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反對「台獨」旗幟鮮明。記得他的一首七言詩《臺灣無處不中國》是這樣寫的：「妄想海峽兩地隔，妄想『台獨』自快活。我且當頭來棒喝，台灣無處不中國。」他說：「我早就講過嘛，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國民黨到臺灣不過50多年，你有什麼資格鬧『獨立，？」

「台獨」走不通

李敖擁護統一，他是一位反「台獨」鬥士。「台獨」最初起源於50年代，由於長期以來臺灣當局的不容，「台獨」分子只能在海外的少數地方活動。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後，島內政治反對派進入活動高峰期，隨符臺灣當局對「台獨」的寬容放縱態度，「台獨」活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發展，滯留海外的「台獨」頭面人物幾乎全部回到了臺灣，把島內當成主要舞臺，從言論層面上升到「實施階段」，民進黨公開把「台獨」列為「政見」，一些「台獨」激進分子進人了臺灣的權力機構。在國民黨內亦有人提出了要求台灣當局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統「獨」之爭也自然成為臺灣政治思想界的一個焦點問題。

在與臺灣島內黨外人士的聯合作戰中，李敖兒乎無役不投，成為黨外的主帥之一。但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一些黨外人士逐漸地滑向了「台獨」的深淵，李敖便毫不猶豫地與他們分道揚鑣。

早在他「隱居」的日子裏，他也結交了一些「小朋友」，就是熱心辦刊物的年輕人。其中關係最密切的，是主辦《自由時代》的鄭南榕。

鄭南榕比李敖小12歲。他們倆的相識有些戲劇性。鄭南榕20多歲時，曾經跑來看李敖，李敖沒有留下特別的印象，只記得他穿著短褲。鄭南榕是個怪脾氣，李敖也沒有給他好臉看，似乎有著「洗腳戲門生」的孤傲。10多年後，李敖第二次做政治犯出狀後，與鄭南榕在「紫藤廬」相遇，他走過來向李敖問好，李敖想起了這個穿短褲的怪朋友。此時的鄭南榕，已經是小有名氣的評論家了。

後來兩人合作辦雜誌，關係一度不錯。鄭南榕下獄後，李敖到他家，送了10萬元給他母親。他請鄭南榕太太葉菊蘭和雜誌社業務負責人邱謙城到家裏，當面拿出10萬元說：「雜誌賠了錢，本來與南榕講好各賠一半的，現在由我全賠，不要南榕賠了。」葉菊蘭再三推辭，李敖堅決讓她收下。

1987年2月5日，出獄後的鄭南洛接受記者專訪。記者問他：「在你的這個案子裏，很特別的，我們看到李敖對你的關心是對別人從來沒有的。認你被收押起，他就為你做了很多事：你的感受怎麼樣？」

鄭南榕回答說：「李放跟我私交非常深，我們的交往已經不足許通朋友的交往。人家說：『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李敖的君子之交是厚如蜜、濃如蜜，所以他會對我這樣超乎他平常對朋友的行為規範。平常朋友彼抓了，他不會出庭、打點等等，他用寫文章來支援；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和我的交情不太一樣。他會對我這樣，是因為看得起我辦雜誌有格。他對其他朋友只會做到某一個程度。」

報上登出訪問記，李敖對鄭南榕的表白評論甚高，集中來說是兩個知道：知道李敖與他的交情；知道李敖對臺灣的感情。李敖支持鄭南榕，覺得他辦雜誌是爭取言論自出的，但是鄭南榕的重心逐漸地偏離，不滿足於言論了，而是往「台獨」的路上滑去。李敖不贊成「台獨」，與鄭南榕有了分歧，話不投機，他們逐漸疏遠了。李放告訴他，「台獨」是一種夢幻，「我們要犧牲，但是不要為夢幻的理想犧牲」。

還有一位與李敖坐牢有關的昔日朋友，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彭明敏。彭李算是師生關係，但彭沒有教過李敖。李放的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白》出版，他送給彭明敏，彭回信給李敖說：「我一向愛讀您的文章，且對您的許多見解，都很有同感，希望將來有機會認識您。」此後，彭明敏在臺北致美樓請李敖吃飯，這是他們第一次正式交往。彭明敏的博學、謙和，使李敖挺有好感。

但彭明敏卻給李敖帶來了牢獄之災。李敖坐牢的一條罪狀是，「明知彭明敏有叛亂前科，其叛亂之念未泯，仍秘密與之交往」，並助其偷渡。《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出自李敖老同學謝聰敏和魏廷朝之手，也彼懷疑造李敖所為。就這樣，李放莫名其妙地受彭明敏牽連，成了「台獨」集團的首要成員。

多年以後，彭明敏回到了臺灣。這時的臺灣，在李登輝的主導下，縱容「台獨」勢力做大，彭明敏也就成了凱旋的「英雄」。李放在電視畫面上看到，站在車上的彭明敏，風光十足地向群眾揮手，想到蔣介石當年也喜歡環顧左右，一樣的「風扇頭」，叫他啞然失笑。

「彭李之交」，是李放交友史上「驚心動魄又代價奇高」的一幕。被稱為「台獨教父」的彭明敏，人所共知反「台獨」一以貫之的李放，誰也說服不了誰。他們曾在反對派陣營中攜手，又在臺灣前途的認知上分道揚鑣。「是解脫？是遺憾？是神傷？是夢醒？我想兩人都會為之茫然。再會了，彭先生，你有德於我，我會刻骨；你失德於我，我會銘心，這就是李敖。這樣的血性朋友，哪裡去找啊？」

「台獨」走不通，這是李放的大聲忠告。

著文批「台獨」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李敖在批評文學創作中的「鄉愁情結」時，就已表露出他對一個中國觀念的固守。他說許多外省的朋友，他們寫詩填詞，儼然以『作客』的姿態出現，這是很不得體的小氣派。他們一提筆，就滿紙是『他鄉』『旅次』『客次』『逐客』等等的立場，這是絕對不妥的。這簡直是有意劃分中華民族的共同血液與山河。」在他的思想視野中，「中國」從束都沒有局限在小小的臺灣版圖之內，而是一個宏大的概念。這從他在中學時代寫下的言志詩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到八、九十年代，島內的黨外勢力興起，當一些人提出「台獨」的口號時，他的這種意識更加明確。他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而且，祖國統一最終必將實現。1991年7月6日，臺灣《聯合報》登一消息，稱「今年4月底海基會首次大陸行，中共媒體一開始亦稱其為臺灣『省』海峽交流基金會，後來改稱臺灣海基會；這次用語如出一轍，是否有意凸顯海基會的地方性色彩，值得注意」，「中新社、新華社口徑一致」「與上回用語如出一轍似又玩『矮化』遊戲」。李敖認為，《聯合報》的報導是不公正的，「臺灣為中國的一個省，國民黨偽政府並不爭執……臺灣既是中國的一個省，海基會不是臺灣省海基會，又是什麼？臺灣之於大陸，明叨是一個省的孤懸在外、明明是一個省的地方割據，在事實上與邏輯上，稱做『臺灣省』，都是名正言順的，又何『矮化』之有？」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獨」思想是心胸狹窄的表現，是「島國的褊狹之見」，只有實現統一大業才有大中華的氣象。他在《懷念郭國基先生》一文中借這位民族英雄的話說，「『大陸這麼大的財產』，是共同的祖先開墾的，『財產未分，大家有份』他沒有因為對國民黨的厭惡而影響到他駐本方向的清明，而影響到他對整個中國的熱愛，而影響到他採用狹小的眼光捨棄他對整個中國的關切。」「為正確目標而奮鬥的人，要有『山平水遠蒼茫外，地辟天開指顧中』的氣象，不要因蒼茫而小家子氣，只求跟偏安的、自私的一黨獨大共存，而忘了河山千里的指顧。」

在《拿破崙與臺灣獨立》等文中，李敖具體闡述了這一思想。拿破崙在少年時代便參加科西嘉島的獨立運動，他的父母都是「科獨」的激進分子。在一次鬥爭失敗後拿破崙醒悟了，他認為「科獨」並不能帶給科西嘉真正的獨立，當包力將軍提議勾結英國以反抗法國的時候，拿破崙拒絕了，他說：「這樣做，等於把科西嘉由法國轉賣給英國。」這自然不應該是科西嘉的前途。李敖由此論述道拿破崙獻身『科獨』運動，他可以舉出一千個科西嘉應該獨立的理由，但是，一朝他有了世界性的眼光和『大陸』的胸襟，他覺悟到他不該再以一個小島褊狹之見來夜郎自大，當然也毫不自卑，你看，他以一個又矮又小的科西嘉人，最後統治了『大陸』；真正有大志的人，他不怕『大陸』統治小島，而要用小島統治『大陸』。」「3.6萬平方公里的臺灣，只不過比8700平方公里的科西嘉大一點點兒，有眼光和胸襟的『台獨』奈傑們，不妨想一想。」

他在《沒有國是孤島》一文中說，一個醫學院的教授教學生實驗，教授把大便放在杯中，伸手用指頭沾了一下，就朝舌頭上一放，並加以品味，然後說：『『學科學要有實驗精神，我現在嘗大便，就證明這種精神。現在你們每一位都照我這樣做一次。」學生無奈，都照做了，可是做完後，教授講評說亊實上，我用的是食指沾大便，可是朝舌頭上放的卻是中指。我根本沒嘗到大便——你們實驗精神是好的，可是觀察力太弱了。」李敖由此引申說：「有一個強大的大陸存在，『臺灣』獨立斷沒有可能。以為負隅頑抗可以維繫小「朝廷」的人、以為這種強大不足以拿下臺灣的人，他們實驗精神是好的，可是觀察力太弱了！」在《與其做好夢，不如做大夢》一文中他又說，「如果沒有大陸泰山壓頂、隔海磨刀，在現實利益上，『台獨』是一個好夢；但是，有這一壓頂與磨刀現象而不予重視，只是關起門來一廂情願以為『台獨』可行，就太不識世界大勢，也太天真了。」

在「台獨」思想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人當年從英國移民到新大陸，但並不妨礙其建立獨立國家，「看到美國獨立後如此風光，如此跟祖國英國〉友好，臺灣獨立的前程豈非似綿哉？」對此，李敖在《美獨與「台獨」》一文中詳細追述了美國獨立建國的經過，指出美國獨立並不是絕大多數人的要求，其素志也不過是在爭取「英國人的權利」而已，他們是「因做完整的英國人而不可得，才憤而離家出走做了美國人，他們的獨立是很勉強的」。最後說：「美國大陸離開了英國小島，在兩百年前的世界裏，都真情不過如此；兩百年後的天真人士，居然以為臺灣小島可以離開大陸，並引美國為證，他們真昧古而不知今了！」他在文賁中毫不留情地批評了民進黨人士中嚴重的「夜郎症」，即盲目的自大。在《臺灣的「夜郎症」》一文中，作者以民進黨錇民意代表張俊雄為例說：「張俊雄在競選演說《臺灣客棧•美麗鄉土》中，公然說『臺灣的面積占世界第32位，比以色列大好幾倍！』我看了這種大言不慚，真嚇了一跳！苟有一點壯界常識，都知道縱使臺灣獨立成國，它的面積排名，也在108名以外，又何來第32位？至於說『比以色列大好幾倍，也是笑話。臺灣面積36000平方公里；以色列面積20700平方公里，連半倍都沒有，又何來好幾倍？」作者說：「古代夜郎的自大，在於交通不便，因而不知別人之大和自己之小；現代夜郎的自大，卻是狂妄無知，抹殺別人之大和膨脹自己之小。世之比夜郎還夜郎者，吾在臺灣見之。」

李敖在一次辯論中指出，他比任何人都愛臺灣，「愛臺灣還坐了牢」。他拿出謝長廷過去在北京訪問時的照片指出，謝長廷還在五星紅旗前照相，如果今天在照片裏的是他，就會被戴上「通匪」「不愛臺灣」的帽子。

李敖拿出《李登輝言論集》，指出李登輝曾表示，「大陸是臺灣經濟發展的腹地’又說「臺灣未來經濟發展不能局限在這一小島——大家認清歷史文化與經濟意義以後，所謂『台獨』當然得不到人民支持」。李放質疑，同樣一個人，他是進步還是退步？

他又拿出謝長廷過去的文宣，上面寫著「投票給李登輝才是悲哀的台灣人」。李敖問：「今天與李登輝這麼密切的陳水扁，在謝長廷看來，是進步還是退步？」

李敖說，結論是「不要挑撥兩岸人民的感情」。

不難看出，李敖的眼光是宏大而寬廣的，在統「獨」問題上，他不僅認識到了海峽兩岸同文同種的這種血濃於水的關係，而且也注意到了臺灣的歷史發展、現實情景和未來前途，只有經濟、政治的一體化，才可能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具有穩固的地位。主張「台獨」，一方面意味著泰山壓頂的危險；另一方面也意味若把自己由一個大國交給另一個大國，就像拿破輪所認識到的「科獨」的前途一樣。也正是出於這樣一種髙瞻遠矚的世界性眼光，在世紀之交的臺灣地區領導人參選演說中，他堂堂正正地提出了擁護鄧小平「一國兩制」的主張，認為「一國兩制」承認臺灣現有的制度，保證50年不變，「我們可以有50年的時間，為什麼不要？臺灣明明可以有談判的機會，為什麼又不去爭取？」他認為，只有在交融與碰撞中，優越的制度、進步的思想才能顯示出威力，我們應該大膽地在「兩制」中去影響對方。再說，臺灣一定要有腹地才會有發展。台當局過去的南進政策，搞得華人被殺，為何不拿同文同種的大陸作為發展腹地呢？而且台商比臺灣政客聰明，早就到大陸投資。若他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兩岸一定馬上無條件開放「三通」，創造兩岸雙贏局面。

（趙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