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立即計劃派遣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準備在台灣恢復建立黨組織。

1946年4月，台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邀請地下黨員胡允恭赴台，擔任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同時任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為駐台「掩權特派員」

1946年7月，中共華東局派遣蔡孝乾、陳澤民、洪幼樵、張志忠等人潛入台灣組成台灣省工委，領導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

剛剛光復的台灣，就迅速的成為各派力量角逐場。

光復後的台灣大環境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歸還在台灣發行的各種債券，使台灣民眾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民眾對日本政府產生了很大的不滿，並對回歸中華民國，抱有相當的期望。

1946年11月9日，台灣地區進行了製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這是台灣人首次享受到一人一票的選舉權。

然而，台灣地區局勢的發展，並沒有滿足台灣民眾的期望，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所作所為，反而讓台灣民眾蒙受了重大的災難。

行政長官陳儀的「倒行逆施」

陳儀，早年曾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後在軍閥孫傳芳手下擔任師長，北伐戰爭時期投奔北伐軍，1934年出任福建省主席，1935年到台灣考察，著有《台灣考察報告》，是國民政府中少有的對台灣，日本均有了解的官員。1944年，陳儀出任「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提出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文中確立了接管台灣中實行確保台灣民眾「政治有能，人民有權」，「增加生產，提高生活」的方針，並且對下一步在台灣實行各級選舉，實現民主政治，制定了詳細的計劃和方案。陳儀的這一報告，得到了國民政府的批准，並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為避免其他外行官吏掣肘，同時授予陳儀獨斷權和製定臨時性政策法規的權利。也正是這個報告，使台灣民眾對陳儀抱有很大的期望。

然而，陳儀赴台後以此計劃不切實際為由，沒有實施，而是製定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

經濟上，陳儀在台灣大量印製鈔票應付財政支出，並將台灣的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大量運往大陸，並強行徵糧，造成台灣的糧食短缺、物價飛漲，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以致各地發生搶米潮。陳儀上任第一年，刑事案件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於物資的短缺與人禍，1946台灣的生產指數竟然不及1944年的一半，台灣的生產陷入停頓，台灣人民的生活較日治時代更加困苦。同時，陳儀將戰後日本人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以及六百多個單位，通通納入由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設置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另一方面又實行統制經濟政策。規定米、鹽、糖、煤油等民生產品，由官方統一定價收購。對煙、酒、火柴等物品的專賣加強限制。憑藉公權力排擠民營公司與民爭利，限制民間經濟活動，不僅扼殺民間工商企業界的商機，又經由貿易局從中壟斷台灣的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造成大量民眾失業。政府官員本身卻經由台灣省貿易局（與台灣省專賣局並列台灣兩大統制經濟機關），以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的行徑，私自從中獲取暴利，統制所得絕大部分納入官員的私囊，使台灣的經濟命脈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壟斷與掠奪，導致民不聊生。許多公共建築、學校的設備，以及工廠的生產機具被軍人洗劫一空，拆卸後以低價賣往上海謀利，造成工廠無法生產而關門，以及工人失業。原本期待結束殖民控制的台灣人，不滿國民政府延續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壓榨台灣人民的生機，並且變本加厲。

政治上，陳儀本人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大權於一身，以台灣民眾深受「奴化」教育，日語說的比漢語好為由，對台灣民眾實行歧視性政策，重要職位幾由外省人控制，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位副處長是台灣本省人。十七位縣市長中，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為自重慶返台的「半山仔」，並不受台灣民眾歡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灣民眾不易謀得公家機構職務，造成當時的台灣民眾無論在政治權力、經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其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台灣民眾處處吃虧、加深雙方的隔閡，也使得台灣民眾十分不滿。

同時，上行下效，陳儀的歧視性政策也直接影響到了下級官吏和軍人的言行，乘車不付錢、吃飯不付錢、低價強買、仗勢賒借，乃至偷竊、搶劫、詐欺、開槍傷人、姦污婦女、與民眾之間的大小衝突不斷，也使得台灣民眾越來越輕蔑與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本省人與外省人對立情緒日益嚴重。

台灣的局勢日益緊張，1946年12月，美國駐台北領事館在其台灣情勢報告中，已預測台灣將隨時發生動亂。

這一時期，美國對中國實行的武器禁運剛剛開始，國軍依靠庫存物資供應尚充裕，而解放軍由於尚未有效整合滿洲國軍等力量，蘇聯和朝鮮的援助尚未到達，在國軍的凌厲攻勢下節節敗退，丟失大片土地。

針對這一不利局面，中共地下黨在國統區發動了一系列學生運動，尤其是1946年12月24日發生的沈崇事件，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最終成功迫使美軍撤離中國大陸。

本著成功的經驗，1947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台灣省工委，在台灣發動大規模示威行動。（2月，周恩來還親自批示在國統區開展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並與5月份發動成功）

面對這一切事態，陳儀繼續保持政策上絕不鬆動的立場，對於台灣名流的請願，陳情一律採取敷衍和打壓的態度，成功的進一步激化了島內矛盾。

爆發的一天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沒收販賣私煙的民婦貨物和錢財，並將民婦打傷，引起公憤，遭民眾圍堵，稽查員慌亂中開槍示警，打死路邊無辜者。民眾抗議未獲解決，28日，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民眾衝進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煙、酒類等物搬出並予以焚毀。下午民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又遭公署衛兵無預警開槍射擊，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局勢急遽惡化。

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台旅行者都受到報復。一些商店、車輛亦被搗毀焚燒。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亦被搗毀焚燒。一些不明身份者，持大棒對外省人毆打或焚毀車輛。在本町、台北車站、台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當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

至此，228事件全面爆發

各派的應對策略

經由行政長官陳儀同意，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在台灣各地成立分會，進行整合民意、維持秩序，並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然而陳儀根本沒有談判誠意，斷然拒絕處理委員會的要求，並於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2月28日晚上，陳儀制定反間計劃，組建忠義服務隊，招募黑道人士，燒殺擄掠，燒毀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全面激化矛盾，一方面讓民眾喪失和平解決的信心，一方面製造派兵鎮壓的藉口。「台北二十二處流氓首領及部分學生進行反間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各地亦如法進行，收效宏大」。

陳儀的行動使衝突規模迅速擴大，各派力量相繼登場，3月2日，中共台灣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組織以舊日本軍人為主體的暴動隊伍，攻占嘉義市政府和警察局，奪取大量武器，3月4日，又攻占當地國軍兵營。3月2日，台灣共產黨創始人謝雪紅，在台中領導老台共人員發動暴動，攻占台中市各政府機關，全面佔領台中市。並在台中召開市民大會，3月7日，台灣共產黨人吳鳳鄉在阿里山對國軍發起進攻，國軍寡不敵眾，被迫炸毀彈藥庫撤退。隨後，中共台灣工委和台灣共產黨所屬的部隊聯合組成「二七部隊」進一步發起對周邊地區的進攻，二七部隊是二二八事件當時，規模最大、維持最久的反抗勢力組織。

與此同時，台灣獨立運動人士和舊日本軍人也在台灣其他地區相繼暴動，3月2日起，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攻擊多處政府機關及部分外省人，大量無辜者被殺，並控制市政府。組織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的學生組成自衛隊。3月5日，高雄市參議會號召全民暴動，暴動者持機關槍佔領高雄市警察局和全部市政機關，並包圍高雄要塞司令部。3月6日，暴動者向國軍高雄要塞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國軍交出武器投降。

要塞國軍300多人衝出要塞反擊，雙方在高雄市展開巷戰，當日，國軍奪回市政府，高雄暴動者被全部擊潰。

幾天之內，暴動者奪走各地軍警的武器達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卻已失去控制情況能力，此時，國軍在台灣全境僅有5251人，兵力嚴重不足。

3月2日暴動爆發後，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直到3月5日，在隱瞞了3天之後，行政長官陳儀向國民政府請求派兵鎮壓，但是在報告中，陳儀對事件的起因進行隱瞞，稱此次事件是由於台灣民眾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遺毒，受共產黨思想影響，產生「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同時，陳儀對事件的規模形勢繼續隱瞞。

直至3月7日，蔣介石才從各方反饋的信息中逐步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但此時暴動規模已經完全擴大化，以致蔣介石多次怒斥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不自知其短缺使餘處理為難。」，3月8日，蔣介石決定增兵台灣，同時制定了「懷柔以穩」的策略，並給陳儀寫下親筆手諭，要求「不可報復」，「從寬處理」。指示「 政治上可退讓,軍事要求不得接受 」。然而，陳儀把這一切又當了耳邊風。

增援部隊到達後，陳儀立即採取了全面的報復行動，部隊肅清街頭，沿路實施密集射擊，進行南北夾抄，台灣全島陷入血腥，各縣市反抗國軍的勢力迅速潰敗。非但如此，陳儀對許多本省籍的菁英，包括「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都大開殺戒,甚至濫殺無辜，許多民意代表、教授、醫師、律師、作家、記者遇害。3月17日白崇禧奉令來台宣撫巡按調查，嚴批陳儀，下令停止濫殺，強調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然而陳儀又於3月26日，發布「為實施清鄉告全省民眾書」，展開「清鄉」活動，在各地濫捕濫殺，受害情況持續擴大。在整個鎮壓活動中，除謝雪紅，張志忠領導「二七部隊」有較長時間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

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應該立即成立軍務局,把廣大的勞動人民武裝起來. ..解放區戰場再打幾個勝仗,蔣介石的兵力將更感不足,對於台胞的壓力不久就會減輕…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

應該說，228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牽制國民政府軍隊向中共控制的解放區進攻的步伐。

3月22日，陳儀被國民政府撤職。5月11日，陳儀返回大陸。

儘管受到了228事件的嚴重影響，台灣地區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工作仍然在1947年如期進行。

但是228事件，使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產生了難以跨越的鴻溝，兩個族群的對立持續幾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完全消除。

後記

1950年6月18日，陳儀於台北深坑被秘密槍決，行刑時，陳儀大義凜然，面不改色，對行刑的人說：「向我的頭部開槍！」。直呼：「人死，精神不死」。

行刑當日，台灣民眾誤以為會在馬場町處決，2萬多人聚集馬場町刑場，群情激奮。

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追認陳儀先生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貢獻出生命的愛國人士」。

陳儀死後，骨灰埋於今新北市五股區，立碑曰：「陳公退素之墓」。其墓園的位置曝光後，有時遭人噴漆破壞，2013年更被發現墓碑與骨灰已失踪。

胡允恭與陳儀

胡允恭，1923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4年與葉挺一起去福建聯絡十九路軍反蔣，福建事變爆發後，擔任新成立的興泉省任公安局長。

1937年再度赴福建，深得陳儀賞識，先後委任胡允恭為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縣縣長，後應葉挺邀請赴安徽，通過關係出任懷寧縣長。利用縣長身份為新四軍提供大量情報，有力幫助了新四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打擊。後事情敗露，遭國民黨通緝，只好返回福建陳儀處，繼續為黨工作。

1946年4月，陳儀委任其擔任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同時任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為駐台「掩權特派員」。同時陳儀發給其特別通行證，方便其在台灣全省開展工作。

1947年3月，「二二八」事件後回到上海。及時地把台灣民眾「二二八」起義的詳情寫成《台灣真相》一文，發表在黨的地下刊物《文萃》上。

1948年8月6日，陳儀受湯恩伯的推薦，被委任為浙江省政府主席。胡允恭立即趕往浙江與陳儀取得聯繫，11月，陳儀趕走保密局特務毛森，釋放100多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隨後，二人全力阻撓國軍在浙江布防，準備迎接解放軍渡江事宜。1月27日，陳儀派自己的外甥策反湯恩伯，要求湯恩伯讓出長江防線，湯恩伯隨即將此事密告蔣介石，2月21日，陳儀被捕。胡允恭逃走。

1951年，胡允恭被終止黨籍，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逃過，成為名副其實的老運動員，1983年平反，1991年去世。

「台獨之母」謝雪紅

謝雪紅，女，漢族，台灣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入莫斯科東方大學，1927年12月回國。

1928年在上海參加組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參與製定了台灣共產黨「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台灣獨立」三大主張。

1929年，日本共產黨瓦解，共產國際讓中國共產黨領導台灣共產黨，遭謝雪紅堅決抵制，台共分裂。

1946年，中共華東局派遣蔡孝乾等人潛入台灣組成台灣省工委，廣招過去的台灣共產黨（舊台共）成員，謝雪紅與其合作但拒絕參加。

二二八事件後，謝雪紅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組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解放後成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後遭長期批鬥，1970年11月5日，謝雪紅因患肺癌病死在醫院的走道上。

被台灣民進黨、台聯黨譽為「高度民族自決的先鋒」「台獨之母」

二七部隊

3月2日，謝雪紅在台中市舉行「市民大會」。呼籲市民暴動。3月3日，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人民大隊」，簡稱「民軍」。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3月3日民軍與國軍展開激烈槍戰。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台、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亦與民軍談和並交出武器，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3月6日，作戰本部將在地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並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進駐干城營房。3月8日，二七部隊馳援嘉義的戰鬥。3月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大批增援部隊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實力有限，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除攻占台中各政府機關之外，亦武裝支援嘉義、南投民眾反抗國軍的戰鬥。

3月13日至3月16日，二七部隊多次與國軍激戰，並在「烏牛欄之役」重創國軍。不久後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自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