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領導層的格局配備，是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歷史形成的。老同志們的信仰、經驗、才幹和威望，包括他們和毛澤東的關係，經過長期考驗。把他們擺在黨政軍的什麼位置，對全局的穩定會起到什麼影響，對工作的展開能發揮什麼作用，毛澤東都有所掂量，胸中大體有數。

一，九大前後

「文革」起來後，一大批老幹部因跟不上「形勢」靠邊站，或被視為「走資派」猛然間受到批判和批鬥。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是知曉的，甚至認為是難免和必要的，但絕無全部打倒的意思。開始的時候，他讓老幹部在衝擊面前守住底線，親自為中央局和省市委領導幹部出主意：「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他也不贊成把大字報貼到街上去，還說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要「准許革命」。

到1967年初，出現了打倒一切、全面奪權的錯誤思潮，老幹部挨整的情況引起毛澤東的警覺，他開始思考如何評價、保護和使用老幹部的問題。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毛澤東最早是在1967年2月6日指責中央「文革」小組犯了「一切老幹部都打倒」的錯誤。5月一次會見外賓時，毛澤東說得更明確：「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幹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氣壯地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9月17日在江西又講：「幹部垮得這麼多，究竟是個好事還是壞事？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

為解脫老幹部，毛澤東當時經常說的理由有兩條：一是老幹部遇到新問題是正常的，經過群眾運動，改掉一些毛病有利於重新工作；二是把老幹部都打倒了誰來做事情，靠那些青年學生和造反派行嗎？他採用的解脫辦法，一是反對批鬥老幹部時污辱人格和搞逼供信；二是直接點了許多老幹部的名字，表示要「保」他們；三是明確政策，「不要一提‘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不要老是檢討沒有個完」，「有所批評就夠了」。

到1969年初籌備召開九大時，毛澤東設想，「文革」就要結束，應該把各種人攏在一起，使九大成為他期望的「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時，對老幹部鬥也鬥了，批也批了，接下來應該是用起來，到新的實踐中去改的問題了。於是，毛澤東有關老幹部的談話在九大前夕越發頻繁起來。1969年2月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開會，當面對在座的幾位老同志到工廠做調查研究的活動表示肯定。正是出於恢復正常秩序的考慮，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忽然問到：「還有一件事，今年的計畫，五年計劃還有兩年，你們在搞嗎？」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現在正在搞。」畢竟，抓革命是為了促生產，「文革」運動可以交給江青、張春橋這些人去搞，但經濟、軍事、外交戰略這些大事、實事，是離不開老同志的。3月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開會，想法又進了一步，明確講：「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不能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鑽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經驗多一些。小蘿蔔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這些想法，最終都要落實到九大人事安排當中。事實上，就在3月22日那次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讓「老同志參加到九大各代表團中去」的要求，並說，主席團175人，除少數老同志沒有參加外，其他都參加了。毛澤東隨即還點了一批各地省級老幹部的名，放出風聲：「過一段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以解放他們。」4月11日，在醞釀中央委員會選舉時，毛澤東說：我提議一些老同志要選進去，我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就有這個意思。他當時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這些老同志後來都被選為中央委員，有的進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沖在「文革」運動前面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幾個人，也進了政治局，這些人主要在意識形態方面發揮作用，在經濟、國防、外交方面實際上插不上手。此外，鑒於當時發生珍寶島戰鬥，中蘇關係緊張，立足於打仗的準備，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軍隊幹部過多，為後來的政局走向埋下隱患。稍後，毛澤東也注意到這種情況，說蘇聯罵我們是「軍事官僚專政」。

二，從十大到四屆人大

1971年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的主導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此後，調整和穩定中央領導層的結構，成為他一再考慮的要事。除繼續讓中央領導層的老幹部發揮作用外，他設想從工農中間提拔一些，從相對年輕一點的領導幹部中選一些。由此，從1973年8月的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在中央領導層逐步形成四撥人：以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華國鋒、紀登奎、吳德為代表的「中生代」領導幹部，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則為「文革」路線的代表，還有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這些工農代表。

這四撥人中，老一輩革命家最有經驗、資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經驗，可操持實事；工農代表有象徵意義，可學習辦事；至於「四人幫」，與「文革」運動相生相伴，是維繫「文革」成果之必需。

這種安排，是「文革」運動的必然結果，也反映出毛澤東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顧了各個方面、各種傾向，有利於結構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結合。但是，這個試圖把方方面面攏在一起以托長遠的結構，看起來合理，實則脆弱而充滿變數，勢必出現毛澤東擔心的團結問題。因為以老一代革命家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之間的矛盾，根本上很難調和。

果然，到1974年，以老幹部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和「四人幫」的鬥爭公開化了，一會兒是鄧小平赴聯大的風波，一會兒是「風慶輪事件」。到這年底，圍繞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幫」更是動作不斷，還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從而使毛澤東不得不對這兩撥人的優長作出比較，在使用上再次面臨選擇。

《毛澤東年譜（1949—1976）》詳細披露了這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的談話內容，主要涉及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澤東和周恩來心裏都清楚，兩人都老病纏身，來日不多，這或許是他們生前最後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你的身體不行了，我也不行了，葉帥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劉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難啊。」「難」在哪里呢？難在人事安排的緊迫性和複雜性，需要慎重；難在這次安排涉及兩人身後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領導層人員的特點分析清楚，還要表明態度，有些話就需要說得透底直率一些。於是，毛澤東在談話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幫」這個概念，對他們表示強烈不滿，分別讓江青和王洪文作檢討，不讓江青組閣，只讓她研究國際問題，讓張春橋管黨務（而組織工作另由紀登奎負責），姚文元管宣傳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澤東堅持朱德擬任委員長，副委員長中董必武、宋慶齡排在前面；儘管周恩來已經病重，毛澤東毫不猶豫堅持：「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這個職務非周莫屬；他還講，「國務院的工作要能辦事的」，周恩來生病期間，「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頂」；再次明確，鄧小平擔任黨的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此番安排，看起來是不棄鳴響不已的「瓦釜」，心底裏卻更為期待和倚重音雄韻厚的黃鐘大呂。畢竟，黨和國家當時面臨的紛繁複雜的艱難局面，還是要靠「能辦事」且久經考驗的老幹部才撐得起來。

三，四屆人大之後

1974年下半年以後，毛澤東很關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團結，二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是學習理論防修反修。這種工作佈局，也相應地反映在他對人事佈局的考慮之中。

對第一件事安定團結，毛澤東通過反復批評「四人幫」搞宗派來解決，並說1975年的「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這個說法意味深長，可作不同理解，由此為後來的政局發展埋下了伏線。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看出張春橋、姚文元只批經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的缺陷，及時作了批評，同時支持鄧小平整飭地方上鬧派性的頭頭。

對第二件事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則主要讓老同志和「中生代」去做。張春橋雖然擔任副總理，排名靠前，但分工管文化教育，與姚文元的工作重疊，而鄧小平主持著國務院工作，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又是常務副總理。至於軍隊方面，則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張春橋雖然兼著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也參加會議，但他們事實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對人說：討論軍隊幹部任免名單，「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瞭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通過」。

至於第三件事學習理論防修反修，則讓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去做，吵吵鬧鬧地搞理論、造輿論，確也是他們的強項。

這時候，非常有政治經驗的鄧小平則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攏在一起，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實際上是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時也意在強調三件事是一個整體，抓理論宣傳不能同安定團結、經濟整頓對立起來。實際上，鄧小平對理論宣傳這件事也看得很重，抓得很緊。和毛澤東一樣，他深諳理論秀才的作用。

1975年大刀闊斧地主持整頓時，鄧小平確實也不是一般地重視理論秀才。1975年1月6日，四屆人大還未召開，他就約胡喬木談話，說正在考慮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等理論秀才當國務院顧問的事，還要胡喬木「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6月份正式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時候，鄧小平又要求「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一點的，培養作理論工作」。從實際效果來看，當時的國務院研究室成為牽制「四人幫」，宣傳和推動整頓工作的重要輿論陣地。

總的來說，晚年毛澤東對中央領導層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馬列主義的理論水準，又要有治黨治國的經驗能力，最好還要有指揮打仗的本領。反復比較，他對抓得起、穩得住的老同志更為倚重。為此，關鍵時候他信任周恩來，兩人敞開心扉，一道敲定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評價葉劍英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他說「李先念會管經濟，是木匠出身，腰裏別著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對各種經濟專案該批的批，該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經歷、思想方法和處事風格與自己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鄧小平，更是眾所周知。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後，毛澤東從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開，對鄧小平有20次評價，內容均是正面的。林彪事件後為了重新起用鄧小平，毛澤東說鄧小平的好話就更多了，其中三條評價為人熟知，也最能體現晚年毛澤東的用人之道：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會打仗反修。

四，最後的安排

當然，毛澤東當時對人事佈局的考慮也有前提。這就是，可以糾正「文革」中的具體錯誤，但不能從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線和這場運動。這是他晚年內心世界最大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劇所在。1967年老幹部們針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做法爆發「二月抗爭」，他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組；在批判林彪集團時，是批其極「左」還是批其極右出現分歧時，他支持了江青等人，原因都在於這些事情都涉及「文革」路線是否能夠和應該推行下去這個根本問題。

1975年秋冬，毛澤東再次面臨選擇。當他覺得鄧小平主持的整頓，逐步觸及到是否維護「文革」路線這條底線時，想讓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於「文革」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決議，結果被拒絕，這就有了鄧小平的第三「落」。

鄧小平下去了，誰來接呢？毛澤東仍然沒有把權力交給「四人幫」，而是交給了「中生代」中務實穩重的華國鋒，並由葉劍英、李先念和一批「中生代」幹部在實際工作中予以輔助。這個最後安排，毛澤東很用了一番心思，而且很堅決。他深知，在「四人幫」中，張春橋雖然才幹強一些，但得不到老幹部和大部分「中生代」的支持，而且他又和江青綁在一起，

江青有野心，積怨甚多，以後會鬧事。1976年2月，毛澤東先是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四人幫」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代總理會見外國人不好登報，意即希望重新考慮一個正式總理。毛澤東說好辦，把「代」字去掉，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兩個小時後，又讓人打電話說，在副主席前加「第一」。

華國鋒後來曾說：

主席提議我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次我沒有推辭，這次我沒有讓，再讓就給「四人幫」了，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四人幫」掌握這個權力。王洪文是黨中央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沒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後的鬥爭形勢更加複雜、險惡。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擺在王洪文、張春橋的前面，有利於今後的鬥爭。

大家都認為毛主席這樣安排有利於我們，先念就特別高興，大家就紛紛發言表示同意、擁護。「四人幫」雖然不高興，但是他們也不好反對。會後有人告訴我，張春橋就沒有表態。當時，我都沒有注意。

這個最後安排，表明毛澤東對黨的領導體制和國家的穩定大局，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和清醒認識，就是說，僅僅在維護「文革」路線上有優勢和長處，是難以保持穩定和擔負未來的。正因為黨政軍的大權、實權沒有旁落「四人幫」，這才有了毛澤東身後發生的根本性的重大變化。老一代革命家在關鍵時刻奏響黃鐘大呂，實現歷史轉折。

（陳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