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到山東煙臺參加魯迅研究講習班，有機會見到魯迅研究的老前輩李何林先生，也有機會面聆他的教誨。當我說起我是臺灣省籍同胞時，李先生便說：「臺灣同胞有情有義」。「二二八」期間，李何林先生在臺灣省立編譯館工作。他到街上聽群眾演講，「很好奇又聽不懂。身邊的臺灣同胞勸告說，你還是趕快離開這裏吧，免得發生誤會受到傷害」。當時臺灣群情激憤，曾發生誤打「阿山」（大陸同胞）的情形，如1947年3月2日，省立編譯館的另一員工程仰秋「歸途被擊數拳」（事見《許壽裳日記》）。臺灣同胞友善的眼神和話語讓李何林終生不忘。

臺灣省立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1947年二月廿八日（星期五）的日記裏寫道：「下午赴館途中聞槍聲甚多，至館見館門已閉，對面之永安堂、間壁之中和公司均被毀。賴子清送便當，館中人皆困守一夜不敢出」。賴子清先生是臺灣嘉義縣人，著名的文史專家，當時在臺灣省立編譯館任幹事。危急混亂之中，臺灣同胞給大陸同胞送來便當，這是何等親切的畫面。

畢業於重慶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謝旭是福建廈門人，當年在臺灣廣播電臺節目股任職。「二二八」期間，臺灣廣播電臺成為重要目標，並於3月8日起被憲兵隊控制。臺灣著名音樂家呂泉生時任臺灣廣播電臺節目股股長，他指定助理張花子、錄事林寬護送謝旭返回住所。張花子和林寬分別是臺北人和台中人。張花子當年22歲，是個漂亮女孩。臺灣同胞護送大陸同胞，這又是多感人的親情記憶。

謝旭後來歷任彰化女中、廈門師範等校教職，同呂泉生一樣，也是著名的音樂家。

1947年3月8日，北平《世界日報》刊出該報駐台記者薛綏之的《臺灣人的悲哀》，該文的副題是「當了五十年奴隸，如今又沒飯吃了」。薛綏之記當年臺灣米荒、物價飛漲、失業劇增、學潮頻發和自殺、貪污等社會問題，以及「台人口中失望論調」等甚詳。薛綏之是山東鄒平人，當時在臺北任國文教員，兼任《世界日報》駐臺北記者，後來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薛綏之首次用「臺灣人的悲哀」一語表達大陸同胞對臺灣同胞的深切同情。

「二二八」發生後，有《中外日報》等大陸同胞在臺灣辦的報紙因同情臺灣同胞而被查封。《中外日報》總編輯、主任秘書、編輯、記者鄭文蔚、楊夢周、寇冰華、陳石安等大率為來自福建的報人。唐賢龍《臺灣事變真相記》記：「自從國軍開到臺灣以後，新聞界便遭到空前的災難、空前的浩劫。……至十一日，臺北所有之民間報紙如人民導報、中外日報、大明報、重建日報、國是日報等亦先後被查封。……迨至三月二十日左右，連國防部所主辦之臺灣版和平日報，因為引載南京二中全會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消息，亦被警備司令部予以封閉，甚至於和平日報之文化服務部（書店性質）也遭到查封，該報社長李上根及重要職員均被逮捕」。

《中外日報》被查封的主要原因，1971年3月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審訊楊夢周等人的記錄終於揭曉：該報在1947年3月2日出了一期號外，同情並設法營救被捕的臺灣同胞。我藏有該期《號外》之複製件，《號外》是由大明報、國是日報、人民導報、民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經濟日報、工商日報以及上海大公、新聞駐臺灣辦事處「一同」發出的，內容除代表臺灣同胞提出「二二八」善後的正當訴求外，還開列了30名失蹤的臺灣同胞的姓名、年齡和家庭住址，以免他們遭受秘密殺害，並要求釋放他們。

至於《和平日報》和李上根，我所知的情形是：《和平日報》於「二二八」期間有「這次事件動機純潔，完全出諸愛國熱情」等客觀報導和公正評論，並呼籲「無分彼此，都是同胞」、「本省人外省人同是黃帝子孫都是中國同胞」，譴責「歹徒不顧同胞情誼」。

李上根是浙江東陽人，早年畢業於浙江農業實驗學校農藝系、中央軍校第三分校第16期政治總隊，曾任國際新聞社皖南分社（青陽）戰地記者及《東杭日報》、《浙西日報》、《掃蕩簡報》等報社記者或編輯，1946年起任《和平日報》（台中）社長。1947年3月起被軍統刑拘6個月。1950年1月31日，李上根經由楊克煌介紹在上海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後來在臺盟總部工作人員任上退休並終老。

講完上記故事，心中頗為感慨。極端化的政治對於民生的破壞是災難性的。但是，兩岸同胞的親情、兩岸一家親的情形是任何力量也無法改變的。

（汪毅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