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只談民粹主義的澳門建制政客來說，他們向來既無能力亦無興趣理解各種國際風雲變色，他們關心的，就僅限於自己在尺土之中的政治命途。這些政客經常口說｢愛國｣，但實際上國家於國際間面對如何艱險的局面﹑大灣區新國策與這險惡國際形勢有何關係，他們毫不關心。

筆者曾在拙文〈時光倒流二十年—澳門兩位特首的治績回顧〉力排眾議說，澳門特區史上第二位特首崔世安的表現其實被低估了。當時筆者說，澳門首任特首何厚鏵的表現能以｢積極有為｣四字概括，但何任內亦令澳門發展過熱，故此從2009年開始出任特首的崔世安才剛上台，工作便已毫不輕鬆。崔特首一方面需要處理經濟發展引伸的社會文化乃至政治問題，另一方面也需急迫改善葡殖時代遺留的行政架構不成熟問題以便澳門政府有效回應民怨。如何平衡效率(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這兩大管治目標，從來是管治恆久議題。崔世安特首表現所以是難能可貴，原因是他扮演了平衡者角色。一方面，崔特首重視市場效率，在他任內，澳門有望在2020年成為全球人均GDP最高城市﹑至2017年政府財政儲備仍較何厚鏵年代完結時增長約五倍都是明證。另一方面，崔特首政府也著力解決經濟發展的負面溢外效應。大家不要忘記，為澳門城規歷史建下里程碑的«城規法»與«文遺法»，都是在崔特首任內通過與生效。2018年，崔特首就新«土地法»爭議指示廉政公署調查｢不可歸責土地｣個案，也是崔特首著重效率與公平的新近案例。

拙文其實只將澳門特區故事說了一半。說了的一半，是兩位特首都已在其任內盡力為澳門社會作出貢獻。仍未說的一半，是只重民粹不顧大局的澳門政客如何亂澳。2018年年底，《新華澳報》曾刊登一篇相當當頭捧喝的文章，作者是馬禮信，文題是〈從建制派反修改新「土地法」 閱讀澳門政治生態〉。這篇文章大意是，澳門某些建制派在新«土地法»爭議問題上擺出反商姿態﹑強調任何維護澳門營商環境的善治行動都是｢『放生』發展商，是官商勾結，十惡不赦｣﹑希望藉此得到民眾支持，但這些政客的真正用意，其實並非是為澳門謀公平﹑重效率，他們反對的，只限於非友好商人正常商業活動免受不必要行政干預的權利，對於友好商人真正踐踏制度的行為，他們卻置若罔聞。

馬禮信兄月前另一篇文章〈澳門不能辜負國家厚望—論大灣區發展國策與澳門｢不可歸責土地｣問題之關係〉，同樣當頭捧喝。這篇文章引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第九章﹤緊密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內文要求｢珠三角九市加快建立與國際高標準投資和貿易規則相適應的制度規則，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行政干預，加強市場綜合監管，形成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一流營商環境｣，言下之意，是建立穩定親商的投資環境，實為澳門未來需向社會上下乃至國家交代的重要管治任務。

回顧這些論點，目的只有一個：兩位特首都已盡力令澳門明天變得更好，但在反商﹑操弄民粹﹑不顧大局的暗黑政客力量被消滅之前，澳門是否真會變得更好，仍存變數，這是我們都應重視的澳門發展隱憂。

李天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