舞，現在是武警部隊政治工作部文工團舞蹈演員。別看她是個「80後」嬌美姑娘，她也和戰士們一樣，無數次上高原、登海島、赴邊關，正在把她的芳華融入祖國的國防事業。

如果你問我，電影《芳華》給我這個打過仗的文藝兵什麼感觸？我的答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燦爛過，也痛苦過，否則怎麼叫青春呢？每一代人的命運都隨時代起伏過，顛簸過，否則怎麼叫命運呢？無論是哪一代人，都有值得留戀和回味無窮的芳華歲月。

（田亮、馮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