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日，《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在京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深刻昭示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大勢，科學回答了在民族復興新征程中如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時代命題，是新時代大陸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習總書記向兩岸中國人發出了共議統一、共謀復興的感召，旋即在島內掀起對台灣未來的激烈討論和政治震盪。

新的政治高度和歷史起點

1979年的《告臺灣同胞書》是大陸對台工作重要的歷史性文獻，黨中央曾3次舉辦座談會予以紀念。此次紀念會被置於了新高度，有著鮮明的時代性。

一方面，會議具有更高的政治規格和歷史意義。《告臺灣同胞書》是大陸對台工作重要的歷史性文獻，為了紀念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黨中央在其發表10周年、20周年和30周年時都舉辦了座談會予以紀念。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年的時間節點上，黨中央進一步提高規格規模，將座談會升格為紀念會，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這既體現了黨中央對兩岸關係和對台工作的高度重視和新的探索，也標誌著本次紀念會將成為兩岸關係乃至民族復興歷史坐標系中的重要基點，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另一方面，習總書記重要講話有著鮮明的時代性，是在一個成熟的時機應運而生的。自《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累創碩果，兩岸經濟文化交往和民間交流為兩岸融合發展厚植了強大的內生動力與民意基礎，兩岸關係發展更進一步的呼聲和訴求日益強烈，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歷史必然。與此同時，國家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站上了強起來的歷史新階段，徹底重塑了兩岸的實力對比，提升了臺灣對大陸的經濟依存和整體認同。一個多月前的臺灣地方選舉呈現出「要經濟發展，不要兩岸對抗」的民意脈動，表明臺灣民意從「反服貿學運」時期對大陸崛起和兩岸交融仍存有疑慮，已經開始進入主動擁抱和尋求深化兩岸和平發展紅利的巨大轉變，折射出進入新時代的兩岸關係對島內民眾的心理投射。

不過，這種被歷史車輪碾壓和民心大勢所拋棄的恐慌感，讓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在海外的「保護人」、策應者們驚懼不已。一段時間以來，他們罔顧形勢變化和民心向背，進一步加快了試圖製造「一中一台」事實，長期阻礙兩岸統一的各種大動作、小動作，包括美國最新生效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和蔡英文近期一系列表明其堅持頑拒一個中國，強化敵視兩岸交流的狂妄談話和做法。統一大勢與「台獨」逆流的衝撞對抗，成為了當前兩岸關係最鮮明的時代特色。新的風險挑戰在台海內外集結醞釀，疊加震盪，島內外出現新的訴求和動向亟待回應。因此，新時代新形勢下，黨中央提出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和政策措施的系統性新論述，作為新時期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檔和基本遵循，有其歷史必然和現實基礎，也備受各界期待，可謂正當其時。

開啟「共促統一」新時代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立論，全面闡述了民族復興，國家統一和人民利益的關係，將40年前《告臺灣同胞書》所做出的和平統一宣言落實為具體的行動和目標，體現大陸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這篇講話既有深厚的歷史脈絡，也承載了新時代的政治想像。

其一，以共謀民族復興為兩岸關係定位。無論是從講話所體現的大國格局、家國情懷、人文關懷和時空深度，還是從其中所體現的習總書記清晰的思想脈絡與鮮明的個人風格來看，此次重要講話從邏輯、敍事和立意等方面，都與習總書記所做的十九大報告和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的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簡而言之，都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和戰略構想中，去論證和闡述相關的理念、路線和政策，總結過去，啟迪未來。此次講話中，習總書記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民族復興與兩岸關係的辯證關係，通過追溯臺灣問題的歷史根源和法理事實，做出「臺灣問題因國家的弱亂而生，也必將在民族復興中終結」的重要判斷，堅信臺灣同胞在百餘年的近現代史的鬥爭中沒有缺席，在民族複興大業中同樣不會缺席。習總書記還引述了臺灣人歷史記憶中的「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表述，強化兩岸從共同過往走向共同明天的民族連接。

其二，以促進國家統一為兩岸關係定向。在民族復興進程中找到了兩岸關係的歷史座標，就決定了促進國家統一將成為新時期兩岸關系和對台工作的最強音。有台媒統計，在4200餘字的講話全文中，「統一」一詞出現最為頻繁，多達46次，此外，「民族」34次、「台獨」8次，「一國兩制」6次，台媒還留意到，在島內政壇爭論不休的「九二共識」僅出現2次。同時，習總書記還鮮明指出，兩岸一中，共謀統一是「九二共識」的初心和本質。事實上，長期以來「九二共識」在島內被有意無意地遭到扭曲或窄化。國台辦《「九二共識」的由來》一文指出，1992年，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就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事宜進行協商。當年10月香港會談及其後一系列函電往來中都開宗明義明確：「在海峽兩岸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由此形成了「九二共識」。由此可見，「九二共識」除明確兩岸關係根本性質，兩岸共謀統一才是其終極目標。長期以來，「九二共識」被視為反「獨」底線，如今，大陸更彰顯其統一意涵，更明確促統主張，表明在新時代，大陸有充分的自信掌握兩岸主導權，推動對台工作從側重反「獨」、風險管控、鞏固基礎，邁向以我為主，塑造大勢，主動促統。

其三，為兩岸共謀和平統一定規。習總書記重要講話還是大陸首次提出系統的和平統一方法論，開始具體、立體地建構通向國家統一的路徑模式和制度框架。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習總書記用2個「無法改變」和2個「無法阻擋」提出了兩岸必須統一、必然統一的重要論斷；就海內外中華兒女如何進一步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了5點意見。習總書記正本清源地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性、歷史性地提出或重申，要與兩岸同胞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邀請與所有認同一中原則的台灣政黨、各界人士進行政治談判、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更首次明確展望和平統一後，會充分尊重保障台灣同胞的制度、利益和精神生活一方面這些提法承襲並發展了「葉九條」來黨中央的構想和政策並將其細化，駁斥了島內特定勢力借兩岸制度差異和港澳事務對「一國兩制」進行的歪曲和抵制，表明中央對未來兩岸未來統一路徑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一錘定音。另一方面，這些提法讓島內不少輿論都聯想到1945年內戰前的政治協商和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及新中國的締造。習總書記擘畫了一個從社會協商凝聚社會共識，累積出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繼而敦促台當局進行政治談判的路線圖。而從歷史脈絡來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的概念來自於前海協會長汪道涵的「86字箴言」，汪先生還曾提出「大陸與臺灣及一個中國」的「共同締造論」。可以說，習總書記論述為兩岸未來推進更廣泛、深入的政治對話釋放出高度善意的政治信號，為國家謀求和平統一的內容與路徑留足了想像空間和商談餘地，也為激發兩岸民間共識和未來對台工作提供了新的抓手。

另一方面，習總書記也深刻闡述了不放棄武力手段的原因和條件，回應了島內外的關切。作為主權國家，中國沒有義務向任何人做出以何種方式解決主權問題的承諾來自縛手腳，大陸堅持以和平統一為最優選擇，是著眼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兩岸同胞福祉，追求明德至善之舉，「武統」非不能也，實未為也。但是針對當前兩岸關係風險挑戰交織疊加的現實，我們有必要劃出更清晰的戰略紅線，減少因為模糊而產生的誤判。

其四，以人民利益為兩岸關係定錨。講話全篇面向兩岸人民特別是臺灣人民，以兩岸同胞的關切和福祉為依歸，闡述和平統一的利益格局，同時再一次傳遞了「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真切期待。歷史上，鄧小平、楊尚昆等領導人曾多次向島內喊話「寄希望於臺灣人民」。今曰，習總書記用樸實直白的百姓語言指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應商量著辦家裏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更要幫中國人，包括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臺灣同胞臺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幫助更多青年來大陸圓夢，建構「臺灣夢」與「中國夢」的連接；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壯大中華民族經濟，讓兩岸應通盡通；統一會讓臺灣同胞發展空間更大，更加安全、更有尊嚴。這些論述全面切中了臺灣同胞的痛點和訴求。曰前，臺灣澎湖縣長當選人賴峰偉就率先訪問大陸，期盼能與大陸早曰「全面互通」。金門當地政府和民眾長期以來更是多次提出，讓金門做兩岸關係的馬前卒，做兩岸和平和「一國兩制」的試驗田。

台島激起千層浪

習總書記向島內發出「把握現在，開創未來」的「正道」倡議，呼籲臺灣同胞主動思考臺灣在統一復興進程中的角色，在島內激蕩起強烈迴響，開始形成自上而下倒逼民進黨當局的政治能量。受祖國堅強後盾的感召，新黨主席郁慕明率先表示願「甘冒坐牢風險」與大陸展開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制。統派學者張亞中則提出要參加202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但與此同時，島內藍綠陣營則爆發出耐人尋味的政治辯論和複雜情緒。

首先，蔡當局強化對抗立場，試圖把控島內兩岸論述方向，但其路線頻遭質疑。

2019年開年，蔡英文接連逆勢而動「大放厥詞」，試圖與大陸「隔空叫陣」。先是在「元旦講話」拋出「四必須，三防護」；又強硬拒絕「九二共識」「一國兩制」，要求大陸「學臺灣民主」；還禁止島內其他政黨團體談「九二共識」和與大陸政治協商。在內外交逼下，蔡為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面對大陸的正言告誡和善意勸說均一律回敬以惡意敵意，變本加厲地操作兩岸關係進行政治賭博，是出於恐懼的寒鴉之囂、困獸之鬥。其一，這反映了島內分離主義勢力對正在開啟的統一進程的集體性恐慌其二，蔡害怕在野政黨、團體和民間人士繞過蔡當局與大陸直接交往，將其「邊緣化」「非法化」，兩岸民間、基層交流融合最終掀翻「台獨」政權的「上層建築」；其三，蔡的恐慌源於其政治權力的搖搖欲墜。一方面，被「獨派」公開聯名「逼宮」，被派系指為黨內「慶父」，更有賴淸德等強敵環伺欲取而代之；另一方面，美方不斷敲打蔡當局和重新評估兩岸形勢，國民黨、柯文哲也積極赴美表態、「面試」，蔡已感受到淪為棄子的徹骨之寒。因此，蔡只能困獸猶鬥地向其政治後台輸誠，通過攻擊大陸和惡化兩岸關係這樣逆潮流而動的做法轉嫁其敗選責任，轉移其政治危機。

不過，蔡畢竟仍擁有執政權，其連續發表兩岸談話一方面是向島內各界闡述自己爭取連任的兩岸路線，提前進行2020宣戰卡位佈局；另一方面，也是在兩岸政治和意識形態對抗愈發激烈，和島內政治格局與輿論市場愈發混亂的情況下，有意識地去設定和「管控」島內兩岸政策辯論的議程和方向，用以「台灣利益」和「主流民意」包裝的「兩國論」論述來框限和綁架其他政治勢力的論述，使其佔據先機。從國民黨一些人士的表現來看，他們的確墮入了蔡當局話語陷阱。

其次，更耐人尋味的是，大陸掀開促統新篇章，國民黨內雖也爆發熱烈討論，但似乎仍未跟上腳步。除洪秀柱等有積極回應，國民黨內不少「大佬」和中生代要人對大陸的政治號召缺乏開創性思考，仍糾結於「九二共識」和「一國兩制」的政治概念，甚至主動或被動地跟隨蔡當局論述。吳敦義、馬英九、朱立倫等人並未就蔡持續背離一中的做法進行針鋒相對的批判，仍只死抱「一中各表」，甚至用「新共識」為其做球；蔣萬安還做出「贊同四必須」「拒絕一國兩制」的糊塗表態，一度超越蔡成為網路上的「四必須代言人」，得到了江啟臣等人的附和；而在習總書記明確提出要「旗幟鮮明地講政治」之時，一些泛藍縣市長仍然堅持其「0分政治、百分經濟」說辭，以及矮化「九二共識」以「為兩岸交流服務」的「工具性思維」，雖然認識到「大陸統一決心」，但也和「臺灣自由決心」相並論，試圖兩面下注。

表面上看，這是政客基於選舉考量，向島內「政治正確」「主流民意」或「中間路線」靠近的投機做法。但這種論戰本質是國民黨主流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個本已趨近「維持現狀」的路線，正在遭受來自中生代、青壯世代和「本土派」更為激進的挑戰，有用「一中各表」來包裝「一中一台」，向所謂「華獨」「兩國論」的背棄一中方向移動的危險趨勢。這種臨戰棄旗，投靠綠色意識形態的被動做法只會讓國民黨模糊自我存在價值，丟失支持基礎，永遠做「民進黨的尾巴」。當前，習總書記重要講話為島內各政黨團體都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前景，面臨重返執政良好機遇的國民黨理應革新其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的狹隘格局和政治舊習，在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重塑其政黨價值，在島內激烈的藍綠白競爭中，一個缺乏明確、一貫和獨特核心價值的國民黨是沒有存在意義的，甚至可能會被歷史洪流所徹底拋棄。

（劉匡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