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臺灣「法務部調查局」等檢調部門大動作對王炳忠等新黨青年幹部展開突襲式搜查、偵訊的消息曝光後，兩岸譁然。此次「新黨事件」並非單純的司法事件或孤立的政治操作，而是蔡當局在任內加緊打擊異己、強化社會管控的「綠色獨裁」的一個新高潮；而檢調部門搜捕王炳忠等人不但經歷了近兩年的偵查和情報的搜集，也進行了長時期的「立法」準備工作，其所依據的「國家安全法」背後，是蔡當局著力推進研擬、修訂和增強的一整套「麥卡錫主義」式的法規體系。

開啟「獨裁修法」之門

蔡英文上臺後，大開時代倒車，其濫法專權無所不用其極，物件從政治反對派擴展到全民，蔡執政正在從「綠色獨裁」發展為法西斯化的「綠色恐怖」。

王炳忠等人被指涉及台「國家安全法」2-1條，即「不得為外國或大陸刺探、搜集、交付公務機密或發展組織」。2017年，民進黨醞釀出多達16個版本的「國安法修正草案」，要求大幅提高「情資洩密」刑責，還欲通過完善針對情報、行動和組織三個層面的「間諜、滲透和顛覆行為」的管制，彌補該法的「法規真空」。

蔡當局「完全執政」一年多來，不少「修法」和「立法」擴權與侵害人權的程度，均不小於「國安法」；其在打擊異己時「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決絕心態，比起威權時代似乎更勝一籌。

主辦「新黨事件」的是台「法務部調查局」，前身是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在此次充任一線打手前，2017年初，「調查局」制定了臺灣首部「保防工作法草案」，並提交行政部門審查，但因其異想天開式的「反間規劃」，引起全台一片譁然。該草案要求在各級行政部門、「駐外機構」、行政法人、「公營」事業等所有涉密單位、企業設置「保防處室」，執掌機密保護、防止滲透等工作。此外，草案還提出要對為「中國等敵國」從事探密洩密、發展組織等「間諜活動」予以七年以上的重罰。

更讓島內輿論震驚的是：「草案」授權「保防員」可在無司法授權情況和無犯罪事實認定的情況下「查訪可疑物件」「調閱檔資料」，具備「查扣、臨檢、約談」等「司法員警權」。輿論認為，此法若付諸實施，「不啻是戒嚴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死灰復燃」，屆時一個星羅棋佈的特務網路將遍佈臺灣。同時輿論對這項專制法案竟能送交行政部門、並在長期以「民主人權捍衛者」自居的民進黨內引起辯護聲浪感到難以置信。在強大外部壓力下，時任台行政部門首長的林全也不得不緊急退回草案並要求修正。

仔細分析，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保防法」除了直白地針對大陸等「敵國」、具有顯而易見的「台獨」色彩外，還存在讓行政機關徹底架空臺灣司法、建構新威權體制的意圖。「保防工作」中完全沒有法院的角色，而由非行政中立的政務官或地方首長負責，實際是讓蔡當局擁有一個超然於司法體系的、如「錦衣衛」般全權聽命於自身的情治機構。與兩蔣時期「保密防諜」仍局限於公務體系和「黨產會」專注於政黨清肅不同，「保防法」將意識形態的鐵幕加諸民間，可謂「天羅地網、無限上綱，密探人戶、情治下鄉」，其牽連範圍遠超威權時代，臺灣將不再具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直得注意的是，「綠色獨裁」進程並未隨著「保防法」被抵制退回而結束。英系（蔡英文系）民意代表王定宇、羅致政、陳明文等人隨後又拋出換湯不換藥的「反滲透法」草案，並推動強化”刑法」的「修法」，例如在「外患罪」部分，將「大陸」視為「敵人」，規定tt投共」「洩密」和參加解放軍「最重可處死刑」，與同期進行的「國安法」「修法」潮遙相呼應。

「修法擴權」變本加藶

事實上，對外護航「台獨」，對內濫權獨裁，是蔡當局一系列「國安」範疇「立法」的共同主旨。「保防法」受阻後，蔡當局的「修法擴權」反而變本加厲，體系化脈絡也愈發清晰。

在政治領域鎮壓反對力量，破

壞兩岸關係。蔡英文加速實施的「轉型正義」，實質是借公權力整肅政治異己，所謂的「轉型正義」是讓臺灣轉向一個法西斯式政權的「綠色正義」。蔡當局借「退將赴陸事件」大做文章，經數月研擬，於2017年7月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國家機密保護法」修正案，對「退離職的高階公務人員及軍職人員」赴大陸進行長達15年的嚴苛管制，並增訂罰則。包括馬英九、吳敦義等在內的藍營大老均因此而難有在兩岸揮灑的空間。此外，蔡英文上任兩個月就完成「不當黨產條例」「立法」，在行政部門設立「黨產會」，專注幹查抄國民黨黨產，「黨產會」僅憑行政權就可沒收法人或個人財產，是跨越行政、司法的「太上機關」。類似地，蔡當局又於日前通過「促轉條例」，設立兼具司法、行政兩權的「促轉會」，「促轉會」可在無捜查證情況下發動搜索查扣。這些被質疑違反基本法治精神的措施，都在所謂的「轉型正義」下得以實現。針對活躍於「反獨促統」鬥爭一線的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等統派政黨，蔡當局先後通過「政黨法」和修訂「組織犯罪條例」予以「精准打擊」，一方面，嚴格規範其政黨行為、提髙其政黨門檻；另一方面，大幅鬆綁「組織犯罪」的要件，以方便將統派納入規範，設立「統促黨條款」。

在社會領域濫擴政治權力.侵犯人民權益。賴清德就任「閣揆」後，密集提出或通過了一系列謀求強化社會控制的法案。例如提出建®包括眼球虹膜資料庫的「戶籍法」。民進黨民代鐘佳濱等人連署提出「戶緖法」修正草案，主張捜集如虹膜等民眾「畢生不變的生物資料」以取代現有的身份證，便利員警盤查。這一提案在島內引發了巨大爭議，民進黨不得不在巨大壓力下予以撤回。再如企圖通過「資通法」擴權。台立法機構2017年12月初審通過「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原條文第18條規定，當局有權在無搜查證時派員「赴非公務機關檢查」。該規定被質疑有明顯的侵犯人權自由和不當擴權。最終，經朝野協商，相關條文被決議刪除。

但可怖的是，蔡當局各行政、立法單位仍在競相提出政策或「修法」，繼續強化政治機器功能，刻意推動通過侵害民權而遂行其政策的法律。例如，已完成一讀的「統計法」「修法」，計畫賦予訪員在「未明統計專案」上進入住家的調查權；「通訊傳播委員會」要求儲存人民的網路紀錄；「刑事局」新引入「不能對外說明」的手機通訊監控技術；「國發會」在毫無法源基礎下徑行成立「個資評議中心」，欲讓民眾資料可以在各機關間流通。對此，學者劉性仁指出，如果加上放任資方踐踏基本人權、引發社會動盪不安的「勞基法」「修惡」，以及充滿家長式監管而侵犯結社自由、遊行自由的「社會團體法」和「人民團體法」修正案，賴清德上任後快節奏地推出操切、荒唐的「修法」動議，不但顯示其專業性和民主素養的缺失，也說明目前蔡當局的立場完全站在深綠陣營與權賁保守勢力一邊，以民眾的統治者和監控者自居。

謀求「綠色永續執政」

蔡英文施行的「綠色獨裁」是一個謀求永續執政的系統工程，其操作手法和發展脈絡，以及由此造成的體制混亂及民主倒退，可從幾方面觀察。

其一，強化要害職位的人亊主導權。從「組閣」開始，蔡英文對重大人事安排，均採用反民主、反政黨政治的興之所至、任人唯親的「小圈子」路線，如重用林全、蘇嘉全等親信故舊，大量起用其昔日臺灣陸委會和智庫的下屬幕僚進入「府會」核心，全面倚重新（潮流）系以換取支持，讓民進黨黨工大舉進駐行政團隊機要監控「部會」運作，從而確保蔡在人事、行政、「立法」議琪節奏上的主導權。蔡英文還在民進黨「十七全」上正式宣告英系成軍，成為民進黨內僅次於新系和「正國會」（「正常國家促進會」）的第三大派系。

其二，大搞官派酬席，政治分贓同時佈局「永續執政」。蔡英文還全面插手「中央」地方、「公營」及民團人事，不問專業，只為分贓。除了強奪臺灣中華文化總會、在臺北市農產運銷公司和榮民榮眷基金會等安插黨內人馬外，還以「改革賄選黑金」為由，輕率決策將農田水利會和鄉鎮市長從直選改官派，廢除地方自治，強化基層對民進黨的效忠；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將三級機關首長由「常務官任命制」變成「政務常務雙軌制」，導致技術官僚淪為政治酬席，再行政黨分贓之風，文官中立難保。事實上，正如「黨產會」成員坐擁高薪，蔡當局原擬設定的「保防員」也極有可能變成只懂得政治效忠的「肥貓」。民進黨人事路線的基本邏輯就是將「自己人」放在重要崗位上或因人設位，在利益輸送中穩固民進黨對各個機關和社會各界的控制，從而實現「綠色永續執政」。

其三，破壞「五權分立」，變相指揮行政和「立法」，借機無限擴張「黨意」。蔡英文通過定位不明確、程式不公開、會議不記錄、責任不追究的「執政決策協調會議」，將前任「閣揆」林全矮化為CEO，將立法機構變為橡皮圖章，將「黨意」公然混入「公共利益」，諸如「不當黨產條例」等各類集權、罔顧法理的政策、法案層出不窮，動輒強渡關山。同時，蔡當局一再增設體制外「黑機構」，排擠及干擾既有機構職權，破壞權責相符的政治倫理。例如在蔡辦之下成立「年改會」以及「司改會」，前者襲奪了「考試院」對文官政策的決定權，後者侵犯了「司法獨立」和「司法尊嚴」。這種破壞式設計讓蔡英文方便以個人意志引導政策，於法律與倫理之外遂行高度政治性的任務。此外，蔡英文還力挺主張「兩國論」的許宗力任「大法官」，以及髙喊「廢除監院」的「獨派」陳師孟任「監察委員」，從人事上破壞上述機構的「法理職能」，讓民進黨淩駕於「五權制衡」之上。

由此觀之，蔡英文施行的「綠色獨裁」正大幅傷害臺灣民主進程，並有法西斯化的可能。蔡英文上臺後，民進黨「台獨」「廢核」「同性戀婚姻」等幾大「神主牌」相繼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民主與人權」的神主牌也完全騷露出自欺欺人的醜態20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前夕，「臺灣人權促進會」聯合多個民間團體舉辦諷刺性的「2017人權金龜獎」頒獎儀式，台行政和立法部門幾乎包攬所有「侵害人權獎」提名，還有人權團體向國際人權組織「告洋狀」。這些曾為民進黨同路人的社運團體的倒戈，顯示在蔡英文時代，臺灣的民主出現了顯著倒退。事實上，今日民進黨所作所為，與當初借民主上位實行濁裁的納粹黨頗為神似。雖然在島內政治體制與民主意識的慣性制約下，「修憲」無法一步到位，「軍隊法西斯化」也不敢明目張膽，但蔡當局正在遂行次一級的「修法獨裁」以及「鱉察法西斯化」，從而「以民主反民主、以法律滅法律」。在臺灣特有的藍綠二元對立和泛民粹化的社會結構與氛圍下，隨著民進黨全面綠化臺灣和蔡當局系統性集權的深入，不能排除臺灣出現一個「柔性極權」的「新法西斯化」當局。

需要指出的是，蔡英文的「綠色獨裁」不但符合美日強化冷戰意識形態的戰略口味，也是在深度迎合其對臺灣具體的利益需求。近期，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延長《外國情報監控法》，授權情報部門繼續在未獲得法庭許可的情況下對外國公民的通信通話等進行監控；此前，安倍政府也通過了「合謀罪」法，大幅強化對社會全民和反對團體的監管與壓制，為其右翼政治護航。事實上，蔡當局之所以不懈推動「保密防諜」相關立法，一個因素是由於美國不斷向臺灣傳話，稱台軍和涉密企業中普遍存在「共諜」，阻礙了美台軍事裝備與技術轉移合作的深化。由此可見，蔡氏「綠色獨裁」的本質，是「台獨」勢力通過對人民的反動、監控和洗腦，固化「台獨」的政治收益並強化其對兩岸和平統一的負隅頑抗，最終提升「以武拒統」的物質實力。

（劉匡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