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關係正陷入冷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這集中體現在兩國貿易問題上。不像過去雙邊貿易摩擦集中在某一領域，這次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可以說全面開火。密集且大規模的對華貿易戰表明特朗普政府的焦點並不僅是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對華政策的逐步走低，其背後根源在於美國新一輪高漲的「中國威脅論」在推波助瀾。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特點

筆者于2017年10月起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工作半年，這半年也正值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從高潮走向形成結論，可以說，筆者目睹了美國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形成。

其一，將中國「臉譜化」，對華不友好情緒涉及普通中國人。2018年以來美國國會頻繁舉辦與中國有關的聽證會，主題涉及「一帶一路」和朝核問題等，美方在這些議題上關於中國的觀點幾乎都是負面的，比如認為中國借助「一帶一路」搞地緣擴展，認為中國在朝核問題上不負責任等。

更有甚者，美國一改過去只批評其他國家政府而不輕易批評普通民眾的做法，2月13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雷伊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公開聽證會上公開將中國留學生稱為「威脅」，稱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可能暗地裏為中國政府搜集情報。此後FBI的報告中還呼籲美國高校防範中國學者的滲透、警愓孔子學院。3月7日，著名的《外交政策》雜誌發表長文，稱中國駐美大使館通過控制美國各大學的中國學聯來影響學生思想傾向和左右美國公職人員行為。華盛頓輿論界正在將中國塑造成「另類」國家，這是美國此前對俄羅斯常做的，可以說有將中國「俄羅斯化」的趨勢。

其二，視中國為最大對手。2017年年底出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僅將中國和俄羅斯、朝鮮、伊朗直接並列為美國的對手，而且報告的整體基調與美國冷戰後幾任政府對華合作是主流的情況截然不同，行文中充斥著將中國作為「對手」的情緒。儘管美國輿論中充斥著「通俄門」等，但是美國對俄羅斯更多是反感，對於中國則是流露出實實在在的擔心。美國智庫經常舉辦有關中國議題的活動，但是這兩年逐漸發展為將議題主要集中在「聲討」中國的所謂「粗暴」行為、如何「對付」中國等。在美國智庫與其他國家智庫召開的多邊會議上更是如此，儼然是希望糾集對抗中國的國際聯合。

其三，美國各界對華意見逐漸合流，與中國合作的聲音降低。像芮效儉、蘭普頓這些非常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公開場合也越來越多用質疑的眼光看待中國。比如芮效檢在威爾遜中心舉辦的「十九大後的中國」的公開報告上，對於十九大報告中「要採取我們的方式」「要發展中國一流的海軍」接連發出質疑，問「這目的何在」「‘採取我們的方式’是不是要輸出中國模式」「中國目前的軍力已經能保護中國利益、為什麼還要發展一流海軍」。美國權威中國問題專家的這種疑問更多反映出美國知識界與精英對華政策的轉向。

其四，美國對華政策是組合拳。5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訪問美國後表示，此次中美經貿磋商的最大成果是雙方達成共識，不打貿易戰，並停止互相加征關稅。但是話音未落，特朗普政府就宣佈將對50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25%關稅。特朗普政府出爾反爾，不守信用，實際上反映出其對華政策不按套路出牌、沒有底線，具體策略上是打組合拳。這突出表現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上。3月16日特朗普簽署「臺灣旅行法」，這為美國所有層級的官員訪問台灣，以及允許台灣高階官員來到美國掃清了障礙。在南海問題上，特朗普政府也是動作頻頻。5月27日起，美國「希金斯」號驅逐艦和「安提坦」號導彈巡洋艦從靠近西沙群島的水域經過。

中國的應對思考

隨著特朗普對華政策上接連使出

狠招，筆者感覺美國對華政策辯論已經結束。但是美國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方法還沒完全定型。一方面雙方有巨大的利益關係，另一方面實力迅速發展的中國如何反擊也是美國需要評估的。美國的最終目的應該有兩個：其一，在貿易等具體問題上撈取利益；其二，美國誤以為中國近些年的積極進取外交正在改變美國主導的西方體制、誤解中國在挑戰美國，因此要在戰略上把中國打壓下去。

對中國而言，無論是雙邊關係上還是整體外交上，對美關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對美外交上，底線是要防止美國對華政策「蘇聯化」,像對付蘇聯那樣整合所有資源對付中國。一旦如此，美國有可能會在貿易、高科技領域、人文交流、學術交流等方面繼續打壓中國，有可能重新加大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施壓，有可能繼續在周邊問題上對中國施壓。比如繼續在臺灣問題上肆無忌憚踩踏中國底線，在南海、釣魚島、朝鮮半島等問題上給中國攪局，甚至不排除在中國周邊拉攏相關國家建立一個遏制中國的「小北約」。

面對特朗普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的錯誤做法，我方應牢牢把握中美合作的大方向，儘量推動中美關係往前發展。為此，其一，和美國維持好關係。該強硬反擊時一定強硬反擊，另一方面也要擴大共同利益，可以找一點、。

其二，善用學術活動，做好外宣工作。一方面，要利用國際學術會議介紹中國。由於西方標榜學術獨立與自由，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把自己的宣傳寓於西方國家易於接受的方式。這種效果遠遠不是僅僅派個代表團進行講解所能比擬的。另一方面，鼓勵中國智庫、學者與官員多走出去講解「中國故事」。智庫在西方國家決策與輿論引導中有重要影響力，通過智庫與學術交流介紹中國、幫助西方國家客觀認識中國十分重要。

其三，適時考慮成立類似於中國財團的非政府機構。西方國家標榜社團獨立，對政府影響非常敏感。如果智庫等社會團體由政府資助，其獨立性就會受到質疑,其觀點也易被視為政府宣傳的產物。西方國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紛紛成立相關財團,由獨立於政府的委員會組成，接受企業與個人等的捐助，開支完全透明，主要目的是資助國外的相關研究、相關國際會議與田野調查等。中國沒有這樣的機構，在物件國舉辦相關活動就受到很大制約。比如美國熱炒的對中國學生聯合會的指責，其中主要依據就是中國學生聯合會受到中國大使館資助，對孔子學院的指責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個中國財團在資助這些項目，則有望能減少這些問題。

其四，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宣傳和治理等。國內近來有些學者動輒「中國領導世界」「已經完全趕超美國」，在西方引起非常不好的效果，也常常成為被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拿著稿子證明「中國野心勃勃」的主要依據。習近平主席說「要堅持我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我們永遠需要保持謙虛謹慎的心態，保持戰略審慎的傳統，學習借鑒西方優秀的科技文化與管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