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1994:票證時代是怎樣謝幕的

深圳率先取消票證

1984年11月,時任深圳市長的梁湘主持召開會議,會議議題只有一個:是否徹底取消糧票,敞開糧食供應。

會上有人發言說,全國農村進行改革後,糧食已經出現了快速增長,糧食供應已經沒那麼緊張。深圳又有政策先行先試的特區「特權」,何不大著膽子試一試呢?

但梁湘心裏也很明白,這不是「試」的問題,而是必須一次成功,所以要把一切問題考慮周到。

如果取消糧食定量供應,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引來搶購。所以會上決定,通知各國營糧食部門多儲備糧食,提高糧食售價。若發現周邊地區來深圳搶購,再想其他法子應對。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糧食價格提高了,買糧貴了,職工意見自然會很大。所以,工資也得相應提高。有關部門當場算了筆細賬:1984年的時候,1斤三號大米牌價是0.146元,調高到0.29元,升幅達99%,接每個職工供養係數1.56人計,每個職工每月增加支出4.95元。再加上其他副食品提價,每個職工每個月増加支出13元。會議隨即確定:由於糧食、副食品等提價,按月增加補助給每個職工,在發工資的時候一併發放。由於提高了糧食價格,消除了購銷倒掛,因此財政不會因補貼職工而大量増加開支。

在深圳作家梁兆松的記憶裏,雖然山雨欲來風滿樓,但糧票真正被取消之後,市面上反倒很平靜,沒有任何騷動,價格也沒有飛漲起來。梁兆松最初的擔憂很快就變成了驚喜:自己終於可以敞開肚皮吃頓飽飯了,再也不用擔心糧票和定量的問題。

幾年之後,梁兆松更有了新的發現,米缸變得越來越大,自己的飯量竟然變得越來越小,有時一個月連10斤米也吃不完,以前可是30斤大米也不夠!梁兆松心裏明白,那是因為肉、蛋、魚、菜、水果之類的東西越來越多了,大米便吃得少了。

至此,深圳特區成功取消票證一事寫進了共和國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它比全國範圍內最終取消票證早了近10年,而深圳也成了廣東乃至全國物價改革的試驗場。

票證在全國範圍內謝幕

票證謝幕在深圳演繹的「標本」多少有些特殊,與特區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政策密不可分。

放眼全中國,取消票證的進程則要慢出許多,但時代潮流發展的大趨勢卻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在深圳啟動了價格改革之後,廣東開始了在全省範圍內加快改革的步伐。深圳放開糧價取消糧油票,等於放開了統購統銷的政策口子。以此為契機,廣東開始逐步縮小統購統銷的範圍。1985年,廣東將糧油由購銷倒掛改為購銷同價,部分糧油價格放開,實行自由購銷。

1988年,廣東首先放開了食油的價格,並取消了居民供應的定量。曾擔任廣東省糧食局局長的董富勝回憶說,當時省裏曾想將糧價也同時放開,但中央認為糧食價格全面放開,對其他省份影響太大,遂沒有同意。

因為廣東歷來是一個缺糧的省份,糧源一直是重點關注的問題。省長和秘書長還曾帶隊帶著外匯或是化肥、白糖等「硬通貨」,到外省糧食產區去採購糧食。

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4年之後,這一步還是邁出去了。1992年4月1日,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糧食的購銷和價格,取消糧簿,告別了延續近40年的糧食統購統銷的傳統體制,使糧食的購銷走上了市場調節的軌道。糧價放開的當年,廣東財政用於補貼糧食的資金就從以往的約13億元下降到了約6億元。在墮富勝看來,糧價放開意味著一個一直被視為經濟領域最大的禁區被衝破了。

「1992年糧價全面放開後,有人說廣東帶了一個壞頭,還有人說是廣東抬高了全國的米價。」董富勝說,他們當時提心吊膽,生怕政策會有反復。這種擔心一直持續到那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才最終消除。正是在那次大會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得以正式確立。

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全國各地商品價格放開加速,票證開始逐一謝幕退場。

到了1993年底,全國95%以上的市縣都完成了放開糧價的改革。

回憶起當年的票證取消,時任國家商業部部長的胡平不由感慨萬千:「1988年,我開始擔任商業部部長之初,李鵬總理曾經對我說:『胡平,餓死人你是要負責的。』但僅僅過了幾年,糧價放開,糧票取消,這和當時糧食穩定增長、糧源豐富,同時國家也建立了儲備制度等關係密切。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

票證謝幕後的餘波

票證的故事並沒有就此打住,結尾的一段波折似乎也不得不提。由於市場尚未完全成熟,就在糧價全面放開不久的1993年底,一場糧食漲價風潮席捲全國。

漲價風潮與當年取消票證的路徑一模一樣,先從沿海區域開始,再擴展到內地,先從南方開始,再擴展到北方,最終波及全國。1993年是取消糧票放開糧價的開局之年,而這年年底,全國許多地區的居民都開始搶購糧食。

搶購風潮迅速驚動中央。1993年12月25日,全國平抑糧油價格工作會議召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指出,糧油價格是市場勘出價格,必須迅速抑制目前漲價勢頭,使之恢復到合理水準,防止可能發生的連鎖反應。他要求全國各地必須統一行動,協調一致,立即採取有力措施,堅決把過高的價格降下來,確保市場穩定。

到了1994年春夏之交,糧油價格仍在繼續上漲。為了平抑價格,國家拋售儲備糧25億公斤,儲備油3200萬公斤。陝西省、山東省、安徽省、北京市等地區也陸續拋售地方儲備糧油,但糧油價格仍然居高不下。

在這種情況下,糧票又被請出了山。

1994年年底,全國已有100多個縣市恢復使用糧票。到1995年,恢復使用糧票、糧本、糧卡的地方更多。

1995年6月,位於北京宣武區白紙坊的北京印鈔廠印糧票的機器又開始轉動了。雖然距離最後一次印糧票已經時隔兩年,但工人的業務仍然嫻熟無比。一切流程都是按照當年的程式。沒多久,標號為「1995年7月北京糧油供應券」的糧票全部印刷完畢。

時隔一年,印刷廠又印製了一批糧票,也是1996年6月號的糧票。

不過,這兩次新印製的糧票最終都沒有與北京市民見面。

雖然市政府辦公會上批准了重印糧票,但真正決定是否啟用卻是慎之又慎的。

「當時市里是給糧食庫存確定了臨界點的,即存量必須保證數月的銷量。」時任北京市糧食局市場處處長的張寶松說,糧食部門很緊張地每天監控市場的情況。當時的市領導多次帶隊到產糧省份採購糧食,北京的糧食庫存始終沒有降過臨界點。

市場漸漸穩定下來,北京最終沒有重新啟用糧票。

至於其他地區恢復的糧票,有的繼續使用了好幾年,也有的在短短幾個月後就被廢除。總之,隨著市場上糧食價格的最終平穩,糧票不見了。

當中國經濟從貧弱短缺走向繁榮富足,從賣方市場走向買方市場,各種各樣的票證也自然而然地退出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