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初秋，32歲的優秀飛行員康庭梓照例執行了一次讓他感到很光榮的專機任務，卻沒有想到，這一次任務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九一三事件」發生後，那架256號三叉戟及機上9個人，一直被籠罩在歷史的聚光燈下，而被遺留下來的5名機組人員的命運，卻長期被遮蔽。

抵達山海關

16噸油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關這麼短的距離加這麼多油幹嗎？我後來無數次回憶起39年前那個改變命運的事件，曾反復咀嚼事件發生前的每一個細節，仍然找不出一場舉世震驚的事件要發生的任何預兆。

事發當天是周日，我們不需要像平時一樣排隊吃飯。我記得很清楚，晚飯吃的是蒸餃，我把蒸餃都盛好了，我們大隊值班室的人員就進去了：「康庭梓，你快回去，有緊急任務！」我把蒸餃一推，趕緊往宿舍跑。

路上，我遠遠地看到機械師李平和潘景寅在辦公樓前說話，然後李平拔腿往機場方向跑。看到我，李平說了聲：「中隊長，潘副政委說要把油料加到16噸！」我一愣，16噸油是三叉戟從北京飛廣州或成都的量，到山海關這麼短的距離加這麼多油幹嗎？

不過也沒來得及多想。我回去拿了個航行包，裏面有簡單的洗漱用品，然後把腳上的涼鞋換成皮鞋——因為要踩刹車，所以飛行員飛行時必須穿皮鞋；天氣有點涼，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褲。

機組9個人到齊後，我們坐車到達停機坪。這時，一輛油車正在給飛機加油。一切準備完畢，我們就在機場待命。這架三叉戟被改裝後，分為三個艙：第一艙裏，左邊是張床，右邊是一個沙發，算是首長的包廂，外邊用一個隔扇隔開。中部是第二個艙，擺著茶几和沙發，也就是辦公的地方。再往後去就是普通的座位，隨行工作人員大多坐在這裏。

過了一會兒，一輛藍色伏爾加小轎車駛來，下來幾個人，我認出濃眉大眼的是林立果。同車來的還有一個戴眼鏡的人，白白淨淨，一副書生模樣，後來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譯程洪珍。

和林立果同車抵達的還有兩個不到20歲的女孩子，身材高挑，眉清目秀，身上的空軍軍裝顯得有些肥大。這次專機就是林立果、劉沛豐、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一共5位乘客。

19點40分，256號三叉戟從西郊機場起飛。這是256號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機長是潘景寅，第一副駕駛是陳聯炳，我是第二副駕駛。飛比較長的航線，或者領導當機長的時候，一般會配第二副駕駛，以便可以隨時提供幫助。但駕駛艙裏沒有第二副駕駛的位置，所以飛機起飛後，我就坐在包廂的沙發上。我無意間往後艙掃了一眼，正好看見林立果和劉沛豐隔著茶几在交談。林立果見了我之後不再說話。事後想起來，他的表情異常沉重。

35分鐘後，飛機降落在山海關機場。下飛機前，林立果禮節性地同機組成員握手，還一臉莊重地說了句：「明天首長要坐這架飛機，我代表首長感謝大家。」林立果當時雖然只有26歲，但身份已經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他那時也經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很多場合。所以他的這一番話在我們聽來，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最後一次飛行

林立果等人下飛機後，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說：「待會兒把飛機加到17噸。」這是潘景寅第二次囑咐加油，我一聽，馬上就問：「為什麼加這麼多油，明天上哪兒去啊？」潘景寅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只是說：「一會兒咱們上了飛機研究一下航線。」他這麼一說我也沒吭聲。

油車開過來後，才發現出了小麻煩。三叉戟飛機是用一個特殊的接頭，從機翼下邊通過油車的壓力，直接加油進去。但是山海關機場的這輛加油車導管和我們自己帶的壓力接頭不配套，無法正常加油。潘景寅聽彙報後說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說吧。其實如果強行加，也能加進去，就是和其他飛機一樣，站在機翼上，打開蓋兒，利用重力加油，但那樣速度比較慢。潘景寅沒堅持，我們也沒再加，粗略地講，飛機上此時剩了12噸半油，這也決定了256號後來的命運。

9月12日晚上，到達山海關機場後，一切都順利。我們在整理飛機的時候，那兩個年輕女兵突然又回到飛機上，各自拿了軍用挎包下去。晚上9點多，我們機組一起到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兵也在食堂吃飯。程洪珍身邊放著一個特別精製的手提皮箱，兩位女兵左肩斜背著剛從飛機上拿下來的軍用挎包。因為互不認識，我們分坐在兩張桌子上開始就餐。那兩個女孩子顯得比較沉默。

睡覺的時候接近晚11點了。我就睡在靠近窗戶的床上，我的窗離機械師們的房間不到1米遠。睡得正香，突然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李海彬在門外急呼：「首長到了！快起床！」接著又聽到猛敲隔壁房門的聲音。我一下子就爬起來了，打開電燈，李成昌也起來了，我們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當我穿第二隻皮鞋的時候，突然聽見很響的一聲「轟——」，這聲音我太熟悉了，是三叉戟發動機的轟鳴聲。

借著招待所外的燈光，我看到副駕駛陳聯炳和通訊員陳松鶴兩人已經跑在了我們前面。經過林立果的翻譯程洪珍房間時，隱約見他站在房門口，兩手捂著衣服口袋，呆呆地看著我們往停機坪方向跑。

當從右前方看到停機坪時，那架256飛機，在白熾燈照耀下更加耀眼。我們4個人還沒上，飛機怎麼就走了呢？我滿腦子都是不解，也顧不上想很多，只有加速往停機坪跑。

山海關機場在白熾燈照耀下，如白晝一樣。我看到256飛機正在快速移動，準備進入跑道，發動機的聲音在深夜顯得格外大。這時，海軍地面人員也迅速趕來，我們站在一起，不約而同望著飛機，呆在那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混亂中，一隊人馬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一輛卡車滿載著荷槍實彈的陸軍士兵在停機坪中央停住，有人已經端著步槍從車上跳下，有人喊「開槍」，又有人喊「不准開槍」！我確定聽到了槍聲。

在那輛卡車到達的同時，一輛吉普車也出現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一位40多歲的陸軍軍官急速跳下車，他看我上身穿飛行員工作服，知道我是機組人員，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著手槍點著正在滑行的飛機，操著濃重的山東口音非常著急地說：「你，你……快把飛機攔住！」

我也很著急，就一個勁兒問他：「誰在飛機上？」他答非所問，只是不停地說：「這架飛機不能起飛！你把它攔住！」我看到停在那裏的吉普車，急中生智：「你拉我幹嗎？你把汽車開到跑道上堵住它，就不敢起飛了！」他趕緊上了吉普車，可是這時飛機已經滑入跑道的一頭，開始增速滑跑，幾十秒鐘後，便沖天而起，消失在機場西南方的夜空……

轟鳴聲遠去，機場突然陷入一片沉寂，站在我身邊的領航副主任李成昌，沒有忘記他的職業習慣，很習慣抬腕看表：1971年9月13日零時32分。

信號消失

稍緩過來後，我最急於弄清楚的，是飛機上都是誰。顧不得叫上另外3名的機組人員，我「蹭」一下轉身，想找調度室主任李海彬問個究竟。調度室的門開著。我老遠就沖裏面喊：「誰在飛機上？」李海彬回答：「潘景寅和3名機械師。」沒等老李把話說完，我和小魏扭頭朝機場調度室走去。到了那兒一看，8341部隊林彪警衛連的人已經將調度室團團圍住，個個荷槍實彈。拿槍的士兵見我們是機組人員也沒有阻攔。

山海關機場調度室的塔樓裏氣氛異常緊張。我看見調度員正在用話筒喊「聽到請回答」、「快回來」這些話，可是對方一片沉寂。我明白，機上肯定把與地面的通話系統關閉了。8341的那些人拿著電話呼叫，喊接「北京9局」，電話接通後，我聽他們說：「向中央報告，『老虎』和葉群把首長搞走了！」聲音很大，滿屋子人都聽得特清楚，我們都知道，「老虎」是林立果小名，林立果和葉群把林彪給綁架了？！

過了一會兒，標圖員的手停下來，他站起來摘掉耳機，很鎮靜也很職業地說：「雷達員報告，256飛機的信號從雷達螢幕上消失了。」此時，離起飛14分鐘。

我們從塔樓又回到招待所調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間裏。突然，門外沖進一位陸軍軍官，只見他在房間的中央呈半蹲姿勢，手拿著幾支「五九式」小手槍，很熟練地從槍膛裏退出子彈。這些手槍是從林立果翻譯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搜出來的，他們3人已經被看管起來。

原來，程洪珍隨身攜帶的那個小皮箱裏裝著4支五九式手槍，程洪珍可能有點害怕。年齡小的那個女孩子後來親口告訴我：程洪珍把她倆叫到房間，給每人一支手槍，說：「不管遇到什麼事，咱們聽林副部長（注：指林立果）的指揮。」那兩個女孩子身上沒地方擱槍，就又返回飛機找到了軍挎，每人在軍挎裏背一把手槍。

一片混亂後，山海關機場漸漸恢復了寧靜，8341的人也從機場撒離。可是我們誰也平靜不下來，我們5個人不約而同來到機械師們的房間，想看看有沒有什麼線索。有兩床被子胡亂疊在一起，另一床鋪在那兒，伸手一摸餘溫尚在。我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就坐在那兒看表——我們都清楚，飛機裏就剩下12噸半油，你能飛哪兒去？頂多能飛兩個小時，到時候你不落地也得落地。

很多資訊從各方面彙集過來，我們也慢慢知道了很多細節。那天晚上，潘景寅並沒有回他自己的房間睡覺，而是待在李海彬的調度室裏，程洪珍也沒有睡，他們3個在一起聊天。

9月13日凌晨零點05分左右，潘景寅接到了一個電話，他隨後就通知李海彬給油車加油。在李海彬打電話要加油車的時候，潘景寅走出調度室，先經過程洪珍的門口，再經過我們的房間，直接走到3個機械師的房間，把他們叫起來去機場——我的房間與機械師們住的房間只有一牆之隔，我是個睡覺很輕的人，房間開著燈就不能入睡，可是，3位機械師起床時，我竟沒有聽到任何一點聲音。

3位機械師到機場時，油車還沒有來，他們開始做飛行前的準備。一會兒，油車來了，一個機械師爬到機翼上準備加油時，突然，一輛黑色紅旗牌轎車從停機坪外的黑暗中急駛而來，在飛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此時是零點22分。

這是林彪的專車，潘景寅隨即直奔停機坪。從調度室到停機坪只有50米，潘景寅到了停機坪，直接登上飛機。在接到電話、把機械師叫醒到登機，中間有十幾分鐘的空餘時間，但潘景寅一直沒有把我們其餘5位機組人員叫起來。在我看來，他是有意識地把我們甩掉的。

保衛林彪

現在有很多關於「九一三事件」的評論文章，其中一個觀點是，林立果的最大失誤是把有用的人——指副駕駛、領航員和通訊員——甩下來，而把沒用的機械師帶走了。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機械師是飛機的關鍵人物，飛機艙門的鑰匙都在機械師手裏，加油也靠機械師。這些飛機起飛前的種種動作沒有機械師是完不成的。

我後來聽海軍的地面人員說，林彪的紅旗車停了以後，第一個下來的是葉群，她說：「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現在有情況，快讓油車離開，我們要走！」並高呼誓死捍衛林副統帥!第二個下車的是林彪。三叉戟是一個軟軟的梯子，兩邊用很粗的鐵棍固定。一車人陸續下來後，又上拉下推地上了飛機。

機械師邰起良看見林彪已經到來，而機組其他5位成員還沒到，他可能有點納悶，到飛機下面抓起臨時內線電話，找到調度室主任李海彬：「首長都到了，機組人員怎麼還沒來齊？！」李海彬也大驚，才趕緊去敲我們的門。

當時參與攔截飛機的，還有山海關機場場站的參謀長。他告訴我們：9月12日深夜，他接到不准256飛機起飛的命令，然後他直奔機場，到了飛機下面，沒看到潘景寅，卻看到正在打電話的邰起良。當他把不准256飛機起飛的命令告訴機械師邰起良時，邰起良緊皺眉頭，愣愣地呆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林立果大步跨到電話機旁，催促邰起良快上飛機。邰起良一邊走一邊往回望，大概是期望我們能馬上出現。可是最終也沒能等到我們，他成為倒數第二個登機的人。

最後一個登機者是林立果。

已經登上飛機的葉群，還把頭伸出駕駛艙的窗外，高喊：”油車趕緊讓開！我們要起飛！」被她這麼一喊，油車司機開始猶豫著往後面倒，可是還沒等他完全把車倒走，飛機就急著開始滑行，結果右機翼尖上的紅色航行燈掛在了油車頂部，燈罩的碎片撒落在停機坪上。

失去自由

那天晚上在山海關，雖然只睡了1個小時，但是經過一番驚心動魄，我們剩下的5個人誰也無心再睡。大家坐在一起反復回顧白天的細節，尋找種種不正常處，天色逐漸明亮起來，但我們仍一頭亂麻。

不過我們都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我們推舉副駕駛員陳聯炳作為機組的負責人，儘快與上級取得聯繫。最後大家想起找空軍航行局局長，他是直接管飛行的。陳聯炳電話打到他那兒，把前後情況大致彙報了一番，對方的第一反應是完全不相信：「哪有飛機走了把你們留下來的事？不可能！」又費了一番口舌，他才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的，他也傻眼了。

中午飯的時間，我們還在商量彙報的事，這時場站的同志通知我們：中午飯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軍的同志直接把午飯送到招待所來。我們聽到後一下子都愣住了，往外一看，外面都站上了崗。我明白，我們失去自由了。

9月14曰下午，我們機組5位成員，加上程洪珍和那兩個女孩子，每人一輛吉普車，車上有兩個海軍「陪同”，被送上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北京站時，同樣還是每人一輛吉普車，直接從月臺駛出，沿著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疾馳而去。

我們被送到海軍司令部後院的一個家屬招待所，一人一間，被看管起來。其實看管我們的海軍也不明白發生了什麼。我記得有一天一個人還把我叫到破倉庫裏問：「山海關那邊究竟出什麼事了？」9月19日，一輛大轎車又把我們全拉到位於西山的北京軍區政治部招待所。其實這時由紀登奎負責、公安部部長李震主抓的「中央專案組」已經成立了。

單獨關了一兩天後，有一天半夜，我們幾個人被叫到一間屋子，進去一看，找我們的是紀登奎。他對我們挺客氣的，像聊天一樣詢問我們事件的詳細經過，聽罷說了句：「林彪急著搶班奪權，等不及就跑了，摔死在溫都爾汗！」這時我才知道那架飛機上的人的命運，以及整個事件的定性，頓時百感交集，又震驚，又有逃過一劫的僥倖和後怕。

轉眼到了11月，天氣已是很涼了，我們身上還穿著離家時那身單布工作服。我們向專案組提出到我們每個人家裏給我們拿過冬衣服，專案組沒有拒絕這個要求。

其實我們也想通過這個舉動，向家裏人傳遞我們還活在世上的資訊。事後證明，這的確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拿到棉衣後，第一件事是急不可待地裏裏外外翻了個遍，想看看妻子有沒有留什麼隻言片語，結果什麼也沒發現——我後來想，等衣服送到我這裏，不知早被人翻了幾遍了。但隨後我就震驚地發現，我們衣服的領章都被撕了下去，這意味著，我們這幾個人早已不是”同志”，而是「叛徒」了！

在中央專案組裏待了幾個月，他們認為我們沒什麼問題。眼看春節就要到了，專案組說讓我們回家過春節，於是我們又被”還」給空軍。回到西郊機場，其實又開始新一輪審查。我們每個人被單獨關在一間屋裏寫交代材料，這時我開始有意識地為將來留存一些資料，所以每次寫完交代材料後，我就用鉛筆在另一張紙上悄悄寫下整個事件的過程。

在空軍被審查了22個月後，1973年6月我成為機組裏繼服務員小魏之後、第二個被放出來的人。之前我出事的消息早已傳到老家，那邊傳得更邪乎，有人跟我的老母親說：「你兒子和林立果是結拜兄弟。」我弟弟不信：「文件上沒有說這事啊！」對方說：「中央文件沒有，但河南檔上有。」母親身體本來就不好，我的事情更加重了她的病情，沒等到我出來她就去世了。審查結束時，給我的定性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方向錯誤」

（康庭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