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亦稱為「康乃馨革命」或「鮮花革命」的葡國「四二五革命」四十五周年紀念日。澳門的各家葡文報紙，都以頭版全版位置刊登報導或評論文章，闡述「四二五公民」的過程及意義和影響。可見在葡人的眼中，「四二五革命」是何等重要，標誌著葡國從獨裁統治轉變為民主政制。

本來，葡國德索薩是應在昨日起訪問中國，作為對習近平主席去年訪問葡國的回訪，及出席一帶一路論壇的，葡新社也早已發出消息。但據新華社昨日發出的消息，德索薩總統要到二十八日才抵達北京，此時一帶一路論壇已經結束了。而且，原定的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訪問澳門，沒有改變，因而他在北京逗留的時間將會大為壓縮。如果不是國內有棘手問題需要解決，可能就是為了紀念「四二五革命」四十五週年。

葡國「四二五革命」是由一批年輕左派軍人，為了反對殖民戰爭而發動的和平政變，具有進步意義。這場革命，不但結束了導致葡國財政山窮水盡的殖民戰爭，而且也讓葡國從獨裁統治轉變為民主政制，民主程度甚至達到「政黨林立」，與主要西方大國的「兩黨政治」形成鮮明的對比。更有趣的是，也形成了在多數時間，出現「左右共治」的情況，多數是總統屬於左派，總理屬於右派或中間偏右，或者相反，只是在澳門回歸前夕，才是總統、總理由社會黨一把抓。正因為是葡國左派當道，因而在中葡建交前，可能是「中蘇大論戰」的硝煙仍然尚未完全消散，因而在澳門的愛國愛澳團體中，甚至是北京，都對葡國政府懷有「葡修」的疑慮，因而導致以華年達為首的澳門左派葡人在佛笑樓餐廳集會，響應祖國的「非殖民化」政策，連署要求葡國政府將澳門交還給中國，也懷疑是「葡修的陰謀」（在當年「蘇共公開信」中，攻擊中國沒有收回香港、澳門），當然也是當時中國仍然陷於「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無暇顧及澳門事務，而且港澳是一體的，「暫不收回，長期利用」的政策並未調整，因而就由何賢出面，勸說這些左派葡人朋友。

也正是這場「四二五革命」，對澳門的政治發展前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在客觀上為澳門回歸準備了較佳的條件。由此時開始，葡國總統派來澳門出任總督者，無論是軍人還是文人，都基本上是左派。但正因為如此，就與以右派為主，仍然留戀殖民管治的本地土生葡人，發生管治理念的分歧，甚至是政治衝突。

實際上，在「四二五革命」之前，澳門長期實行殖民管治，最初的「海外省」，就是將澳門視為「殖民地」。從葡國派來的高級官員，只是掌握核心政權，基本管理是依靠土生葡人。而這些殖民主義情結濃厚的土生葡人，對華人居民的態度極為惡劣，因而才導致爆發了「一二三事件」，其本質就是民族鬥爭，只是後來也被衍生一條「國共鬥爭」的支線。在葡方的「認罪書」中，增加了將所有蔣幫機構及人員驅趕出澳門，及禁止「掛偽旗，辦偽慶」的條文內容。此後，澳門就成了「半個解放區」。

但在對澳門管治上，土生葡人的右傾戀殖情緒仍然濃重。甚至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雙方簽署了澳門是中國領土，暫時由葡國管理，未來由雙方協商，處理澳門問題的秘密協議之後，一九八零年初，澳門的右派土生葡人議員，藉著修訂《澳門組織章程》之機，要塞進澳督由直接選舉產生的條文內容。要知道，當時只有葡籍人士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依當時《葡國國籍法》「出生地主義」規定而獲得葡國護照的華人，並不熱衷選舉此「玩意兒」（但在一九七六年的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中，仍有一位華人曹其真，參與右派葡人政治團體，當選為議員）。因此，這就帶有「變相澳獨」的意味。一方面，南光公司發動澳門各界別社團，以各種方式批評「變相澳獨」的行為；另一方面，何賢，馬萬祺等華人議員，與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以拒絕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作抵制，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

但是，《立法會章程》規定，議員凡是無故缺席五次會議，即喪失議員資格。而華人議員和官委議員已連續缺席了四次會議。就在此危急時刻，澳門南光公司（即現澳門中聯辦的前身）與伊芝迪將軍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即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正式訪問澳門，使得華人議員都得以「參與接待習省長」為由，向立法會請假，具有了繼續拒絕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正當性，使立法會無法繼續開會，而被迫停止審議「修章法案」。

更妙的是，在南光公司舉行「澳門各界同胞歡迎習仲勳省長座談會」時，也邀請那幾位因是葡國公民而不是「澳門同胞」的「修章小組」成員出席。並由香港「無線」電視駐澳記者何文傑作「托」詢問習仲勳，這次訪澳是否與「修章」有關。而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副省長梁威林則以「畫公仔唔使畫出腸」作答，宣示中國政府反對「修章」的政治立場。基此，「修章小組」及直選產生的葡裔議員知道大勢已去。而且，更因習仲勳的訪澳，使到立法會停擺，無法完成「修章」，更趕不及送交葡國國會審議批准，從而粉碎了「變相澳獨」的陰謀。

意想不到的是，在三年多後，左派軍人澳督高斯達將軍，為了改革當時含有濃郁殖民管治色彩的公共行政管理機構（即現行政暨公職局），讓其與公共行政管理的西方民主政制國際慣例接軌，與立法會的右派土生葡人議員發生激烈衝突，高斯達建議葡國總統下令解散立法會。為了打破土生葡人對立法會直選議席的壟斷，向廣大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澳門的傳統愛國社團，卻組織「聯合提名委員會」，要將三年前他們批評為「變相澳獨」的戀殖右派葡人重新拱進立法會，並將左傾的華年達排除在外。

更荒唐的是，組織者根本不熟悉歐洲大陸旨在「均衡參與」，讓小政黨也擁有議席的「比例代表制」（澳門使用其中的「漢迪比例法」），揚言全拿六席直選議席。結果出了吃奶的力氣，也只得四席。其中一席是支持澳督的左傾葡人商界的歐巴度，一席是民生派何思謙。在四年後，可能是老工人不願支持曾經壓榨過他們的土生葡人政客，紛紛「拒令」，「聯合」跌為三席，而且得票率還低於何思謙團組。傳統社團擔心「反對派」繼續坐大，急忙提案，將「算術式遞減」的「漢迪比例法」，改為「幾何式遞減」的「改良漢迪比例法」，並解散「聯合」，而是真正的按照「澳人治澳」的精神，「自己選自己」，分別以工聯、街坊總會為軸心參選，崔世安就是在此時，由柯正平安排，作為「同心」的第二候選人參選並當選，從而走上從政之路。但正因為是實行「改良漢狄比例法」，澳門的傳統愛國社團就必須分拆兩個以至本屆的三個團體參選，「配票」計算難以精準，因而導致崔世安在一九九六年的選舉中落選。如果是繼續實行「漢狄比例法」，全澳門的傳統愛國社團就可以仍然以「大聯合」的方式參選，而不會造成「有人餓死，有人飽死」，浪費選票的狀況。

應當說，高斯達向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客觀上是為「澳人治澳」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不知為何，在《中英聯合聲明》以至《中葡聯合聲明》都已經簽署，香港和澳門都進入過渡期後，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卻沒有很好地利用此機制，培養自己的政治人才，卻是去扶持老殖民主義政客，並與依《中葡建交協議》對澳門進行合法管理的澳督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