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夫婦一唱一和，獲得了毛澤東的信任。「上海緊急會議」，羅瑞卿蒙冤。他成為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第一個接受組織上「外科手術」的挨刀者。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來被人稱為「上海緊急會議」。為何用「緊急」來定義會議呢？原來，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證據確鑿」。毛澤東不能坐視不管，他專程從杭州再次來到上海，親自主持了這次會議。

這個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長期緊貼毛主席身邊的羅瑞卿。此時，羅瑞卿擔任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重要職務。

國防部長狀告總參謀長，這自然會有「排擠傾軋」之嫌。古往今來多少例子都證明，一山難容二虎。可是，毛澤東並沒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為主，相信了林彪那邊遞上來的訴狀。

羅瑞卿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任公安部長，並長期負責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的警衛工作。他的精明幹練、對革命的忠誠也是大家公認的。羅很受毛澤東器重。1950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向蘇聯領導人介紹我們黨政軍負責人時，曾指著羅瑞卿說：「此人外號『羅長子』，天塌下來他也頂得住！」可見毛澤東對羅瑞卿的親昵與器重。1959年，羅瑞卿在軍隊擔任總參謀長，因林彪長期養病，軍隊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羅瑞卿主持。羅瑞卿秉性剛直倔強，直來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顯得鋒芒畢露，有些事情上讓林彪不快，羅的鋒芒也「刺傷」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澤東在延安時曾送給羅瑞卿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言下之意就是對羅瑞卿這個人「原則性過強」的批評和提醒。1964年，羅領導的全軍大比武受到毛澤東的讚揚，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總參謀長對他這個國防部長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於是，老謀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對羅瑞卿的意見來大做文章。

林彪伺機發起進攻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劉亞樓在上海華東醫院治療。當時林彪、葉群也在上海養病。葉群頻繁出入于華東醫院，要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揭發」羅瑞卿，以便向林彪作「彙報」。據葉群說，劉亞樓「揭發」，羅瑞卿曾經和他兩個人躺在床上，密談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點，羅瑞卿要奪林彪的「權」。劉亞樓于當年5月7日病逝，事實到底如何，確實如鄧小平所講——「死無對證」。

然而，「死無對證」的「揭發」竟然成了林彪夫婦的「有力武器」，他們等待著時機，向羅瑞卿發起進攻。

林彪這邊對總參謀長磨刀霍霍，耿直的總長卻沒有過多察覺。1965年11月底，羅瑞卿在陪同毛澤東會見朗諾後告訴毛澤東：他準備去蘇州看望林彪，並彙報工作。毛澤東一聽很高興，囑咐羅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作三個鐘頭的報告」。

羅瑞卿沒有聽出毛澤東重提「七千人大會」的弦外之音。他去蘇州看過林彪不久，就去雲南檢查工作了。

毛澤東的帶話令林彪格外興奮，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會」期間，在大多數人都在「出氣」批評我們黨工作中的失誤時，林彪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毛澤東。他肯定了「三面紅旗」，並有一段很著名的話：「過去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毛澤東看了這篇講話後說：「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為高興。」

毛澤東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樣站出來支持他。

林彪期盼的「進攻」的時機已到。他通過空軍司令吳法憲緊急調了空軍一架飛機到蘇州，派他的老婆葉群帶著海軍一份誣告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並囑咐葉群躲開其他人，直接找毛澤東。

葉群到了杭州沒有很快見到毛澤東。毛澤東不知道她有什麼事，就讓她等著。葉群只好先和毛澤東的秘書談了談。她在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毛主席本人講。葉群只好又去找毛，這一次她寫了一個條子，要求面談。

毛澤東估計葉群有要事相商，於是召見了葉群。這一召見就是六七個小時，富裕的時間與充足的準備，再加上三寸不爛之舌，葉群足以將羅瑞卿新中國成立以來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逼迫林彪讓賢讓權、篡軍反黨等各種所謂罪狀數落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據說毛澤東聽得很仔細，問得也很仔細，但一直不表態。遺憾的是，最後毛澤東相信了葉群的話。幾天後，12月2日，毛澤東在閱看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時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毛澤東這裏所指的，主要就是羅瑞卿。

召開會議羅瑞卿「挨刀」

於是，緊接著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一幕。

會議開始前，周恩來親自宣佈「不許記錄」、「嚴格保密」等紀律。就連跟隨毛澤東拍攝的記者錢嗣傑也被擋在了門外。以前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錢嗣傑當然感到異樣，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機密、不需要發新聞稿的會議，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於是他也就沒再多想，徑直回自己的房間等待通知。其實，不要說錢嗣傑這樣的貼身攝影記者不知內情，就連許多從北京被召來的領導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開會內容。劉少奇還為此專門跑去詢問別人。

鄧小平、李井泉原來已在昆明，事先在電話裏和羅瑞卿聯繫好在昆明碰頭，一起去看三線建設情況。可是羅瑞卿12月9日抵達昆明，鄧、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開會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剛到昆明的羅瑞卿來上海開會。毛澤東說：「羅回來好嘛，全體參加會議的同志都去機場接他。」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羅瑞卿還是留有餘地的。細心的周恩來和鄧小平認為這樣做會使羅瑞卿感到突然，提議讓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他愛人以「東道主」身份去機場接。毛澤東點頭同意了。

陳丕顯已經知道此會極不尋常，於是他便請示鄧小平，萬一羅瑞卿問他開什麼會，應該如何作答。鄧小平讓他先不必講，就說總理和他在住地等著，到那裏去談。

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也隨同去機場接羅。大概由於同機有一位空軍師長一路「監護」，加上吳法憲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樣子，羅瑞卿似乎覺察到有些不對勁兒。他一上車便問陳丕顯：「到底開什麼會呀，這麼緊張？」陳丕顯無法作答，便靈機一動，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機和警衛，意思是車上不方便講話。車上不能幹坐著，兩人一路上只好東拉西扯地談談天氣、莊稼、身體，以及工業生產之類的情況。

陳丕顯與羅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見面都很親切、自然。這回如此情形，令羅更覺異樣。

羅瑞卿每次來上海都住在錦江飯店，這次卻被安排在建國西路的一棟花園洋房裏。快進城時，陳丕顯向羅解釋：「錦江飯店住滿了，另外單獨給你找了個地方。」直到下車，陳丕顯才不得不告訴他：「總理和小平同志在裏面等著你。」

大家都知道羅瑞卿性子很剛烈，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擊採取激烈舉動，在周恩來、鄧小平與羅談話時，陳丕顯還不時讓服務員和保衛人員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觀察動靜，預備好萬一發生緊急情況，立即採取措施。

為了防止發生更大的意外，陳丕顯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書記處書記商量，對羅瑞卿的住處採取了一系列保衛措施，拆下了門鎖，在樓下鋪墊了一些草墊子……

性格決定命運，或許這話說得不錯。飽受屈辱的羅瑞卿鐵下心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幾個月後，他在北京終於找到機會，從隔離審查的樓上一躍而下。他命大，閻王沒有收他。人沒死成，但下肢殘廢了。苦熬到「文革」結束，為治療這條殘腿，1978年，羅瑞卿遠走異國他鄉尋醫問藥。可是，最終斷腿還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國手術成功的次日淩晨，羅瑞卿心肌梗死辭別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幫」滅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羅瑞卿是搞保衛工作的，他一住下，馬上就明白自己已經失去自由，非常生氣，又莫名其妙。這次會議開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卻被隔離在會場之外。整個會議沒有讓羅瑞卿到會，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讓他親耳聽聽別人是如何「揭發」的，哪怕給他十分鐘的「最後陳述」也好。從這個層面講，羅瑞卿還不如一個三堂會審的罪犯。

沒有被批判對象，並不妨礙林彪夫婦對羅瑞卿的控訴，他們更加地肆無忌憚、信馬由韁地為羅捏造各種罪名。

會上印發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給毛澤東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給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對羅總長的幾點具體意見》。

1965年6月，張秀川：《羅總長對突出政治的錯誤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辦工作人員的揭發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張秀川給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

張秀川：《羅總長對主席思想的錯誤觀點》。

雷英夫：《羅總長對待主席指示的幾個問題》。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電話報告紀要。

僅這些揭發材料，就足以讓羅瑞卿吃不了兜著走。同時，會議上還進行了深入的「揭發」和口誅筆伐。

「批羅」最積極的還要數葉群，她在會上分三次作了約十小時的發言，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羅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擋路」，「一切交給羅負責」。葉群不僅會上發言，會下還在串聯，忙得不亦樂乎。

毛澤東只參加了第一天的會議，定了一個調子就不再參加了。其他會議議程就交給了林彪。從12月9日開始，會議就由林彪主持，會議的主要內容自然是批判羅瑞卿。這一批就是一個星期。會議最後一天，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的職務（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所有的陰謀陷害，精心策劃，就是這樣的結果。

羅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穩。

12月的上海，陰冷而潮濕，作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羅陸楊」四人，他們的生死密碼已在「文革」之初編寫完畢，誰也難逃厄運……

會後，羅瑞卿即遭隔離審查。隨後又成立了一個「中央工作組」，於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開會，揭發批判羅瑞卿。這次會議最後做出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給羅瑞卿羅列了一大堆罪名，諸如「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推行資產階級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搞獨立王國」、「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等，還說他是「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是「打著紅旗造反」的「埋藏在我們黨內的『定時炸彈』」。

這些污蔑之詞，今天已經完全得到澄清，它們純系林彪、葉群等人無中生有，有意陷害，或無限上綱，或有意誇大的。

（顧保孜、錢嗣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