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發生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起香港社會極大爭議並引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針對香港社會近期的現象，不少人分析了背景成因。有文章指出，香港的跌落凡塵是歷史的必然，其回歸之後因為各種原因，特別是政治爭拗，錯過了太多發展機會，有人因此怪政府、怪特首、怪李家、怪回歸。香港出現的現象，亦對本澳帶來一定的警示，澳門回歸20年以來，博彩業發展蓬勃，帶來了龐大的財政收入，卻令本地產業趨向單一，造成了經濟的不穩定性，扼殺了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空間等等問題，形成了發展困局。

香港黃金時代逝去的啟示

網上有篇文章，值得一讀。其大概內容如下：

香港的黃金時代，是49年-99年這黃金50年。但很多人不瞭解或者不願意去瞭解的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實際上與大陸息息相關。

1949年，大陸解放。來自上海等地的舊社會資本家大批湧入香港，為香港注入資本、勞動力，這是香港騰飛的基礎。50-60年代，西方開始封鎖中國。香港成為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香港成為大陸的另一個「廣州十三行」。60-70年代，日本、德國的產業開始轉移，香港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本基礎，承接了大量的產業轉移，香港的製造業基礎這就有了。70年代之後，大陸大批量引進西方成套技術設備，這些技術設備全部通過香港轉口，天量的轉口貿易和配套的金融體系，讓香港迎來了最為黃金的10年發展期，奠定了香港成為世界級港口和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基礎。

這50年，香港背靠大陸這個天量的需求腹地，是「唯一視窗」、是「製造業中心」、是「轉口貿易中心」、是「金融中心」，還是文化中心！香港的黃金50年，是大陸封閉落後的50年，內地的跌宕史，恰恰就是香港的發家史。這50年，大陸之不幸，塑造了香港之大幸。

但大陸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的世界秩序瞬間摧毀了。製造業先逃跑。從香港跑到了土地、人力、管理（環保）、稅費等各項成本更低的廣東、福建東南沿海。轉口貿易緊隨其後。中國加入WTO，上海、寧波、天津、廣州、大連等大型港口集體發力，全球來往貨櫃直接在內地靠岸。再然後是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崛起的背後是物流中心、是轉口貿易、是龐大大陸市場的唯一出口。但如今，物流中心分散了、轉口貿易轉移了，上海自貿區出現了……

文章指，香港不是沒有機會，而是錯過了太多機會。

千禧年交接，在製造業、轉口貿易出現轉移傾向之時，香港也曾提出若干個轉型計劃。1999年，董建華擬定「數碼港」計劃，要發展互聯網科技。我們站在那個節點，俯瞰世界，穀歌也就剛在加州的私家車庫裡誕生，遠沒上市，Facebook、推特的影子在哪還不知道；國內的阿裡、騰訊還都是10人的小團夥；馬雲還不是「爸爸」，還只是長相奇醜的小夥子。

當時的香港，軟件、技術、人才、資本，哪個方面不能秒殺大陸？結果，互聯網沒做起來，數碼港被搞成了房地產開發。

後來，董又提出「矽港」計劃。台積電出來的張汝京想在香港搞晶片製造，香港人以「炒地皮、炒樓價」的由頭堅決反對，又搞遊行。結果，上海把張汝京請走，在上海搞了個中芯國際。現在是中國最大、世界第四的晶片製造商。

再後來，董再次提出「中藥港」計劃。因為香港既有積澱深厚的科研體系，還有龐大的生物科研人員，最重要的還有全世界都認可的質檢體系。這就是產學研一體啊，多好的條件。但是，再次因為資本的短視，又沒搞起來。結果，河對岸的深圳出現了華大基因，又成為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科研企業。

99年到05年，如果香港抓住這三次機會，香港就是亞洲互聯網中心、晶片製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

那些年，香港去忙啥了？經濟脫實向虛，掉頭轉向「金融業、地產業、服務業」。把資本炒到天上，把房子炒成天價。所謂的自由金融貿易港，帶來了大量的熱錢過境，這些資本熱錢把經濟炒成了虛胖。階層接近固化，年輕人沒有出路，充滿戾氣。金融、地產這兩項，無論哪個都不是初入社會的年輕人能玩兒的，出頭無路、創業無門，年輕人就一股腦跑到大街上，把戾氣宣洩給曾經的「窮親戚」中國大陸。

文章以深圳的崛起，映襯香港的錯失。那些年香港錯過了互聯網、基因生物、智慧製造、轉運物流，都被河對岸的那個小漁村撿了起來。於是成就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企業——有市值近2800億美元，4萬名員工的互聯網企業騰訊；有營收5000億人民幣，17萬名員工的科技公司華為；有市值700億，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公司華大基因；有市值1700億，22萬名員工的汽車製造商比亞迪；還有市值3000億，擁有34萬名員工，14架貨機，16000台運輸車輛，12000個營業網點的巨無霸物流企業順豐速運……甚至在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深圳也在奮起直追，平安、萬科、招商……一個香港科技大學的畢業生，9年後把產品做到全球70%以上的份額，這家公司就是大疆。但這家公司在深圳，而不是在香港。

善用優勢突破澳門發展困局

幸運的是，澳門並沒像香港那樣經常出現激烈的社會爭拗事件，經濟發展較為順利。回歸以來，澳門這塊「彈丸之地」，不論是經濟總量、財政收入、生產總值或人均 GDP 均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回歸前的連續4年負增長，到回歸後的連年跨越式增長。1999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472.87億澳門元，到2013年本地生產總值已達4135億澳門元，增長將近10倍；2015年，澳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6%，財政收入增長超過9倍，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超過了13倍，失業率逐年下降至1.7%。如今，澳門人均GDP位列亞洲第二、世界第四；人均壽命高居世界經濟體第二位。

20年來，內地與澳門的經貿關係的發展是前所未有的，已經形成互利互惠、合作共贏、密不可分的經貿格局，內地是澳門最大的交易夥伴，澳門也是內地利用外資和出口的重要管道。中國的改革開放，讓澳門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澳門發展擴展了空間，令澳門成為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澳門回歸後15年經濟發生的翻天覆地變化，開始為澳門徹底擺脫高度依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培育內生的自主增長動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過去20年經濟超高速成長的拉動力主要是博彩業，而澳門博彩業至今為止仍然屬於由制度和政策支撐的非自主型產業。且兼具外資掌控的非植根性特點。也就是說，過去高度依附外來因素的發展路徑依賴慣性並未根除。在這種狀況下，博彩業持續的一業獨大與澳門培育自身內部的自主增長因素，建立澳門自主型經濟的終極目的是完全相悖的。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路徑，就只能通過經濟適度多元化來承擔。

有鑑於此，從長期的發展眼光看，通過經濟適度多元化，培育澳門的新興產業，並逐步替代現階段的博彩業成為新的龍頭產業，將是澳門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求解之道。從這個角度看，澳門可以是全球最大的博彩之都，但是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絕不可以是博彩業的「一業獨大」；博彩可以是澳門經濟中的一個因素，但絕不可以成為主宰未來澳門經濟長遠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近幾年的實踐表明，博彩業在澳門一業獨大的狀況並沒有改變，澳門邁向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的步履十分艱難。但這個事實並非證明澳門不具備產業多元發展的客觀空間，事實上澳門仍然有產業多元發展的巨大空間。澳門近年來嶄露的創業與創新苗頭，預示著整個地區的創業空間開始發育。從長遠看，更是本土新生代中小微企崛起的象徵。這股創業與創新的潮流，挾全球第三次產業革命席捲而來的新思維、新技術及新商業模式，結合澳門的傳統、文化、經濟自由開放等本土優勢，將會帶給澳門經濟與產業一個全新的格局。

回顧錯失有助尋找出路

澳門回歸前的400多年經濟發展進程中，因管治當局的政府政策、制度安排與企業策略從未在內部形成一股合力，去推動經濟的發展，也就無法通過創造與創新去提升競爭優勢，最終形成由外部變化主宰自己經濟命運的高度依附型經濟。2002年博彩業的制度性變遷所開始的澳門經濟發展新格局，到現在為止，僅僅是邁出第一步的序幕。如果澳門不能在未來的發展中，通過適度多元化的戰略，徹底改變過去100多年來缺乏內部自主增長的動力，和隨波逐流的特點，則不可能開創出全新的經濟發展階段。

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的時點上，澳門首要任務是推進產業適度多元發展，社會各界對此有了相當豐富的論述。如做大做強旅遊休閒產業，大力發展會展、娛樂業。要打好文化牌，文化多元是澳門最具魅力的名片，這裡有葡語、粵語、英語，有僑鄉僑情、有通達世界的通道，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高地。從歷史沉澱上來看，可以成為很好的旅遊資源。從功用的角度來看，可以成為內地到葡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的中轉站，可以成為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重要的專業技術培訓中心。要打好科創牌，目前國家已經設立了四個重點實驗室在此。自身在中醫藥、積體電路、生物醫藥等都有一定基礎，要利用好這些平臺，整合好國際國內創新資源，從科創產業中尋求活力。發展特色金融產業，主動參與收益相對穩定的產業基金類投資。可以發展船舶保險、遊艇租賃、健康保險等特色金融業務。做好健康牌，在藥品註冊、專利交易、國際貿易、產品研發方面有所作為。

澳門需要總結20年的發展經驗，吸取一些失誤造成錯失的教訓，未來才會找到更多的發展出路。一是重新審視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與本土企業的關係。尤其是要突出在經濟轉型中的主導型政府角色，參照臺灣、新加坡的做法，積極介入新產業的投資，創辦大型企業，以大帶小，形成新產業中大中小型企業的中衛關係，促進產業多元化發展。二是適度控制博彩業擴張的「度」。包括對博彩業在產業結構中比例的「度」之界定，以及真正落實博彩大型企業對澳門經濟多元發展的推動。更長遠看，則要提前做好2022年博彩制度的改革與推進預案，以促進澳門博彩業真正轉向市場競爭型產業。三是制定系統的適度多元發展產業政策，鼓勵中小微企全面參與其中。首先是做出產業優先發展的目錄，以及優先次序；其次則是系統性的鼓勵手段，以保證策略性產業的優先發展。同時，產業政策還應當包括政府具體的主導型角色。四是改善本地的發展環境，為增強中小微企競爭力提供平臺基礎。形成完善優良的基礎設施、優秀的人才儲備、產業的科技基礎、健全的市場環境、規範的法治建設、以及政府的政策與制度支撐，等等。