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局開設的粵港澳大灣區專題網頁，集中展示大灣區各城市的主要統計指標，以及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人文及經濟交往方面的數據。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東省九個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的城市群。一六年大灣區常住人口超過6,810萬人，同年大灣區城市群的生產總值合計超過92,210億元人民幣，當中香港佔23%，澳門人均生產總值最高，為46.6萬元人民幣。大灣區就業人口合計超過4,300萬，但各城市失業率均維持在1.9-3.4%較低水準，當中澳門失業率長期低於2%。

在直接投資方面，畢竟澳門企業總量有限，直接在大灣區城市投資相對較小，2016年澳企在大灣區城市直接投資不足60家，累計投資額逾104億澳門元。反而來自大灣區城市在澳門直接投資相較大。2016年有2,214家企業來自大灣區（但若公司有不同城市資本，公司數目會被重複計算），當中與澳門一水之隔的香港，因兩地經貿頻繁，香港有1,682家直接投資澳門，佔逾7成。珠海亦有地緣之便，有310家企業在澳直接投資，距離較遠的惠州尚未在澳有直接投資，東莞在澳直接投資有5家。大灣區城市累計投資總額達708億澳門元，當中香港的累計投資總額最多，達689億澳門元。

另外，有大灣區城市資本的在澳新成立公司近年持續增加，單是去年有逾1,300家，儘管有來自不同城市的資本時，公司數目會被重複計算，但從數據亦看到大灣區資金看好澳門市場前景。

如此的差距似乎與政府近年政府一直鼓勵澳門企業「走出去」開拓市場的初衷和努力背向而馳。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今年出臺，勢必加強區內發展融合。所以，本澳在持續發揮優勢「引進來」的同時，如何讓更多企業「走出去」也同樣重要。

在上個月，中聯辦舉辦的「兩會」精神傳達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行政長官崔世安及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均提出要以科學及前瞻的態度對待，將澳門的優勢能真正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之中，進一步深化與內地交流合作。

何厚鏵在發言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快將出臺，他希望各界要以科學性、具前瞻的眼光對待大灣區建設。何厚鏵表示，參與大灣區建設，澳門須將自身優勢發展融入大灣區，如何將「一中心」做得更好，將「一平臺」的作用發揮得更大，為大灣區作出貢獻，是特區政府以及本澳各界的努力方向。希望各界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支持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同時加強支持特區政府在立法效率、與鄰近地區基建互通等工作，擴大澳門的空間規劃。

何厚鏵表示，大灣區規劃列為國家今年重點工作，大灣區的發展初期，在人員、資金及貨物自由流動方面只能逐步簡化，但相信未來會越做越好，但要做到如國際現時多個大灣區般毫無障礙地流動，相信短期內難以實現。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有著龐大且具活力的市場，有港澳地區的優勢，加上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將有助解決澳門的短板。假如澳門無法融入大灣區規劃，將意味著澳門被逐步邊緣化、被逐步孤立。

崔世安期望各界以科學及前瞻的態度對待粵港澳大灣區整體規劃，將澳門的優勢真正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之中，需要特區政府及整個社會共同合作和參與，廣大居民要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依法施政，使「一國兩制」能夠在澳門成功實踐。

鄭曉松指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澳門發揮「一國兩制」優勢，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這次全國「兩會」上，各方關注的一個熱點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也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平臺。習近平主席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要抓住這一重大機遇，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我們要深刻學習領會習主席的講話精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很快就會出臺，我們要做好充分的準備，認真研究如何把澳門的優勢和大灣區的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推出一些具體的措施。

他表示，要有效運用資金優勢，積極投資未來，在參與大灣區建設中培育大灣區所需、澳門所長的新的經濟增長點；要以更廣闊的視野引進人才，鼓勵澳門的青年人到大灣區創業就業；要結合參與大灣區建設，進一步著眼長遠，規劃利用好澳門管轄的海域。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涉及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需要加強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協調。要加強三地溝通協作，在一些方面可以先行先試。此外，還要用好其他區域合作平臺，包括積極參與橫琴新區建設，推進蘇澳、閩澳合作等，力爭盡快取得早期收穫，使澳門與祖國內地共同繁榮發展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另外，行政長官崔世安在「千人匯」匯員大會暨與特首真情對話活動上也曾欣然答應並承諾在餘下任期內帶領不少於一個團出外交流及訪問，提議可參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並認為認為隨著經濟發展，青年們充滿不少機會。勉勵青年做好三方面準備，包括完成高等教育學歷，持續進修，自強不息；多瞭解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情況；以及具備「走出去、請進來」的開放思想。

由此可見，對於加強澳門與外地的交流合作，促進澳門企業、青年人走出去在特區頂層是有著相當明晰的認識，歷來也是相當重視，希望從政府層面的交流，帶動澳門與外地的合作，實現「請進來，走出去」的良好迴圈。這不由得讓人想起，行政長官崔世安在其首個任期時，就曾因為出訪頻繁而被戲稱為「遊埠特首」，更曾遭人詰問「這些出訪究竟能取得多少實效？凡事都要講求‘投入產出’，如果特首出訪花費不菲但收效甚微，這樣的出訪就應該適當減少」。現在，從統計數據上似乎可見一斑，當年的投入應該是有產出的，至少在現在投資本澳的企業中，有不少來源地都是當初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特別關注的地區。然而這還只是一個方面的產出，亦即「請進來」的產出，而在「走出去」方面則任然產出較少。

其實，特區政府在與外地的交流參訪過程中所開展的工作，尤其是雙方及多方所達成的共識數目及內容固然對未來的「產出」有影響。但是卻並非是決定性的因素，以現代社會的一般規律而言，政府之間的交往所起到的只是搭橋和鋪路作用，是從政策和方針上創造兩地乃至多地在經濟及社會民生等事務上進行合作發展的有利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企業或者社會團體機構的的後續跟進，有效把握和利用政府間交流所創設的條件。正如內地政府部門整日所提倡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對本澳而言，亦是如此，交流「產出」不夠好，不應該單純從政府身上找原因，還應從本澳企業以及社會機構，甚至是本澳整體社會多找原因。更不可因為一時的「產出」不佳而「因噎廢食」。

拋開現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以及大灣區城市群構建等時代因素外，從傳統觀點來講，澳門屬海島型自由經濟，但本地市場狹小、自然資源匱乏、產業結構單一、科技人才缺乏，因此，澳門經濟對外依賴性很大，尤其是對內地的依賴更是巨大。澳門的食用水、蔬菜、大米、副食品等主要來自內地，其部分電力也由內地提供。而且在經濟方面，澳門最主要的經濟支柱無論是旅遊還是博彩都是以內地客為主。這都表明，本澳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有需要、有前景，而這些合作的良好推展當然也會對本澳與內地地區的政府間交往有推動作用，而政府間的交往又會反作用於經濟的合作與發展。再者來說，眾所周知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並不樂觀，多數的發達經濟體仍然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淖不能自拔，內地雖然也將經濟增長速度調低，但是仍然是全球為數不多的增長地區，現在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發展動力動力所在，所以有經濟學者提出本澳也有必要改變過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思維模式，轉為「面向大陸」，尋找本澳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個過程中必然需要政府的間的較為來促進企業及本澳各業界與內地相關機構的合作。

再從政策層面看，國家規劃中將澳門定位為「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並要求本澳改變過往博彩一枝獨大的經濟結構，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些定位和目標的實現，並非是只有「深耕本澳」就能解決的，首先世界級的旅遊休閒中心不僅要求遊客的「世界性」，而且還要求各種設施和服務的世界性，這對於澳門狹小的地域來講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更要求澳門應該「走出去」。

而且，在區域合作的大前提下，澳門也絕對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則只能被邊緣化，而本澳由於自身條件的限制，反而對加強區域合作，實現資源分享有超乎尋常的需要，若不從政府部門就積極以交往促進合作發展，在本澳自身環境向好企業自身「走出去」內動力不足的情形下，澳門恐怕將會喪失區域合作的發展先機。

其實，政府除了以政府層面的交流，促進兩地或多地經濟文化事務合作發展，「間接」有所「產出」之外。有關政府部門所舉辦之跨區域交流推廣活動，更是能夠起到直接的作用。以本澳最為成功的「活力澳門周」活動為例，不僅舉辦地的居民訪澳人次大增，而且也極大的促進了澳門與舉辦地的企業合作，澳門企業和澳門品牌在每一場次的活動中都能與當地達成大量的合作協議。所以說，澳門加強對外的交往促進經濟文化及社會事務合作不僅是本澳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地要求，也應該成為一項「產出遠大於投入」的「賺錢生意」。這不單是對政府的要求，也是對社會企業及各機構所必須重視和跟進利用好政府所開拓優勢條件的考驗。

雖然本澳對外交往促進合作發展方面，有類似「活力澳門推廣周」這樣的成功範例。但是也不可否認，還是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最為讓社會關注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產出」不夠的問題。整體來看，制約交流「產出」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和制度兩個方面。雖然本澳與內地共同發源於中華文化，但是本澳經過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已經具備了有異於內地文化傳統的特質，所以本澳企業及機構在行事風格、習慣上與內地不同，可能即使雙方或與多個地區間有合作的意向和必要，但是卻因為文化背景和事物理解的差異而影響合作。與祖國內地的合作尚且如此，與海外地區，除了葡語國家和地區有較強的文化共通性外，迅速發展起來的澳門在與國際的交往中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就更多和，文化的差異只能算是一個方面而已。

制度上的差異，對合作的影響就更為容易理解。畢竟澳門實行的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資本主義制度仍是澳門的基本制度，這一點與內地是存在根本性不同的。而其他方面，諸如商檢、海關等等不同的規定，也極易形成所謂的貿易合作壁壘。雖然在CEPA、《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以及中央政府給予澳門的各種先行先試優惠政策下，制度方面差異與合作壁壘正在逐漸消退。但是距離真正消除，需要走的道路還有很遠。

按照一般的狹義理解，兩地及多地交流合作的產出都是集中在「經濟方面」，而經濟合作的主體是企業。政府間的交往與協商更多確定經濟合作的方向，制定和推出各項的優惠吸引政策，為企業的跟進發展促進兩地合作創設條件。那麼，在企業方面又有什麼因素制約了交流後的產出？對澳門而言，筆者認為主要因素有三點：其一，企業自身意識方面，雖然每逢政府組織出外交流時，都有很多的業界積極回應。但是之所以效果並不甚理想，原因就在於不少人認為政府組織外訪只是一場「秀」。更甚者，其自身企業就欠缺走出去澳門發展的意願，畢竟澳門近年來澳門經濟形式也是眾所周知的好，肯定影響本土企業走出去參與更大範圍內競爭和「冒險」的意識。正因如此，本澳不少特色知名的商家即使在本澳被迫結業，也未必願意到外地去做開拓。其二，也有不少的企業並非是不願意走出去，而是自身實力就弱，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拉長戰線，尤其是本澳一直都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在本澳這個微型經濟體中可能還可以「呼風喚雨」，但是到了內地或者國際市場上可能只算是「小魚小蝦」，經不得大風浪，當然就不願意走出去「送死」了。其三，雖然本澳有眾多美食在內的特色產品，但是仔細分析一下，我們也不難發現，其實現在本澳能拿得出手的產品也就是博彩、旅遊、手信，或者還可以加上正在謀求重新崛起的「澳門製造」（主要是服裝等工業製品）。其中博彩算是非健康產品，為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所禁止，工業製造更並非本澳有非常獨特之處，唯有旅遊及與之相關的手信算是澳門最大的優勢。產品選擇少了，合作的空間當然小了，所謂的交往「產出」必然也就少了。

因此，要提高與外地交往活動的「產出」需要對症下藥，首先是提高企業的憂患和競爭意識，對本澳內部而言，也不斷有人批評政府給予企業的支持容易讓企業形成依賴心理，而且也有違本澳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但說實話，要想一刀切的取消支持也是不可能，所以不妨在方向上有所傾斜，對於有意走出澳門，在更大範圍內開拓業務，做大做強自身實力的企業，政府可以優先給予扶持，而且還可以連同外地政府機構共同提供支持。其次，對於本澳企業實力不足的問題，有關企業可以採取「抱團」的方式，壯大實力，同時也可以考慮採取較新型的合作方式，比如與外地企業達成加盟合作、代理等。

當然，正如我們所說，政府「搭臺」之後，將會方便企業及社會機構跨區域的合作發展，但是政府在「搭臺」的過程中也是要有所側重的，應該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主動出手優先在關係到經濟、文化事務等合作方面的交通、海關、稅務等方面進行探討和爭取。以便為本澳企業發展開拓更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