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我們那代人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40年了,那座排練廳早被碾壓到大馬路之下了,讓城市現代化給化了。那些留著我們年輕倒影的鏡子呢?那些縈繞著我們琴音歌聲和歡笑聲的冬青樹呢?那座我們的秘密戀人徘徊過的騎樓呢?粉碎得連渣子都沒有了。」在小說《芳華》里,嚴歌苓讓蕭穗子道出了自己對文工團的眷戀。嚴歌苓說:「40年前的中國非常貧窮,那時我們最富有的就是故事。」

說是故事,其實是一代人的記憶。「那是怎樣的記憶?」《環球人物》記者遍問身邊與嚴歌苓同齡的人,「東方紅拖拉機」「用了十幾年的搪瓷茶缸」 「一位失去了聯繫的戰友」「一句沒說出口的話」……這些都是他們的答案。

《芳華》有誕生的理由

青春不是年華,

是心境。

是無邊的憧憬。

——出自電影《芳華》預告片(下同)

「我們倆拍個文工團的電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團的,我現在特別懷念那段生活。」2014年,馮小剛對嚴歌苓說。小說《芳華》,因這句話而起。

兩年後的一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劉稚看完書稿後,走在昏黃的路燈下,她意識到,這部小說是嚴歌苓近幾年所有作品中最好的。

嚴歌苓在美國學習寫作時,有位教授總是用一句話問大家:「世界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小說了,你憑什麼認定你寫的那本有理由出版?」「《芳華》誕生的理由是什麼?對兩位戰友的懷念,對他們的行為進行詮釋。」嚴歌苓如是說。

小說中,嚴歌苓化身為蕭穗子,講述了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一段故事: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男女被選進部隊文工團,擔負起軍隊文藝宣傳的特殊使命。才藝不同、性情各異的女兵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電影《芳華》中改為何小萍)、蕭穗子在這個團隊里朝夕相處。由於出身不好,加之性格倔強孤僻,何小曼成了這個群體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劉峰是這個文工團里的一名男兵,他善良,盡其所能幫助別人——幫戰友做沙發,幫女兵找落在棉被裡的縫衣針,被戰友戲稱為「雷又鋒」。但這樣一個好人,卻在「觸摸事件」後被集體指責,最後被下放到偏遠的伐木連,又上了戰場,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

嚴歌苓說,她在書中借著蕭穗子的口吻,講了大量真話,「也講了很多對當年的一些戰友,尤其是何小曼這樣一個人物的懺悔,以及對青春歲月里發生的一些事情的反思」。「人們對一個弱者的傷害慾望來自哪裡,這是我們人性中的一個弱點,也正是這樣的一個現象,導致了幾個女兵不同的命運。」

《芳華》中的劉峰,是那個時代的英雄模範式人物。那個時候,平凡即偉大,每個人幫每個人的忙。「一個英雄到底可不可以愛?可不可以爆發一個男性對女性的接觸?恰恰是這樣的接觸,改變了他的命運。」這些思考最終讓嚴歌苓提筆寫下這部小說。

這部近12萬字的小說,從動筆到完成,嚴歌苓只用了兩個多月。這種快是有理由的。嚴歌苓說:「它是最貼近我親身經歷的一部小說,是我最誠實的一部小說。我在文工團生活了10年。那段時間,我和戰友們吃住在一起,練功在一起,朝夕相處。回憶起來,每個情景像昨天剛發生一樣。」

營房「紅樓」已經30歲高壽了,樓里的地板條早被白蟻蛀壞了;文工團的伙食雷打不動:禮拜四吃豆腐,禮拜五吃麵條,禮拜六吃包子……小說中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包括對劉峰的一段描寫:「他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右腳穿軍隊統一發放的戰士黑布鞋,式樣是老解放區大娘大嫂的設計;左腳穿的是一隻骯髒的白色軟底練功鞋。後來才知道他左腿單腿旋轉不靈,一起范兒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練幾圈。」「小說中的這種細節靠想像是編不出來的。」劉稚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嚴歌苓把小說原稿給劉稚的同時,也給了馮小剛。他會喜歡嗎?嚴歌苓拿不准,因為這跟馮小剛當初提議的「五個女兵死於一場雪崩」的故事相去甚遠。沒想到馮小剛看完後,表示小說超出了他的預期。許久沒做編劇的嚴歌苓,答應為他編電影劇本。為了與電影上映的時間相協調,人民文學出版社推遲了小說的出版時間,如今《芳華》已經增印至60萬冊。「一本純文學作品達到這個銷量,算得上是超級暢銷書了!」劉稚說。

「疼痛,是有氣味的」

青春是無窮的希望,

是力量的綻放,

是勇氣的勳章。

小說《芳華》的封面上沒有一個字,國防綠色的硬紙上只有一個烙印,那是嚴歌苓跳芭蕾的身影:看腿姿,應該是芭蕾舞的經典動作——迎風展翅;而握拳曲肘的姿勢卻又讓人聯想到「文革」時期的忠字舞。

這個形象,得追溯到40多年前嚴歌苓在文工團登台演出時的一幕,台下的樂隊正演奏到曲子的高潮,台上的嚴歌苓還沒把腿抬到最高點,攝影幹事抓拍了這一瞬間。仔細看看這張舊照片,還能發現嚴歌苓的臉上有點嬰兒肥。

小時候,嚴歌苓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可以跳獨舞的舞蹈演員。1970年,剛滿12歲的她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區後勤部文工團,成為那撥文藝兵里年齡最小的一個。她至今還記得剛報到時老兵歡迎她們這些新兵的場景:幾個人把她抬了起來,在歡呼中把她扔上去,再接住。沒想到抬她胳膊的人沒抓穩,她的腦袋「砰!」一下子撞到地上。幸虧她戴著棉帽子,但頭還是疼,暈乎了好幾天。

在文工團,嚴歌苓有個綽號「米糊塗」,因為她常忘記舞蹈動作,辦事也丟三落四。如今聚會時,戰友們依然喊她「米糊塗」「小米」。電影《芳華》里有段舞蹈《草原女民兵》,這是當時文工團慰問演出時常表演的。就這段舞蹈,嚴歌苓沒少做噩夢,夢裡她「常常穿錯衣服,還梳錯了頭,就聽見有人喊:『哎呀小米,你怎麼換錯了衣服,快去換了!』這種『事故』大概出了七八次。那時候都是接假辮子,接錯辮子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拆下來」。夢裡的嚴歌苓常常是急著急著,滿頭大汗地驚醒了。

剛到文工團,嚴歌苓和戰友們相處融洽,大家都愛帶著她玩兒,有些女兵還幫她這個小不點洗澡洗頭。不久,大家慢慢發現,小丫頭心思還挺多,又愛說刻薄的俏皮話。比如,她管一個牙齒帶縫的歌手叫「西班牙女歌手」;有人長得又瘦又高,她稱人家「長筒襪子」;她讀過不少書,發現有人講了白字,就跟人家打賭查字典,贏了她也不說話,悄悄地溜走。所以,有時候戰友們也「整」一下這個小丫頭,作為「報復」。

入伍3年後,15歲那年,嚴歌苓愛上了一位年輕的軍官,談了一場紙上戀愛——因為她常常給這位軍官寫情書。兩人打照面時,她會故意摸摸軍裝上衣的第二顆紐扣,示意他回宿舍收情書。這位收了嚴歌苓160多封情書的軍官,不久遇到一個年紀更大、更成熟的女人,就把「小米」寫的信統統給她看了,甚至向上級檢舉了嚴歌苓。

和電影里的劉峰不同,這次不小的波折並沒有改變嚴歌苓的人生。「讓我的人生發生巨大轉變的,是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嚴歌苓說。21歲的她覺得跳舞已有點吃力,得知前方戰地記者嚴重缺乏時,就主動報了名。那時的她,有股初生牛犢的勁兒,「不知道什麼是害怕」。雖然隨身帶著一把五四式手槍,但她打靶從來都挨不著靶心,那把槍就是背著嚇唬人的。

嚴歌苓採訪的第一站是一家野戰醫院。到醫院的第一天晚上,她就看到了從前線抬下來的1000多名傷員。「他們特別年輕,很多沒有胳膊沒有腿。屋子裡有很濃郁的血腥味,這時候我才知道,疼痛,是有氣味的。」

有個20歲的小戰士,生殖器被炸傷了,想要自殺。他的首長懇請嚴歌苓,一定鼓勵他活下去。嚴歌苓跟小戰士聊天,得知小戰士是個孤兒,被一戶人家收養,長大了要迎娶這家的女兒。如果他不能履行作為女婿的職責,就無法回報養父母的愛和恩,所以他寧願去死。嚴歌苓聽完沉默了,不知道怎樣鼓勵他。後來,她再到那家野戰醫院時,有些傷員已經去世了,那名小戰士還是自殺了。

嚴歌苓明白了,戰爭不只是激盪人心的英雄主義,也關乎年輕生命的完整與殘缺。這些壯烈和悲痛,無法用舞蹈表達,只能用筆。在前線發表一些文章後,她徹底改了行,成為一名軍旅作家。

忽然間太多的關愛與尊重把她給毀了

青春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是恢宏的想像,

是生命的深泉在涌動。

小說《芳華》中女主人公何小曼的原型,是嚴歌苓在文工團的一個戰友王莉(化名)。書中很多故事曾真實地發生在她身上。

王莉剛到新兵連時,從不脫軍帽,把頭髮捂得很嚴實。每天起床號一響,她就把軍帽戴好;熄燈後,才把軍帽摘下來,沒人見過她不戴帽子的模樣。於是有人起鬨:「王莉肯定是個瘌痢頭。」

為了證實這件事,同宿舍的幾個女兵一商量,想出一個法子:一吹起床號,我們就拉燈。結果,她們發現王莉頭髮特別濃密,幾乎是三個人的發量,這讓她感到難為情。女兵們卻嘖嘖驚嘆:她小小的臉,濃密的頭髮,其實挺好看的啊!

女兵們發現了王莉性情軟弱,便什麼事情都找她的彆扭,甚至把耗子咬過的巧克力給她吃。

沒過幾年,王莉在文工團犯了錯誤,被下放到野戰醫院。後來女兵們聽說她在前線救了一個受傷的戰士,新聞報導里說她是「戰地天使」,無數人開始關注她、關心她。又過了幾年,女兵們卻聽說她瘋了,被送到了重慶歌樂山精神病醫院。

為什麼王莉的命運會是這樣?嚴歌苓並不了解其中原委。於是,在構思小說時,她給何小曼設定了一個不幸福的童年:愛他的父親在「文革」時期去世,母親改嫁後不再把她當作生活的重心,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欺負她,她成了家裡多餘的一個人。

寫何小曼的童年經歷時,嚴歌苓把從朋友那裡聽來的故事安在了她身上。何小曼非常喜歡母親穿過的一件紅毛衣。母親答應她,等她長大了就把這件紅毛衣給她穿,可她發現,這件毛衣最終進了妹妹的衣櫥。何小曼很氣憤,甚至把這件毛衣偷了出來,拆成毛線,染成黑色,又織成一件黑毛衣穿在身上。最終,母親還是發現了,抬手給了她兩巴掌。類似的事情讓何小曼徹底寒了心,她越長大,就越想離開家。

在小說中,借著醫生的口,嚴歌苓對何小曼的精神崩潰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因為從小到大,很少有人關愛她、尊重她,忽然間太多的關愛與尊重把她給毀了。就像冬天放在室外凍太久的大白菜,猛地移進溫暖的室內,就壞了。」

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嚴歌苓靠邏輯和想像力把這些故事點連了起來。

他們越來越明白善良的重要性

青春是熾熱的感情,

是美麗的象徵,

是你我的芳華。

一個好的作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點?

「應該有天分,讀過很多書,應該多聽別人的故事,應該有顆同情心。」嚴歌苓這樣回答。但有時,讀者會覺得她下筆如此之「狠」,三兩句話就把人性中的灰暗面暴露出來,讓人感覺很沉重。

但這,只是小說的一個層次。同情心,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溫暖,常是嚴歌苓小說最終的落點。在小說《芳華》的最後,時代的巨變並沒有改變文工團戰友們的本色,也沒有阻斷他們的情誼。他們越來越明白善良的重要性,也更加懂得相互珍惜。

劉峰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失去了右臂,復員後到海南靠倒賣舊書過活,窮困潦倒。郝淑雯見到這樣的劉峰,心中極為不忍:「看到他的假肢破了一個洞,我心裡挺堵的。想不出來,那個洞是怎麼弄出來的?他自己拿菸頭燒的?還是別人?……那天請他吃飯,我到得早,看見他老遠騎著單車來了,從落地窗前面騎過去,又騎過來。他不知道我一直在背後看著他……」

無論怎樣的境地,劉峰還是那位活雷鋒。故事的最後,他患了腸癌,為了方便治病,借住在何小曼家。他見何小曼的家門鑰匙、自行車鑰匙常不知所蹤,就花了一個月時間做了一個存放鑰匙的木頭掛箱,還特意在上面雕了花鳥,塗了紅漆;在病危之前,他還把何小曼大衣櫃里的撐杆給換了,因為原先的太細,多掛幾件衣服就壓彎了;他還把浴室里一塊鬆動的地磚重新砌平,免得以後何小曼一個人在家會被絆倒。

得病後的劉峰總想躲著熟人,可郝淑雯和蕭穗子兩人從北京一路奔到海南,千方百計找到他。那次見面,誰都沒提當年的「觸摸事件」,臨走時,蕭穗子偷偷把一個信封塞到那個紅漆掛箱裡,信封里裝著厚厚一沓錢,是給劉峰治病的。

這種溫暖與光亮不僅僅在《芳華》中,還存在於嚴歌苓的很多作品中,比如她的小說《床畔》。

《床畔》中的故事發生在西南小城的一座野戰醫院。鐵道兵連長張穀雨為救戰士負傷,成了植物人,也成了一個「活烈士」。 剛從護校畢業的萬紅被選為張穀雨的專職護士。從見張穀雨第一面開始,萬紅就發現他們之間有著別人不能理解的默契和交流,從此開始了十幾年的床畔守護。時代在變,人們對於「英雄」的認知也在變,張穀雨漸漸被某些人視為累贅,最終被多數人淡忘。人間百態在病床之側上演,病房裡原來是熱熱鬧鬧的,後來變成冷冷清清,唯一不變的是床上的張穀雨和床畔的萬紅。在萬紅心裡,張穀雨依然是英雄。這個看上去有點灰色的故事,依然透出了人性的暖和亮。

「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它。」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的這句話,常被人們當作「心靈雞湯」。倒是在讀完嚴歌苓的小說之後,它自然地蹦了出來,蹦進心裡,教人深悟其味。

(王媛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