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4日，海南建省30周年第二天，國務院發佈《關於支持海南全而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將海南全島建設成為自由貿易試驗區，並在2020年取得重要進展，國際開放度顯著提到2025年，自由貿易港制度初步建立，營商環境達到國內一流水準：鼓勵發展沙灘運動、水上運動、賽馬運動等項目，支持打造國家體宵旅遊示範區，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

從1987年籌備建省至今，海南從廣東劣的一個行政區，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錇份，從封閉落後的國防前線，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它的足跡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縮影。

但很多事實和資料也顯示，海南的發展，並未完全實現當年迚省辦特區的初衷，與快速崛起的深圳特區相比，存在明顯差距。許多人認為，海南這個特區，不「特」。

因此，對於三十而立的海南來說，再次提出海南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是一份厚禮，更是一份責任。

海南是一座曾被寄予原望的城市，一度被拿來比照臺灣。

早在1980年，國務院就專門召開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並形成了《海南島問題座談會紀要》。《紀要》一開始就寫道：「海南島是中國少有的熱帶寶島之一，面積同臺灣島相近。」

《紀要》提出，要對海南島「放寬政策，把經濟搞活」，對外經濟活動可參照深圳、珠海的辦法，給予較大的許可權。隨後，國務院連續召開研究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的座談會，並明確提出了「以實行對外開發促進島內開發的方針」。

1984年時，鄧小平再次將海南島與臺灣相提並論：「如果用20年的時間把海南的經濟發展到臺灣的水準，就是很大的勝利。」

1987年4月，李嘉誠等香港商人向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建議，將整個海南島辟為特別行政區，採取自由港的管理辦法，由港商負責投資開發。這可以看作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模式。

谷牧對此進行了專程調研後，得出結論：這種模式一是國人難以接受，二是海南經濟技術底子薄，越礎設施不健全，也不具備辦自由港的條件。

也是在這次調研的基礎上，谷牧將《關於海南島進一步開放的一些初步設想》報送中央，建議將原來的海南行政區（包括所轄南海諸島）單獨建省，直轄各市縣，撤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另建一些民族自治縣，同時將海南全省辦成經濟特區，在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上更開放一些。

這就是中國「最大經濟特區」方案的前身。

1988年4月13日，《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獲得全國人大通過。海南的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曾經的孤島變成了熱土。「去海南」，成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流行語。數以萬計的人川流不息地跨越瓊州海峽，製造了「十萬人才下瓊州」的場面。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闖海人。

據媒體報導，在海南宣佈建省的次年4月，赴海南求職的人數已達到18萬，九成以上具有大學學歷。許多人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街頭賣報紙、饅頭。

湧入的民工更是不計其數，政府最後不得不進行遣送。

闖海的，還有不少臺灣同胞。如今遍佈各大城市的上島咖啡，最早便是在海南登陸，甚至一度被誤傳得名於當時的台商口頭語一當時，台商們互相見面問候的不是「你好」，而是「你什麼時候上島的」。

這樣的經濟熱潮，像颱風一樣，此前此後曾都多次登陸海南。

前一次是1984年和1985年，海南尚未脫離廣東省之前。當時國家允許內地企事業單位到廣東和福建購買進口汽車，而海南又獨享免稅進口物資政策優勢，於是爆發了全民倒賣進口汽車的風潮。一時間，街上的大爺大媽、幼稚園阿姨等，都參與了這項事業。

之後則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海南再次進入「淘金島」模式。大量機關幹部、商人、學者、大學生，迫不及待跨海登陸，並催生了著名的「92派」。

其中後來最為人熟知是就是「萬通六君子」：王功權、馮侖、王啟富、易小迪、劉軍、潘石屹。6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湊了3萬塊錢，開始了一場華麗的冒險。1993年，萬通集團成立時，3萬塊已變成了3000萬元。

另一位「92派」闖海人、今典集團筮事長張寶全曾對媒體回憶，1992年的海南，滿耳都是打粧機的聲音，「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覺得這個地方有機會」。

但是，當大量熱錢湧入海南，房地產業井噴，人性貪婪與制度的漏洞，將投資變成了一場擊鼓傳花的遊戲。據統計，在當時人口不到700萬的海南，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地價在一年內從每畝十幾萬元漲到600多萬元，大量房子還在圖紙階段都已幾經轉手。

1993年後，海南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國家開始宏觀調控海南房地產業。少數人及時逃離，但絕大部分曾因海南房地產一夜暴富的人，在一夜間變得一無所有。

之後，海南的房地產進入了漫長的蕭條期。天涯、海角、爛尾樓，成為海南「三大景觀」。

到了2004年，也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用20年追趕臺灣」的期限，勝利沒有如期到來。據報導，時任海南省委副書記衛留成在上任不久就把海南18個縣市轉了一遍，並於2004年1月在省政府常務會議上提交了他的結論：海南仍是欠發達省區。

海南的幾次經濟熱潮，都是伴隨狩新的經濟政策而來。仿佛浪潮，瞬間登陸，轉而消退。

特區成立30年間，許多人不斷拿海南與深圳作比較。後者以一個小漁村為起點，經過40年的跨越式前進，GDP在2017年超越廣州，成為中國第三城。而海南，雖有「特區」的身段，但全省GDP不過相當於深圳一個區。以2015年為例，海南省生產總值為3702，8億元，而深圳僅南山區生產總值就達3714，57億元。

2017作，海南省人均GDP為7179美元，全中國人均GDP約為9100美元。也就是說，生活在特區的海南人民，人均GDP水準比全國還低約2000美元。

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海南第一任省長梁湘曾感慨：「深圳像一張白紙，正如毛主席所講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案。海南是一張比深圳大得多的，已經被畫過多次、改過多次的舊紙，要在上面重新作畫，不知道比深圳要難多少倍。」

為了推進改革，海南做了許多嘗試。比如，1988年海南公佈了《關於貫徹國務院（1988）26號文件

加快海南經濟特區開發建設的若干規定》。這份規定共有三十條，因此也被簡稱為「三十條」。

其中許多規定都十分大膽。如第二十四條：本省的人民幣外匯匯率由省內外匯調劑市場自由調節。各類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個入均可通過外匯調劑市場自由買賣和兌換外匯。

海南還是率先在中國實踐”小政府、大社會」的省份。新組建的省直機構，比原海南行政區的機構少了37個，人員編制減少200餘人。一大批行政機構轉軌，眾多行政幹部成為企業職工，進入「大社會」。

這也使得這個「最大經濟特區」取得了多項「全國第一」：全國第一個實現省級行政機構最小、公務員最少、農民負擔最輕；全國第一個簡化審批手續實行公司直接登記制：全國第一個實現「公路交通無關卡」；全國第一個實現綜合性社會保障制度：全國第一個實行大型基礎設施股份制……這是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一次超前試驗，也為國家「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參考模式。

但是，超前改革，也意味著超越現實。

「三十條」僅實施一個多月，就因中央宏觀政策調整而冷卻。「小政府，大社會」的機構改革，也因為無法和其他地區的機構對應導致工作效率降低而不得不再次擴大編制、升格機構。

同時，因為幾輪大規模的圈地和破壞性開發，使得「陽光、沙灘、椰子樹，空氣好得可以打包售賣」的海南島正在成為傳說。

2003年3月，國家批准海南省為中國首個對全球開放第三、四、五航權的試點省份，2004年又批准海南開放「中途分程權」。這些專業表述，意味著中國政府允許外國航空公司先飛到海南島，再飛到第三國家，或中國其他對外開放的城市——海南有了「中國最自由的天空」。

但這並沒助推海南的經濟發展。

2010年，中央決定，未來的海南將定位為國際旅遊島，並計畫於2020年初步成為世界一流海島休閒度假旅遊勝地。

但2015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這個國際旅遊島的國際遊客數量連續3年下降，旅遊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只徘徊在13%左右，遠低於房地產業的貢獻。反倒是東北大爺大媽，頂替了稀少的國際遊客。。

2017年12月，中央環保督察組狠批了海南房地產行業對環境的破壞，指出部分房地產開發違規填海，一些近岸海域無序開展違規養殖，導致海域生態受損。三亞、儋州、萬寧、文昌、瓊海、昌江等市縣均被被點名」，被評價為「開發」熱情屢屢突破生態保護界限。

作為檢討，2018年1月，海南省長沈曉明在海南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未來5年海南將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減少經濟對房地產的依賴，決不讓海南變成房地產加工廠。

曾經的特區，為何沒有成為「特」的典型？

這個問題引發了不少思考。不少瞭解海南改革進程的人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來行，海南的經濟基礎過於薄弱。另一方面，由於種種原因，致使中央賦予海南的政策優勢和體制優勢並沒有在最佳機遇期內充分發揮出來。

在兩難的處境中，海南省委、政府領導班子，對整個海南經濟特區發展模式的探討，從未停息過。

海南首任省委書記許士傑曾向中央進言，這就是著名的有關海南開發的「上、中、下三策」。

所謂「下策」，就是守住現行開放政策，盡可能地落實中央給予的各項優恵政策，照此幹法，海南也能以較快的步伐發展，但建成特區的進程要拉長。所謂「中策」，就是多造幾個洋浦式的「小香港」，實行封閉式隔離管理，取得經驗後，逐步在全島鋪開。所謂「上策」，就是徹底大開放，在海南實行全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直接受國務院領導，與國家各經濟部門不發生直接關係，海關後撤，實行「一線放開，二線管好」的政策，使全島成為特區關稅區。

成為特別關稅區，或者第二關稅區，一直是海南多年來的夙願但幾次錯失了歷史的機遇。

2013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海南各地考察後，捉出他的解決辦法：「改革開放是發展海南的關鍵一招。」他希望海南發揚經濟特區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精神，奶於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和利益固化的藩籬。

今年2月，海南省委書記劉賜貴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也回答了許多國人一直困惑的問題：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應如何彰顯特區之特？

劉賜貴說，新時代下，要實現「海南之特」，必須充分利用好支撐長遠健康發展的「三大優勢」：一是中國最好的生態環境。海南始終堅持「生態立省」，空氣、河湖、近岸海域等生態環境質量長期保持全國一流；二是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國家賦予海南改革開放排頭兵、試驗田和「一帶一路」重要節點等31要功能，海南也在省域「多規合一」、農墾、行政審批等方面創造了全國經驗：三是中國唯一的省域國際旅遊島，有中國顯密集的高端酒店群、亞洲極大的郵輪港、全球最大的單體免稅購物城。離島免稅、落地免簽政策和便捷的空中航線讓海南成為中國旅遊最自由、最實惠的地區之一。

海南建省30年之際，中央決定將其建設成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的決定，不僅對海南的未來有著決定性意義，對全中國和泛南海地區意義深遠。這改變了海南過去單兵突進式的改革模式，使它的定位更加貼合國家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大局，更加主動融入國家戰略。它不再是「孤懸海外」的「試驗場」，而是國家開放的「排頭兵」。

30年前，1988年5月20日，《海南日報》在一版發表編緝部文章《前進！海南人民》：

「在舉世矚目中，海南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紀元，海南人民踏上了通往理想境界的金光大進。……海南省作為我國開放改革的前沿、超前試驗的基地，無論成功的經驗，抑或失敗的教訓，都是寶貴的財富，對全國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都將起到探路石的作用。我們要走的是前人未走過的路，要做的是前人未做過的講，其艱難險阻，在所難免。然而，正因為如此，其使命才倍覺重大，其任務才更顯光榮」。

30年後，《環球時報》也對新時代的海南做出更加熱烈的呼喚：海南，請做新時代的「超級深圳」：

「用成績說話，歷史的領獎臺只頒發這一種獎章。而要取得成績，實事求是的精神，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不怕萬一試錯承受責任的擔當，部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條件。海南有極為優越的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它能走得多快多遠，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構建起能釋放多大活力和創造性的人文環境，它能承載、兌現多麼大的雄心。」

（何可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