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滯留香港，在此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人毅然決然地扛起了營救重任。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香港的地下黨組織想盡一切辦法，動用各種力量，成功完成了這次被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搶救」的海外行動。

滅頂之災

1941年12月8日淩晨，沉睡中的香港突然被淒厲的空襲警報聲驚醒。緊接著，日本飛機向這座「東方之珠」投下了無數顆炸彈，爆炸聲響徹全島。當天，大批日軍越過深圳河，沖向九龍。十幾天後，英國總督楊慕琦在港督府扯起白旗宣佈投降，香港淪陷。

香港這個戰時的「世外桃源」，隨著日軍炮火驟至已不復存在。聚集於此的數百中國內地文人、學者、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本來是為逃避國民黨頑固派的迫害而來此地，如今再次落難，隨時面臨著日軍的蹂躪。

香港戰事之前，日軍就派遣了大量特務到這裏，秘密偵察中國內地人士的活動行蹤。日軍佔領香港後，立即封鎖海面和港九陸路通道，禁止任何非日軍船隻、車輛和人員出入，並在街頭張貼佈告，限令目標中的人士限期到日軍司令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對於屈服者，將送往內地的淪陷區，為營造「大東亞共榮圈」服務；對於那些不屈者，等待他們的只有集中營和死亡。

然而，這批文化名人到港時間都不長，大多無本地親朋，社會關係單一，加之又是社會名人，很容易在街市中暴露身份。面對生死存亡，他們無可奈何，只好東躲西藏，或者不停地更換住處，要想自行逃離虎口，簡直比登天還難。這批中國社會的精英如遭不測，將是中華民族無法彌補的重大損失。

特急電報

中共中央十分關注這批民主人士的命運。12月7日，受黨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兩次急電香港工作的負責人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要求他們迅速做好應變準備，設法將聚居在港的這批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搶救出來，轉往後方安全地帶。

廖承志是革命元勳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共產黨員，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是八路軍辦事處的中共中央代表，兼中央情報部華南情報局局長；劉少文是中央交通局駐港澳辦事處處長。三人肩負著為黨開展國際統戰聯絡工作、情報工作和秘密交通工作的重任。

12月8日，在延安的毛澤東親自給周恩來和廖承志、潘漢年發去電報，指示他們立即組織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員和交通情報人員向南洋和東江撤退。

12月9日，周恩來第三次致電廖、潘、劉三人，對大營救的行動路線作出具體指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估計菲律賓將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時，上海交通已斷絕，香港人員的退路只有廣州灣、東江和馬來亞。」當日，他再次電告廖承志等人：「香港已成死港，如有可能，先至澳門轉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同時詢問了撤退安置情況以及同新加坡、菲律賓的聯絡情況，吩咐派人幫助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離開香港。

隨著香港戰事的發展，黨中央和南方局對身陷險境的朋友的命運更為擔心。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周恩來多次致電香港，詢問營救進展情況，指導工作，直到香港的秘密電臺人員撤離，才被迫中斷了電報往來。

行動、行動

接到黨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後，廖承志等人立即投入營救行動。在周恩來的首封電報中，點名營救的第一人就是宋慶齡。廖承志在第一時間找到了宋慶齡，勸說並保護她離開住處，在啟德機場被日軍攻佔前幾個小時，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飛離香港，前往重慶。

日軍開始進攻九龍後，eihr ba廖承志派喬冠華、葉以群將住在那裏的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接到香港，進行了妥善安置。同時，他和劉少文、李少石以及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等人緊急開會，研究制定了營救工作的具體辦法。他們一致認為，不論困難和危險多大，都要想盡一切辦法，不惜任何代價完成任務。其具體部署是：先設法與困在香港的這批人士取得聯繫，幫助他們火速轉移地址，秘密護送到党領導的港九遊擊隊基地，再轉往廣東的惠東寶抗日根據地，最後護送他們去大後方。會議決定：由劉少文、梁廣、潘柱等留港，擔負具體的聯絡營救工作；東江遊擊隊負責人尹林平，負責從九龍到東江遊擊區的人員護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連貫、喬冠華，迅速經東江遊擊區前往惠州、老隆、韶關等地，佈置地下交通線和聯絡站點，做好後期的疏散工作。任務佈置妥當後，相關人員立即行動起來。

留港擔負營救任務的劉少文，是我黨情報和秘密交通工作的領導人，後來曾任南方局情報部部長、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等職。此時的他，以自己特有的細緻和縝密，將營救脫險的各個環節和細節一一考慮到位，包括尋找安全地方作為臨時集中地，收集化裝用的漁民、難民服裝，花重金租用船隻作為偷渡工具，接頭的時間和暗語，發生意外如何應變等等。為確保安全，他還派潘柱全程預演了一次。由於大多數的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人士此時都已躲藏起來，尋找他們猶如大海撈針。劉少文費了很大周折，才把他們一個個找到，接了出來。

負責探路工作的廖承志等人，由於日軍戒嚴，二十多天無法出港。正當他們萬分焦急的時候，1942年元旦傳來消息，日軍為解決糧食緊缺問題，近期準備疏散大批難民回內地。廖承志等聽到消息後，第二天就化裝成難民，混出了九龍關卡，隨後在港九遊擊隊員的護送下，於1月下旬到達廣東韶關。一路上，他們邊走邊物色地點，開闢出了一條營救文化人士的秘密交通線。

1942年1月5日，大規模的撤離行動正式開始。一部分人走水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到達桂林。另一部分人走陸路，從香港偷渡到九龍，再分別經荃灣、青山、元朗或經沙田、大埔、粉嶺進入寶安，然後經惠州、老隆到韶關，最後從這裏轉移到桂林或上海和蘇北。不管陸路還是水路，都十分艱難，充滿了危險，沿途不但有日偽設立的層層崗哨和關卡，還有海盜和土匪的打劫與侵擾。何香凝、夏衍等人都曾遇險，但是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遊擊隊員機智英勇的掩護下，均化險為夷。

作為華南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潘漢年在香港領導了一批情報人員。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正在上海活動。香港捲入戰火後，他已無法返回香港直接部署這些情報人員的撤退轉移及工作安排問題。由於情報工作必須以敵後為重點，他的情報班子不可能像在港的民主人士一樣，撤到內地了事。

此時的潘漢年，人在上海，心系香港，他估計到了在港同志的種種困難，於是當機立斷，決定借日本人之手解決這一難題。他首先做出將香港的情報力量一分為二的決定，一部分人撤往後方，一部分人轉移到上海。在得到中央的批准後，潘漢年直接找到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岩井英一，希望他能夠提供幫助。

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務省的情報人員，也是我黨的利用物件。1939年9月，潘漢年派袁殊打入汪偽，任偽「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主任幹事。1940年初，經袁殊牽線，潘漢年以國民黨宋子文幕僚身份、化名「胡越明」，同岩井會面。此後，雙方協議在香港建立合作關係：由日方出資幫助潘漢年籌辦《二十世紀》雜誌，以此為掩護，搜集香港和內地情況。潘漢年指定張唯一等負責編寫情報交給日方，對交給日方的情報都經過了嚴格、仔細的斟酌，內容以大後方情況為主，既不能太有價值，洩露黨的秘密，損害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也不能沒有一點兒價值，讓對方不感興趣，實際上是一種誘餌。這是情報戰場上一種特殊的政治鬥爭和謀略活動，不僅有利於黨的情報工作，而且依靠這種合作關係，成功地掩護黨在香港的情報機構和情報人員。

岩井對潘漢年的請求果然表示了同意，很快派自己的親信德田和潘漢年的助手葉文津一同前往香港，找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尋求幫助。最終，在日本駐港外交人員的幫助下，潘漢年領導的情報人員順利的從香港撤了出來。

偉大的奇跡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特別是隱蔽戰線和抗日遊擊隊的精心策劃組織下，在100多天的時間裏，8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士、中共地下黨員及其家屬，得以撤離香港，無一被捕，無一犧牲，全部脫險。

這批人士包括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沈志遠、章伯鈞、彭澤民、張友漁、胡繩、范長江、劉清揚、梁漱溟、千家駒、胡風、金山、蔡楚生、王瑩、司徒慧敏、端木蕻良、沙千里、金仲華、廖沫沙、黎澍、黃藥眠、高士其、袁水拍、宋之的、于伶、葉淺予、丁聰、羊棗、戈寶權、薩空了、蝴蝶、張唯一、惲逸群、陳曼雲等。同時，還營救出了一批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如國民黨駐香港代表陳策少將、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夫人上官賢德等。還有英國賴特上校、京中校等近百名國際友人和英軍官兵，這些人直接促成了抗戰後期我黨和美英盟軍的情報合作。

就在這批文化名人脫險後不久，日軍特務機關在敵偽報紙上登出了招降啟事，點名「請」茅盾、鄒韜奮等出來參加「共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活動。可是，他們卻一個個神秘地「失蹤」了，幾個月後又安然無恙地出現在大後方和根據地，令敵人目瞪口呆。

1942年的這次大營救，是以無一損失的全勝完成了任務。這是中共隱蔽鬥爭史上的一個奇跡。其組織之秘密、周詳無以倫比。茅盾先生稱它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周恩來是這次營救工作的主要領導者，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是主要組織者。這次營救工作充分證明了黨的隱蔽戰線忠誠於黨、勇於擔當、冒險犯難的革命精神和過硬的對敵鬥爭能力。張友漁、夏衍曾作詩讚歎道：

當年受命拯精英，虎穴深藏絕險情。

籌策偏多憑妙算，奇謀未少借神兵。

何驚狂寇張羅網，盡救文豪出賊城。

生死身同天下士，念公誰不為心傾。

（黃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