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發言人: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

在中國,人們比較熟悉的如外交部、每年「兩會」的新聞發言人等都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現的。特別是12003年SARS疫情過後,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從中央國家機關到地方政府、從社會團體到群眾組織都紛紛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中國以開放的姿態向世界傳播自己的聲音。

早期:主席上陣,才女當家

實際上,在革命年代,中共就已經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雛形。

早在國民黨當局對蘇區展開圍剿之時,中共開始採取措施加強對外聯絡和宣傳工作。

1936年,還在長征途中,中共成立中央對外聯絡局,李克農任局長。

隨後,中共開闢了從瓦窯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線,與外界聯繫。此交通線打破了國民黨對中共的輿論封鎖,標誌事件之一是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1936年在延安的採訪。

隨後,中共採取了大量的外事宣傳工作。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抵達延安,毛澤東親自擔綱「新聞發言人」,闡述中共主張。

波蘭著名記者愛潑斯坦評價說,這是「把一座關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陽光透進來」。

通常被認為是中共第一位發言人的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外交家龔澎。她也是中國第四任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妻。

1940年秋,時值抗戰的關鍵時刻,已被調往重慶工作的龔澎擔任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同時也擔任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主要和外國記者打交道。正是她向外國記者揭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

新中國成立之初,1949年11月3日,周恩來按照毛澤東「另起爐灶」的外交方針,確定了外交幹部的名冊,龔澎被任命為情報司司長。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期間,龔澎和黃華作為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人舉行了多場記者招待會。這是我國正式的新聞發言人首次在國際舞臺上亮相。

建國後,幾次發佈會轟動一時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很少運用新聞發言人形式來發佈新聞。這期間只舉行過少數幾次記者招待會,比較有影響的有:1965年9月29日,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同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駁斥美蘇超級大國對我國實行軍事包圍,有300多名中外記者進行了採訪。

1980年9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曾濤就五屆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決定成立特別監察廳和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問題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在當時轟動一時。

同年,中國政府還召開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聞發佈會,這就是向國內外公眾發佈關於「渤海二號」石油鑽井船翻沉事故調查和處理結果。這次新聞發佈會,是中國首次對突發事件進行新聞發佈。這一時期還曾就其他一些重大事件舉辦記者招待會。但嚴格地說,新聞發言人並沒有形成制度。

發言人首次亮相 門廳當台不設座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發言人錢其琛(中),就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這是外交部首次舉行發言人新聞發佈會,擔任翻譯的是後來的中國外長李肇星。

據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在其〈外交十記〉中回憶,1982年3月24日,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發表了長篇講話,儘管其中仍充滿了對中國的攻擊,但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

鄧小平馬上注意到講話所傳遞的信息,認為這是蘇聯緩和對華關係的一個重大步驟,也是中國調整對蘇麟的機會。鄧小平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3月26日,外交部舉行了上文提及的這次發佈會。

由於沒有專門的場地,會議就’設在外交部主樓的門廳處。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記者連座位都沒有,只能站在錢其琛周圍。

錢其琛的發言,只有三句話:「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于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錢其琛剛念完聲明,圍在他身邊的一位蘇聯記就竪起大拇指。

取消同聲翻譯 引來記者怒氣

在這次略顯倉促的亮相一年之後,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齊懷遠向中外記者宣布:外交部從即日起建立發言人制度。

齊懷遠,繼錢其琛之後,成為第二位發言人。

1996年9月1日,在有關領導的要求下,外交部決定從當天起不再為新聞發佈會提供翻譯。當時國內有人反映「這一做法,提高了中文地位、能弘揚中華文化」。然而,不少記者難以適應這一變化,對此非常不滿。

當時,一位英國記者利用提問的機會,發洩了怒氣。他說:中國當然有權決定這麼做,但是在宣稱對外開放的時候,取消發佈會的翻譯,這樣做是不是有悖於開放的精神呢?從文學方面講,漢語在世界上受到了廣泛尊重,它是孔子、李白和杜甫的語言。那麼,一周兩次地將他們的語言翻譯成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語言,就一定是一件糟糕的事嗎?

當時,發言人的回答依然是不能恢復翻譯。

可是,在取消翻譯一段時間後,外交部發現這一做法效果不是很好,許多記者不能準確理解和翻譯外交部發言人的表態,有時由於關鍵幾個字聽不懂,還誤解了中方立場。

那時正在發言人任上的沈國放回憶說:「當時還出了個笑話。芬蘭同意臺灣當局領導人訪問,中國停止了芬蘭魚產品的進口,影響了雙邊關係。我就說「芬蘭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使館反饋的消息卻是:芬蘭媒體報導,中國發言人表示要搬起石頭砸芬蘭人的腦袋」。

取消翻譯兩三個月之後,就改變了這個做法。不過,當時只恢復了對中文水準不能適應的記者提供同聲傳譯,後來才完全恢復雙語雙譯。

有「口徑」也可發揮台灣問題做南北戰爭

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外交部發言人制度基本形成現在的格局。

據沈國放介紹,那一時期,發言人從坐著改為站著,旁邊沒有助手,也沒有一個處長會給你遞事先沒有準備的「口徑」。這就要求發言人提前做大抵的「功課」,準備「口徑」。

出現一個事件,一般根據原有的相關口徑,分析當時的情況、事件的性質、各方的反映,來確定是含糊淡化還是一針見血。在發佈會當天,大批人馬要在現場,後方還會留人監控,發生什麼消息,立即回饋。

當然,發言人可以臨場發揮,沈國放介紹,在一次發佈會上,有記者問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的問題。通常的口徑是,美國應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停止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但沈國放在完成基本口徑後進行了發揮:希望美國考慮一下,在南北戰爭時,當時美國政府也是強烈反對外國向南方提供武器,也反對分離也要統一。臺灣問題性質與此相似。「這就很有說服力,五六家美國媒體要來採訪我,要求把這個說法展開講」。

2000年,新聞司設立了發言人移動值班電話,每天24小時回答記者提問。這一做法在國際上可能也是僅見的。

非典催生新聞發言人制度化

2003年的非典肆虐給人們留下深刻的記憶,也正是非典讓政府意識到及時、透明的資訊發佈在危機應對的重要性。

時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曾談到,非典疫情對廣東、北京和上海等地新聞發佈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大都從那一年開始,各個部委、各級政府陸續設立新聞發言人,開始進行新聞發佈制度的建設。

如今,政府新聞發佈制度已經成為國內外公眾全面瞭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和政府立場的一個最重要、最權威的渠道。

2003年SARS疫情爆發後,從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衛生部連續舉辦了67次新聞發佈會,是舉辦新聞發佈會最密集的時期,也是全國全面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