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鄧小平的照片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成為《時代》周刊評選出的「1985年度人物」。那一年的候選人還包括美國總統雷根、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等，而鄧小平的當選理由包括：「他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中國經濟政策的徹底轉變，如果成功，意味著在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之外有了另一個選擇」……

1985年，是中國推行改革開放的第八個年頭。那一年，收錄了鄧小平22篇重要講話和談話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公開發行，系統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理論建設同步，改革開放的實踐也繼續在全國各地鋪開。1985年6月29日，國務院批復了福建省人民政府《關於報審廈門經濟特區實施方案的報告》，批準將廈門經濟特區的範圍擴大到廈門全島和鼓浪嶼全島，並且逐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就在同一個月，32歲的習近平從河北正定調往福建廈門，出任副市長，站在了改革開放的前沿。多年後，習近平在接受採訪時說：”我當時很踴躍地到廈門來啊，就是想來嘗試對改革的實踐、對開放的實踐。

由習近平牽頭，廈門市組織了國內100多位元專家，歷時一年半時間，進行了21個專題研究，制定了《1985—2000爾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這是全國經濟特區中瓰早編制的一部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廈門的社會經濟發展從此有了明確的目標，人們對「經濟特區」這一新生事物也有更多瞭解。著名經濟學家馬洪當時評價說：「這個發展戰略不僅對廈門有指導意義，同時也為其他地區制定區域性發展戰略提供了有益的經驗。」這其中，習近平功不可沒。

以廈門為起點，習近平在福建工作了17年-。他親手推動了這型的改革開放事業，也見證廠八閩大地的春天。

「滴水穿石」「弱鳥先飛」

原寧德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金煊的桌頭，放著一本1992年出版的《擺脫貧困》。這本書收錄了習近平在寧德工作期間的部分講話和文童，記錄了他工作中的方方面面。「習近平在寧德工作了兩年，時間上不算太長。但是，他給寧德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李金煊對《環球人物》記者說。1988年6月，習近平從廈門來到寧德，擔任地委書記，成了當時地委班子裏最年輕的一位。

相比於廈門，地處閩東的寧德落後很多，被稱為中國東南沿海的「黃金斷裂帶」。「寧德的基礎設施薄弱，電力、通信發展滯後，拖了經濟的後腿。我們當時有句順口溜：水停停，電停停，燈不明，路不平，人窮困，家赤貧。」李金煊回憶說，「閩東的9個縣裏有6個是國家級貧困縣，還被列人了全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經濟發展落後導致一些幹部的思想也出了問題：有人「等、靠、要」，把國家對貧困地區的支援當成「搖錢樹」；有人急功近利，對長期性和基礎性工作興趣不大。而寜德的百姓則希望借改革開放的東風，實現跨越式發展。寜德市委原副秘書長周安林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當時，寧德人有3個夢想：通鐵路，開發港口，建設中心城市。」

習近平感受到了寧德人民心中的熱望。不過，他沒有急於求成，而是一頭紮進了基層。李金煊曾幾次跟隨習近平下鄉調研，對當時的情形印象很深。「習近平下鄉不是走過場，是真的走到最偏遠的地方。有些村子沒通公路，他就走幾個小時的山路，翻山越嶺也要去。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他一戶一戶過問。當時，政研室有同志總結習近平到閩東後，不知道『掀了多少鍋蓋，掀了多少桌蓋，掀了多少鋪蓋』。」上任不到3個月，習近平走遍了寧德地區的9個縣。

在充分瞭解了實際情況後，習近平提出了「弱鳥先飛」的概念。他寫道：「毫無疑問，在發展商品經濟的海闊天空裏，目前很貧困的閩東確是一只『弱鳥』。」「弱鳥可望先飛，至貧可能先富。」聽到「弱鳥先飛」的想法，寧德人的期待更高了，開發三都澳就是大家的一個迫切願望。「三都澳是一個天然深水良港，早在溝朝晚期就是對外通商口岸，三都島上有很多外國辦事處、公司。新中國成立後，龍近臺灣的三都澳成了海軍基地，承擔了更多的軍琪職責，對外貿易基本停滯。改革開放後，寧德人覺得開發三都澳的機會來了。」周安林說。但習近平經過充分的調研、分析後，保持了冷靜。他認為寧德的經濟基礎過於薄弱，開發三都澳的條件還不具備，等打好基礎、條件成熟以後再做，效果會更好。周安林說：「現在回過頭看，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港口的開發首先涉及經濟腹地，寜德當年的經濟狀況顯然不具備條件。另外，寧德周邊的溫州港、福州港都在飛速發展，當時開發三都澳效果未必會很好，更不用說開發港口還需要國家大筆的資金投入了。」

福建省政協原副主席、時任寧德地區行署專員陳增光回憶說：「為了讓閩東群眾儘快擺脫貧困，習近平同志以低調親民的身影深入群眾，開展調研，探索思考，宣導並提出了許多富有遠見的工作思路和對策。」其中，讓李金煊印象最深的是習近平提出的「四下基層」工作制度。「『四下基層』就是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査研究下基層、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下基層。習近平不喜歡開虛會，要求幹部有時間就多下基層。有一次下基層，接待人員擺了一桌水果和好煙好酒，習近平看到了說：『老百姓要幹多久才能掙出這煙這酒？收起來吧。』」

考慮到寧德的實際情況，習近平在提出「弱鳥先飛」的同時，也提出了「滴水穿石」的改革精神。在下基層的過程中，習近平很注意發現好的典型，希望通過樹立典型，帶動更多地方發展起來。在他看來，地委工作大多涉及農村，沒有典型的東西說服不了基層。1989年底，習近平請李金煊牽頭準備材料彙編，把工作中「典型的、有進步的、有發展的」例子編輯成冊，並取名《滴水集》，寓以「滴水穿石」之意。在《滴水集》的序言中，習近平寫道：「滴水彙聚成的涓涓細流，將匯成江河奔騰向前。」在「弱鳥先飛」的鼓舞和「滴水穿石」的影響下，寧德近30年來一步一個腳印，在改革開放中走得很穩，而且發展不慢。

2010年9月，已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回到寧德。他登上福鼎核電站觀景台俯瞰遠方，感慨地說：「當年，閩東，人有3個夢想：一是撤地建市，我在（福建）任上時實現了；二是建設福溫鐵路，現在夢想成真；三是開發三都澳，如今也指日可待。而核電站是當年想都想不到的。」

「福州要有大變化了」

1990年春天，福建省會福州迎來了一位新的市委書記——從寧德調來的習近平。時任福州市委組織部長王文貴至今還記得習近平剛到任時的情景：「他來的第二天就下去調研了，隨後幾天我陪著去了永泰、閩清、閩侯等地。那種高效的工作節奏讓人印象深刻，當時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變化了。」

變化很快就來了。習近平履新福州市委書記之時，正是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前夕。+幾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有成績也有雜音。當時社會上關於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頗為激烈。據《福建日報》報導，習近平準備在福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但選擇首批股份制改革試點企業時，遇到了困難。時任福建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明森回憶說：「市里最早篩選了一批國有企業，但大家都不敢試、不願試。全民所有制企業還能搞股份制改革？沒有先例參照，怎麼做？即便是決策層，也有不少人對國有企業搞股份制改革一時不能理解。」

1991年，民營企業福耀玻璃醞釀上市，找到陳明森幫忙制訂股份制改革方案。習近平聽說後就把陳明森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跟他聊了整整一個下午。陳明森記得，習近平開門見山地說，請你來就是研究福耀爭取上市的做法，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試點。「光福耀還不夠，要推動更多的企業改制上市，特別是國有企業，已經不得不改了。必須進行政策扶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習近平的這番話，讓陳明森感受到了他的果敢和擔當。

那次淡話之後，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福州市決定由福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總公司（以下簡稱開發區建總）「試水」股份制改革。改革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波折，擔開發區建總最終在深交所上市。截至2014年，上市後的開發區建總累計向國家上繳的稅收超過了20億元。之後，習近平持續推動了福州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規範化股份制改革試點。他在國有企業調研時多次說過，擺脫企業困境的唯一出路就在於改革。

與推進改革並行的，是習近平對提高機關工作效率的重視。他在福州任職之初，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手續非常繁瑣，一套手續辦下來要跑很多部門，至少需要一到兩周時間，其中某個專案的審批竟然要蓋130多個公章。不少外商苦不堪言。1990年，在習近平「馬上就辦」的提議下，福州實行了投資項目審批的「一棟樓辦公」。這就是當時設立的福州外商投資管理服務中心，全部手續不用出樓就能辦完。有一名韓國外商到福州投資，僅僅兩天就辦完了所有手續。這名外商在意外之余高興地說：「這裏和我們來中國之前聽到的情況可不太一樣。」

如今，在福州市行政服務中心的外牆上，「馬上就辦」精神，巳經深深紮根于福州幹部的心中。

7次調研總結「晉江經驗」

1995年，習近平出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此後歷任福建代省長、省長等職，繼續在福建推動改革開放。在此期間，晉江也恰好走到了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

改革開放之前，晉江因「窮」出名，很多人只能靠地瓜、稀飯勉強度日。改革開放初期，晉江陳棣鎮開始聯戶集資興辦鄉鎮企業，很快成了福建省內的第一個億元鎮，掀起了晉江興辦鄉鎮企業的熱潮。到了1989年，晉江的工農業生產總值已經達到幾十億元，財政收入突破了1億元。3年後，晉江撤縣設市（縣級市），很快就領跑福建的縣域經濟。中國社科院把「晉江模式」與「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廣東模式」稱為「中國四大模式」。

但是到了20世紀最後幾年，以鄉村工業化為主要特徵的「晉江模式」遇到了瓶頸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煙囪比電線杆還多」「低端競爭，富而不強」……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在世紀之交的6年裏7次來到晉江調研。在這7次調研中，曾任晉江市委副書記的陳意逬陪同了4次。「習近平除了進社區、訪農村、走基層，還重點走訪了十幾家企業，與企業家交流談心。他經常一個廠就待一個多小時。每一回進企業，他都仔細詢問有沒有引進新技術、開發新產品，市場是怎麼開拓的，企業要怎樣才能做大，存在哪些困難。」陳章進回憶說。

2001年，已經是福建省長的習近平出席了第三屆中國（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在安踏的展館，他與安踏昧育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世忠聊了20分鐘，當時，安踏成立已經9年，只做運動鞋，名氣不大。習近平捕捉到了安踏存在的問題，於是提出建議：把好質量關，創出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創新產品。這3點建議抓住了晉江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品牌意識和創新意識的欠缺。習近平的觀點很快引起了晉江企業家的共鳴，包括安踏在內，很多企業採用邀請明星代言、開發新技術等方式，在國內乃至世界上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丁世忠回憶說：「習近平平易近人，我們辦企業的喜歡和他說心裏話。」

第二年，習近平再次來到晉江，在調研過程中總結出了「六個始終堅持」和「處理好五大關系」的思路。「晉江經驗」由此提出。兩個月後，習近平把那次調研的思考整理提煉成《研究借鑒晉江經驗，加快縣域經濟發展》一文，先後刊登在人民日報與《福建日報》上。多年後，福建省委在晉江召開了全省縣域經濟發展工作會議，對照「晉江經驗」提出：「誰在解放思想上領先，誰就能在發展中贏得主動。」

林業改革，給幹部吃了「定心丸」

福建被稱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林多，是我國南方的重點林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後進行了兩次林業『三定』和落實、完善林業生產責任制改革，但都沒有觸及產權。由於產權不明晰，山林說是集體的，好像大家都有份，但在山林管理、生產和分配收益上，農民沒有自主權。這個問題到了20世紀最後幾年巳經比較突出了。武平是個林業大縣，又是個貧困縣，老百姓守著『金山銀山』過窮日子。我1997年到武平當縣委書記，全縣的人均年收入才2300多元。農民手頭緊了就上山砍幾棵樹，反正集體林區的林權歸屬不清，也就沒人願意管。有些企業收購這樣的木材非法加工，甚至有些鄉鎮和村裏的幹部還牽涉其中，形成了一個利益鏈。」時任武平縣委書記嚴金靜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2001年，國家要求更換老款的林權證，武平的幹部動了心思：何不趁此機會推一把集休林權「分山到戶、家庭承包」的新路？？

那一年，在沒有明確政策要求和支援的情況下，武平率先開始了林改，試點、逐步擴大到各個鄉鎮。擔是隨著林改的推開，問題也接踵而至。「比如歷史上的所有權難以界定，比如由於沒有經驗導致分山的方法和程式都不到位等。這種情況下，涉及林改的群眾上訪也逐漸增多。」嚴金靜說，「縣內外都在觀望著武平的林改。我們也擔心，生怕改革『崩盤』，引發大規模亂砍亂伐。縣裏的一些幹部也不想幹，工作量大還有風險，有人私下說『這是沒事找事』。」

當武平林改處在最關鍵的時候，2002年6月21日，習近平帶著省直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親自到武平調研林改情況。在聽取了彙報和基層幹部群眾的意見後，習近平充分肯定了武平林改，並作出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指示。「林怎麼分，老百姓有什麼意見，他看得很仔細，問得很仔細。省長的肯定堅定了武平的決心。7月初，我們就召開了全縣改革動員大會，貫徹習近平的指示，全面推進林權制度改革。」嚴金靜說。

林改在推進，新的問題也一直出現。8月底，嚴金靜整理了一份材料，到福州向習近平彙報林改工作。習近平聽完彙報說「林改的方向是對的，關鍵是要腳踏實地向前推進，讓老百姓真正受益」，並在彙報材料上作了批示。習近平的肯定和支持使林改有了良好的氛圍，武平的林改順利推進。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總結武平林改經驗的基礎上，出臺了《關於准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將林改在全省範圍內引向深入。2008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關於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以「明晰產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為孩心，把林改上升為國家決策。林業改革也被視為繼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我國農村經營制度的又一項重大變革。

2002年，習近平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離開了工作17年之久的八閩大地。有時候，數據很能說明問題。那一年，在福建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報中，福建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600多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3510元，相比于上年的增長率分別達到10.5%和9.7%，「全省經濟扭轉了自1998年以來增速逐年趨緩的狀況」。

（李靜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