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餘主動投案後,他的高中同學微信群內竟是一片死寂。「大家肯定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沒人願意談。」劉士余的高中同學對記者說,雖然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劉士餘,但他一直是全班同學的驕傲,「我是劉士余的同學」曾是大家跟外人聊天時的一個談資。「那時說起他,總覺得臉上有光。但現在,我發自內心地惋惜、傷心……」他邊說邊搖頭。
記者在興四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劉士餘家的老宅子。這是一棟二層小樓,小樓後方是村中的一條馬路,右側緊鄰著一條小河,其餘兩側則被麥田圍住。小樓並不起眼,村中很多二層小樓都比這棟小樓氣派。一旁的鄰居悄悄告訴記者,這裏住著劉士余的老母親和大姐。村民回憶,早年間,劉士余的父親還在世,劉士余經常將父母接到北京住,但這老兩口不喜歡城裏的生活,住上幾天就回到村裏。
「他老母親80多歲了,身體不好,我猜應該是知道了兒子的事情,最近每天早晨都去衛生所輸液。」一名忙於耕作的老大娘告訴記者,劉士余的姐姐是一名非常勤勞的農村婦女,不光種自家地,還承包了其他村民的幾畝地,「每天天不亮,她就會去田裏幹活,從來沒見她出來比我們晚過」。這位老大娘問過劉士余的大姐,有這麼一個當大官的弟弟,為何還要種地呢?他的大姐回答,自己喜歡種地,而且也只會種地。樸實、低調、勤勞,是劉士余的家人留給興四村村民的印象。
劉士餘本人也會在春節、中秋節等重要節日回到村裏,帶著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到田間走一走,用家鄉話和村裏人拉家常,「他跟我聊了不少次,一般都問我身體情況、家裏收入、家人都在幹什麼,在我們面前一點官架子都沒有。」老大娘說。
這種親近感隨著劉士餘的主動投案戛然而止了。家鄉人都知道了這個消息,劉士余家則關起大門來,幾乎不和其他鄉鄰交流,大家也不太好主動詢問,更不知道一旦遇到他老母親和姐姐該說些什麼才好。
親歷住房體制改革
1984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成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正處在不斷創新、銳意改革的時期。已經從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建築專業畢業的劉士余,成為改革浪潮中清華經管學院的第一批學生。
簡歷顯示,1987年,獲得碩士學位的劉士餘來到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工作。在上海期間,劉士餘參與並見證了上海正在推動的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住房體制改革。當時,住房體制改革方案討論稿曾在上海市主要媒體上全文公佈,有80%的上海市民參與討論。後來,他從上海調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上海的經歷讓劉士余開始形成對住房改革的理論認識。1991年9月,劉士餘在《財經研究》上發表了《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消費結構的調整》一文。文中詳述了新中國成立後住房建設的發展和住房制度的演變,並分析了當時住房制度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向住房商品化過渡的六大對策:改革工資分配制度、改革住房建設的計畫管理體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住房建設投資體制、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培養與開放多層次的房地產市場。
積累了上海和國家兩段經濟體制改革部門的經驗後,劉士餘進入中國建設銀行工作,繼續對住房金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1994年6月,劉士余在《經濟學家》上發表《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與住房金融的發展》一文,在作者簡介中,他的身份是建設銀行總行房地產信貸部科研人員。這篇文章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量化出我國城鎮住房驚人的福利規模和增長速度,同時通過對比一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住房政策及其演變走向,提出了具體建議:政府由直接參與住房建設和分配,轉換到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間接調控;將住房列入社會保障範圍;建立可調控的住房金融體系。這些建議在後來的住房制度改革實踐中,很多得到了實施。
據公開簡歷顯示,劉士餘在1996年進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了18年的央行生涯。此後,他相繼出版了一些金融學著作和教材,包括《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相關法規釋義》《中央銀行新法規手冊》《金融穩定監測與管理》《銀行危機與金融安全網的設計》等。這些經歷,讓他成為專家型領導幹部。
2004年,是劉士餘央行生涯的一個轉捩點,在這一年他擔任央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他此後長期主管金融穩定工作,對包括證券公司和信託公司在內的危機進行綜合治理。2006年,劉士餘擔任央行副行長,同時也擔任銀行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業內人士稱,在央行期間,他參與推動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擴大了我國直接融資市場的大規模發展。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一樣,成為資本市場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4年10月,劉士餘調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
證監會主席任上的一緊一松
在2016年1月16日召開的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時任證監會主席肖鋼在講話中坦誠地說,股市的異常波動充分反映了我國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備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場體系、不適應的監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證監會監管有漏洞、監管不適應、監管不得力等問題。就在這次會議召開不久前的1月8日,證監會剛剛同意暫停實施指數熔斷機制。
所謂熔斷機制,是指股指波動幅度到達規定的界限時,證券交易所為控制風險採取的暫停交易措施。2015年6月,中國股市出現異常波動, A股滬市僅用了兩個月便從5178點下跌至2850點,下跌幅度高達約45%,熔斷機制開始醞釀出臺。但從後來的兩次實際熔斷的情況來看,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起到了一定的「助跌效應」,因此熔斷機制在2016年1月8日被迅速叫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6年2月,劉士餘正式調任證監會主席。這被外界普遍看作是臨危受命。也正因如此,劉士餘在上任之初就開始大力整肅市場,打擊股市亂象,給人留下「強監管」的印象。解決新股發行堰塞湖、嚴格退市新規、加強上市公司一線監管、優化並購重組等措施,得到了大多數證券從業者的認同。
不過,他的「強監管」也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用力過猛。從2016年到2018年,證監會作出處罰的案件分別為183件、224件、310件,罰沒款金額分別為42.83億元、74.79億元、106.41億元。僅僅從資料上就能看出,劉士余任內的處罰力度在持續加大。
在此期間,劉士餘頻頻語出驚人。2016年底,劉士餘發表了著名的「妖精論」:「我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2017年,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劉士餘再次語出驚人:「資本市場不允許大鱷呼風喚雨,對散戶扒皮吸血,要有計劃地把一批資本大鱷逮回來。」
不少業內人士分析,由於行政手段干預市場過多,一線監管過於嚴格,導致正常交易都沒有錢賺,這扼殺了資本市場的活力。從2016年3月1日到2019年1月25日,劉士餘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滬指從2688.38點下跌至2601.72點,跌幅3.21%。
與之相反,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大開閘,是劉士余在任內給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將近3年的時間裏,證監會審批新股共711只,退市7家公司。
涉案原因有待公佈
在南京,《環球人物》記者在同當地一些銀行和證券從業者交談時,發現他們普遍關注到一個現象:在劉士餘任職證監會主席期間,江蘇企業IPO的速度明顯加快,2016年IPO的速度還排在廣東和浙江之後,到了2018年就超越了廣東和浙江,成為當年A股IPO上市數量第一的省份。這或許是身為江蘇籍的劉士餘涉案的原因之一。
在劉士余任內,證監會審批的新股中,江蘇的新股116只,在全國範圍內的占比變化最大。如果進一步細分,江蘇多家金融機構的紮堆上市,更加引人關注。其中,江蘇銀行、常熟銀行、蘇農銀行、江陰銀行、張家港行、無錫銀行、紫金銀行,均在劉士余任內上市。截至目前,A股共有32家上市銀行,來自江蘇的有8家,在所有省市中占比最高。在劉士餘主動投案後,有不少媒體向這些江蘇的銀行求證和劉士余的關聯,大多數銀行均回復稱,未受到劉士餘的任何照顧。
關於劉士餘涉案的另一種說法,是他和南京銀行素有「債市一姐」之稱的戴娟被帶走調查一事有關。今年2月19日,南京銀行資產管理業務中心總經理戴娟被曝失聯,次日南京銀行發佈公告稱,戴娟同另外兩名公司管理人員因個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職。此後,南京銀行又以「戴娟等人並非上市公司高管,目前還達不到資訊披露的標準」為由,拒絕披露深層原因。據媒體披露,戴娟於2月15日被南京市紀委帶走協助調查。
據悉,戴娟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方興未艾的中國債市,是首批銀行間市場的債券交易者,無論從資歷還是從知名度上來看,均可稱得上南京銀行的「債市一姐」。值得注意的是,劉士餘在央行任職期間,是建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主要參與推動者之一。業內人士稱,劉士余與戴娟關係密切,戴娟被帶走後,可能說出了一些劉士餘的涉案線索。
另一條同劉士餘關係密切的線索則涉及5月主動投案的另一名高官——雲南省委原書記秦光榮。業內人士稱,秦光榮之子秦嶺曾任華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以及華融國際行政總裁。有消息稱,在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因涉嫌違紀被查半年後,2018年11月,秦嶺也被有關部門留置調查。
業內人士說,秦嶺在2011年2月至2015年10月曾任中國農業銀行全資附屬機構農銀國際行政總裁,這段經歷和曾任中國農業銀行黨委書記的劉士餘有一年的交集。而劉士余和賴小民的交集就更多了,兩人都曾在中國人民銀行任職多年,其中1998年至2002年間,二人均任職央行監督二司副司長,有4年的共事經歷。
劉士餘究竟涉及什麼案情,還有待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佈。業內人士認為,任職證監會時沒有經歷過指數熔斷機制的劉士餘,卻在離開金融系統後,經歷了自身的仕途「熔斷」,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是,劉士餘卸任證監會主席後,任職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這被外界視為從證監會主席這個「火山口」退下來後「平安落地」的標誌。劉士餘在5月13日還出席過接見外賓的活動,6天后就主動投案去了。
情理之中的是,今年1月11日至13日舉行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提出緊盯重大工程、重點領域、關鍵崗位,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部門和行業的監督,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同時近兩年來,反腐敗鬥爭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艾文禮、王鐵、秦光榮等中管幹部先後主動投案。
官方對劉士餘的通報,還將其稱為「同志」;「涉嫌違紀違法」的表述中,也沒有「嚴重」二字;他是「主動投案」,而不是「被查」;他是「配合」審查調查,而不是「接受」審查調查。當記者將這些措辭解釋給劉士余的老鄉們聽時,一名劉士餘童年的發小、家住興四村的老大爺說:「主動投案好啊,希望他還能回來,還能認識我,這裏還是他的家。」
(楊學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