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崛起、特朗普衝擊和圍繞朝鮮的外交這三股力量合流的背景下，日本人正在討論外交多元化，向北京打開大門以塑造多元化路徑。

1978年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舉行。那時，赴日出席互換儀式的鄧小平，對日本進行了長達8天的訪問。那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中國領導人對日本的首次訪問。訪問期間，鄧小平對400多名國際媒體記者說：「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

中國領導人的坦誠，為中日關係的開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後40年，中日關係有過蜜月式合作，也經歷了風雨甚至對抗。時光轉到2018年，剛在9月連任自民党總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據日媒報導將在10月23日前後訪華，可能還會去地方城市。這將是他2012年再度執政以來，首次正式訪問中國。

安倍訪華是中日 「相向而行」的結果，但訪問日期也傳遞出某種政治資訊。安倍今年5月9日在接待訪日的李克強總理時說：「從競爭到協調，日中關係今天進入了協調時代。」安倍有沒有當年中國領導人的誠意，目前還很難說。但不可否認的是，中日關係的確站在了應該思考如何開啟下一個40年的歷史關口。

調整是因為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1978年日本GDP是中國的6.7倍，2017年中國GDP是日本的2.5倍。在這40年間，中國GDP在世界的占比從1.8%增加到15.2%，日本則從11.8%減少到6.0%。經濟實力對比的易位，是中日關係變化的一個關鍵因素。就雙邊層面而言，40年前中日關係之變，主要動力源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未來中日關係走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如何抉擇。

時局之變

日本如何抉擇，安倍是個絕佳而且不可越過的考察物件。由於即將成為二戰後執政時期最長的日本首相，安倍的政策選擇，無疑會影響甚至塑造日本未來的對華外交。

2006年首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把中國作為首次外訪的對象國，以期改善小泉純一郎時期惡化的中日關係。那一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62%。而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後的2013年，日本的GDP是中國的52%。那一年，中國的軍費是日本的2.2倍，而2006年日本的軍費是中國的1.1倍。國家實力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逆轉，在國際關係史上並不多見。

正如日本學者鈴木章悟所說，中國從「崛起中國家」到「已崛起國家」地位的轉型，遠遠快於日本的預期。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後，把華盛頓作為首訪之地。那次訪問期間，他誓言在日中領土爭議問題上絕不退讓，聲稱日本絕不做二流國家。當時安倍在對華外交上，已經帶有幾分焦慮。

最近幾年東北亞局勢的變化，更加凸顯了安倍的焦慮。因為這些變化暴露出日本在戰略安全上的脆弱性。以鈴木章悟的分析，日本在東北亞面臨著戰略孤立，「日本與俄羅斯、韓國的關係，因領土爭議、歷史問題，以及在具體戰略目標上的分歧而複雜化」。也就是說，日本與這兩個國家在短期內根本性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朝核問題部分或徹底解決，必將導向朝韓和解；如果朝核問題引發軍事衝突，日本有被捲入的危險。無論出現哪種可能性，日本都沒有多大的施加影響、確保自身利益不受損的空間。

鈴木章悟認為，日本地緣政治環境的這些定性特徵，加上中美正在經歷的相對實力縮小的結構性變化，並不令人意外地強化了日本的地緣政治脆弱感。在這樣的背景下，日美同盟是否可靠，對日本來說尤為重要。但在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授中山俊宏看來，特朗普當選重燃了日本多年來追求「獨立防務」的爭論。「特朗普競選期間對日本的妖魔化，以及他的‘美國優先’視角，已經迫使很多日本人開始想像一個安全上不再依賴日美同盟的未來。」

這樣的觀點在日本政治精英中並不少見。在9月20日的自民党總裁競選中敗給安倍的石破茂，長期以來堅持「日美同盟並非堅如磐石」的立場，主張日本應該管理好華盛頓拋棄盟友的風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日本安全問題專家理查•薩繆爾，在今年初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過去十年來，日本的戰略思想家一直在探討美國拋棄盟友所造成的影響，特朗普的當選看起來增加了日本對沖被美國拋棄的風險的緊迫感。

「被拋棄」不會瞬間發生，而且看似還有點抽象。但對於日本來說，這種「被拋棄」已經出現漸進而且具體的案例。今年4月訪問華盛頓時，安倍力勸特朗普不僅要敦促朝鮮拆除核武器和洲際彈道導彈，還要放棄能打擊日本的中短程導彈。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特朗普優先考慮的是解除朝鮮對美國本土的威脅，這是他尤為關注朝鮮遠端導彈的重要原因。對日本而言，這意味著依靠日美同盟來化解「朝鮮威脅」正在變得不現實。

今年1月的國會講話中，安倍在談到朝核威脅時說：「毫不誇張地說，日本面臨的安全環境是二戰以來歷史上最為嚴峻的。」至少從日本的角度看，這並非危言聳聽。這背後隱藏的邏輯是美國「同盟政治」的變化。除了朝核問題，特朗普不因盟友關係而在經濟逐利上妥協，是另一例證。「同盟政治」的變化，源於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中山俊宏認為，即使「特朗普主義」最後失敗，但美國政治已經發生變化，這「可能削弱美國軍方對盟友、地區安全和自由國際秩序的政治支持」。

時局之變讓日本焦慮，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戰略環境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2010年，偶發性的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導致兩國關係急轉直下。這一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偶然性似乎也暗合了某種必然性。也是從那時起，日本對華態度開始出現某種「質變」，把中國視為長遠戰略威脅的趨勢日趨明顯。如果中日關係徹底滑向安全困境，必將惡化中國的周邊戰略環境。

美歐對華政策的調整，幾乎與中日關係的變化同時發生。大致在2010年前後，歐盟醞釀新的對華戰略，其突出特點是在視中國為戰略夥伴的同時，更加凸顯與中國在經貿、科技等領域競爭性的一面。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事實上開始了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特朗普入主白宮後，這種戰略競爭更加咄咄逼人。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很可能壓縮歐洲、日本在對華外交上的彈性空間。

調整路徑

中日所面臨的外部戰略環境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兩國關係的走向必須放在這個大背景下考察。

在某些學者看來，日本以日美同盟為基石的外交，已經在發生變化。澳大利亞學術刊物《東亞論壇》2017年4月的一篇社論稱，隨著特朗普在美國的亞太外交中揮舞「破壞球」，美國的盟友都在默默思考如何應對新的現實，其中日本的痛感尤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日本問題專家讓•皮埃爾•萊曼，在2014年一篇文章中寫道，日本在歷史上證明了其管理和建立與西方國家間同盟的外交技巧，但它在亞洲從來沒有一個盟友。

「轉身亞洲」，正在成為日本的選擇。理查•薩繆爾在題為《日本「轉身亞洲」》的文章中分析稱，雖然日本還沒有尋求放棄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及加強與中國的經濟聯繫，但它明顯也在打造新的安全關係和經濟聯繫，同時建立國內安全機制，提升自身的軍事實力。他把日本的這個戰略稱為「亞洲內部轉身」，是為未來可能的更大程度的戰略獨立「預付定金」。戰略獨立或許還很遙遠，但至少目前日本不再一味地「緊盯」美國。

理查•薩繆爾的分析並非預測，而是對安倍外交行為的總結和提煉。安倍在剛剛就任首相的2013年就遍訪東盟十國，這樣高頻度的東南亞外交，二戰以後歷任日本首相都未開展過。特朗普退出「跨太平夥伴關係協定」（TPP）後，安倍沒有棄之不顧而是扛起大旗，促成了「全面且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此外，安倍還鞏固、深化了與某些東盟國家、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的安全合作。

「轉身亞洲」不可能「無視」中國。近年來，安倍的對華外交，劃出了一條由強硬到柔性的弧線。在打破中日關係僵局、實現首腦互訪上，安倍政府一直在持續地投入外交資源。正是安倍派自民党幹事長二階俊博出席2017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主動表現出參與合作的意願後，中日關係轉暖才進入加速通道。而且，中日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第三方合作，也是由安倍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的。

在美國國際事務分析師威廉•佩塞克看來，忽視對華關係會讓日本付出經濟代價，「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限制了在西方世界的機會，日本‘轉身亞洲’尤其是‘面向’中國，將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他認為，雖然中國在重塑亞洲，但日本能從內部施加足夠的影響力，同時也獲得更多的經濟紅利。「對於這兩個亞洲最大經濟體來說，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是它們協作、向前看的絕佳機會。」

特朗普因素是促使中日接近的外部動力。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吉伯特•羅茲曼認為，特朗普通過出口管制遏制中國的高科技雄心，增加了中國與日本合作以期突破瓶頸的可能性。「如果中國經濟向需要更多高科技的新階段轉型，那麼與日本的合作將呈現出新的緊迫感。」在他看來，特朗普在貿易上的零和思維，以及壓迫日本去談判有損其經濟利益的雙邊自貿協定，正好發生在經濟互補性對中日都有吸引力的時期。

不過，不論是「轉身亞洲」還是「面向中國」，都不意味著日本會與美國「脫鉤」。

如果說在經貿上日本還有選擇，那麼在安保上日美同盟仍無可替代。根據日本防衛大學測算，如果日本要實現最基本的自主防衛，在軍事基地和硬體裝備等方面的投入至少需要2020億美元。如果這些增加的費用分攤到10年期，約相當於日本軍費在現有基礎上年均增加30%。即便不考慮目前日本財政赤字增加以及人口老齡化持續的情況，這樣的增幅也不具有現實可行性。

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會繼續拉住美國，同時逐步強化自身的防衛實力，為實現戰略自主爭取時間。有日本戰略學者提出建議，如果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提高軍費，日本應把更多的資金用來提升自我防衛能力，而不是向駐日美軍提供更多經費。安倍將如何抉擇不得而知，但提升自衛隊實力在日本政治精英中已是共識。安倍政府組建國家安保局、部分解禁集體自衛權、解禁武器出口等新政策，都是在民主黨執政時期提出並開始醞釀的。

儘管如此，日本強化自衛隊功能、突破專屬防衛，還面臨著強大的國內制約。雖然安倍政府通過釋憲，部分解禁了集體自衛權，但自衛隊動用武力的前提，必須是日本面臨對其生存的威脅。2017年的防衛白皮書規定，行使集體自衛權不能轉變為對他國的攻擊。由於政府內部討論時分歧嚴重，安倍放棄了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允許自衛隊使用武力的建議。日本政府2016年所做的民調顯示，雖然有90%的受訪者對自衛隊持正面看法，但贊成增加自衛隊實力的還不到30%。

前景與變數

東京大學學者三浦瑠麗在今年9月的文章中，描述了這樣一幅東北亞未來前景：朝鮮可能通過逐步減少（但可能不會放棄）核能力而回到國際社會；在朝鮮的核武庫降到美國可容忍的水準時，東北亞有可能出現中國發揮主導作用的新秩序；韓國轉向與朝鮮的和解；日韓雖然對中國的看法有差異，但兩國的進步政治勢力對美國的態度卻有一個共識：「別拉我們與中國對抗。」

時光倒退到2017年之前，三浦瑠麗這個預測或許會被視為無稽之談。在吉伯特•羅茲曼看來，2018年可能是東北亞地緣政治發生根本性轉型的時刻，出現了三股力量合流—中國崛起、特朗普衝擊和圍繞朝鮮的外交。「在這個背景下，日本人正在討論外交多元化，向北京打開大門以塑造多元化路徑。」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已趨強硬，與此同時安倍卻在持續尋求改善對華關係，這自然會促使中國領導人更加嚴肅地考慮密切中日關係。

2018年會否成為轉折之年，安倍年內的中國之行會是一個重要看點。如果中日兩國能達成實質性提升合作水準的協議，那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日本前外交官、京都產業大學教授東鄉和彥，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如果中國繼續向日本全面施壓，日本將被迫強化日美同盟。如果中國著眼長遠，在與日本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利益上尋找某種平衡點，日本可能會做出有悖於美國立場的選擇，比如加入亞投行。」

「全面施壓」已不存在，中國近年來一直在持續釋放改善對日關係的意願。中國的長遠戰略中，不可能沒有塑造新型中日關係這一環。如何開啟中日關係的下一個40年，真正需要做出戰略抉擇的是日本。不過，安倍執政以來的外交，本質上屬於基於戰略不確定性而做出的被動反應，主動塑造的痕跡並不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倍改善對華關係的動機，是權宜之計還是長遠考慮，目前還不得而知。安倍的舉棋不定，就是未來中日關係的變數。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